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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声良 今天开幕的《文明的回响》系列展览以敦煌为主题，有意思的是，去年岁末美国也掀起了一股敦煌热，全世界敦煌研究 者齐聚普林斯顿大学研讨敦煌文化，中国记者罗寄梅七十多年前拍摄的一组敦煌石窟旧照同期展出,引起不小轰动，这组拍摄于1943年的旧照,1949年后流 失到海外，国内很多敦煌研究者还是首次看到。 上世初敦煌莫高窟被发现，吸引了一批批外国探险家，其中伯希和（1908年）、奥登堡 （1914年）曾拍摄了不少敦煌旧照，不过，最系统和最完整的敦煌照片还是时任中央日报社摄影部主任的罗寄梅于1943年所拍。可惜的是，罗寄梅所拍摄的 近3000幅珍贵的敦煌旧照，并未留在国内，而是被带到美国，并被普林斯顿大学收购。但很长一段时间被束之高阁，其研究价值未被充分发现。随着最近几年 “敦煌热”的出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才决定与中国专家合作，全面整理罗寄梅拍摄的敦煌旧照片。有朝一日，这些未曾谋面的旧照片，或许能让我们全面地了解敦 煌的过去。 1 罗寄梅拍摄一年多时间 罗寄梅，湖南长沙人，1902年出生，黄埔六期学 员，1926年参加北伐，1929年北伐结束后，罗寄梅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文艺处任干事。1930年7月，罗寄梅与王平陵、左恭、钟天心、缪崇群、傅 述文、程方、聂绀弩等40余人在南京成立了中国文艺社，这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文艺社团，成员众多。因此机缘，罗寄梅与张大千、张善子、徐悲鸿、齐白石、 蒋碧薇、傅抱石、李可染、吴作人、黄苗子、郁风、潘玉良、叶浅予、郑振铎等众多文化名人维系着极好的友谊。1938年，罗寄梅到中央日报社任摄影部主任。 上 世纪四十年代初，由于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学术界开始重视对西北的考察，由当时的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等机构先后派出了考察组，到包括敦煌在内的西北地 区进行考察。向达、石璋如、劳斡、王子云等考古学、美术史等方面的专家相继来到敦煌进行考察，而著名画家张大千也在这个时期到敦煌进行壁画临摹。 1943 年，国民政府决定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对敦煌石窟进行保管和研究。作为筹备组的负责人，画家常书鸿先生为筹备研究所作了很多准备工作。其中一项计划就是要 对敦煌石窟中最有代表性的洞窟进行全面的拍摄存档。罗寄梅承担了这项拍摄任务。1943年，罗寄梅受聘为敦煌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偕夫人到敦煌从事摄影工 作，他们有计划地对石窟进行全面的拍摄。 那个年代，莫高窟没有电，洞窟里光线很差，罗寄梅是如何对洞窟内的壁画进行拍摄的呢？由于 莫高窟坐落在大泉河西岸，所有洞窟窟门都朝东，每天早晨，阳光照射到洞窟的正面，而在洞窟后壁往往终日见不到阳光，特别是有一些洞窟中央有中心塔柱，正好 把阳光挡住，周围的壁画也不容易看清。当时张大千等人在洞窟中作画，如果要画洞窟内部或者后壁的壁画，就只能点着蜡烛画画。据说由于张大千一行大规模在洞 窟中临摹壁画，致使敦煌县城所有蜡烛都被他们买光了。 而要拍摄壁画，用蜡烛光显然是不行的。罗寄梅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利用镜子把 太阳光反射到洞窟里，在洞窟内用白纸或白布第二次把光线反射到墙壁上。这样，在很多洞窟的后壁，本来是光线照不到的地方，罗寄梅也拍摄了十分成功的照片。 罗寄梅在中央日报社是专职摄影记者，他拥有那个年代最好的照相机，通过报社，他还可以得到较好的进口胶片。从拍摄到胶片的冲洗，照片的印制，都是罗寄梅夫 妇亲手操作的。白天在洞窟内拍摄，晚上就在自己布置的暗房里洗印照片。 在敦煌一年多，罗寄梅拍摄的范围涵盖了差不多莫高窟的所有洞 窟。一些重要洞窟，他不仅拍摄了全窟壁画的主要内容，还拍摄了很多壁画局部照片，如单个的菩萨、天王及供养人像，以及飞天、金刚力士等。如西魏第249 窟、隋代第427窟等窟，对四壁上部飞天进行单个连续拍摄，如北周第428窟、唐代的第217窟、五代的第61窟等窟，则是对全窟的每个部分都进行了拍 摄。当时罗寄梅是按张大千的编号进行记录的，现在经核对，他拍摄的内容涉及到莫高窟327个洞窟，以及榆林窟的21个洞窟。此外，罗寄梅还拍了不少反映莫 高窟、榆林窟的洞窟外景和周边环境的照片，包括当时敦煌县城的人物风情和月牙泉风光等。这些照片反映了敦煌石窟的主要内容，其系统性和完整性是以前伯希和 （1908年）、奥登堡（1914年）等外国探险家的照片无法相比的。 2 敦煌旧照流失海外 罗 寄梅完成拍照后就返回了重庆。不久，抗战胜利，国民党政府迁回南京，罗氏夫妇也到了南京。但时局并不稳定，没过几年，风雨飘摇的国民政府就开始迁往台湾， 罗氏夫妇也随之移居台湾。在台北，罗寄梅到了中国文化大学任教，而其夫人则在城里经营一个小小的书店。也许是因为在敦煌的经历使他们难以忘怀，书店取名为 “敦煌书局”。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小小一个台湾岛一下子拥入了大量的人口，当时的台湾经济十分困难，为了生计，罗氏夫妇又移居美国。 到 美国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史专家方闻先生得知罗寄梅有一批敦煌石窟的照片，便要求看一看。这一看，使方闻先生十分吃惊，他意识到这是一 批极其重要的学术资料。那个时代，中国内陆与欧美国家几乎没有交流，欧美学者要到敦煌实地进行考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这些敦煌石窟的照片就是最直接的敦煌 艺术资料，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方闻先生是中国艺术史的专家，他非常清楚敦煌艺术在中国艺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同时也看到了这批照 片的学术价值，就建议普林斯顿大学买下这批照片。通过他的努力，又得到罗克菲勒三世基金的赞助，1968年，普林斯顿大学购得了罗寄梅在敦煌石窟拍摄的全 部照片（但罗氏保留著作权），这些照片就存放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艺术与考古学系，作为师生们教学和研究的参考。此外，学校还聘用了罗夫人在校工作，以整理这 批照片。 普林斯顿大学得到敦煌石窟照片的消息不胫而走，引起了学术界相关人员的注意。日本学者秋山光和就专程到普林斯顿大学考察。 当他看到这样丰富的照片时，决定为他所在的东京大学也购置一份拷贝，以便日本学者研究。1970－1971年，东京大学文学部在得到了文部省特别研究补助 金之后，从罗氏夫妇处购得敦煌照片近2600幅，这批照片现存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罗寄梅在敦煌拍摄的近3000张照片，在当时可以说是最丰富最 全面的敦煌石窟资料。但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这批照片没有留在敦煌，没有能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广大学者们努力研究敦煌石窟之时发挥其应有作用。在后 来的半个多世纪的时光里，这些照片虽然在普林斯顿大学校内以及日本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由于始终未能公开出版，还是未能在艺术史界和敦煌学界得到普遍的利 用。而且，由于在罗寄梅拍摄照片之时，敦煌石窟的研究尚未展开，洞窟的年代，壁画的内容，绝大部分都未确定。罗寄梅夫妇在拍摄之时，虽然记了笔记，但也仅 仅是记下了所在的洞窟和方位。因此，这批多达3000张的照片虽然全部放在普林斯顿大学，但一般的师生面对这些照片，仍然不知为何物。 在美国，较早注意到这批敦煌石窟照片的学术价值的，就是艺术史专家方闻教授，他在有关中国绘画史的论文中引用了这些图片。近年来，方闻先生提出中国艺术史上“汉唐奇迹”的观念，其中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敦煌艺术的考察。 方 闻先生对世界范围内所存的中国古代绘画作品十分了解，他认为现存的所谓唐代和唐代以前的卷轴画作品，大多存在疑问。而敦煌壁画往往有确定的年代题记，而且 大量壁画构成的时代特征，通过考古研究也基本上解决了时代问题。因此，敦煌壁画在中国绘画史研究上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南北朝至唐代的壁画，正好补 充了中国绘画史的不足。有了敦煌石窟艺术，才使我们能够全面了解认识唐代艺术的辉煌，也才使我们真正感受到“汉唐奇迹”的意义。 东 京大学教授秋山光和，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发表文章，指出这批照片的学术价值。他认为罗氏照片的特色，不仅是对敦煌石窟拍摄得较全面，而且对窟内壁画的细部 也进行了细致的拍摄，特别是对伯希和的照片有很大的补充。实际上，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国外学者不能到敦煌实地考察，这批照片确实起过重要的参考作用，特 别是对于日本学者来说，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的敦煌石窟研究，恐怕除了法国探险家伯希和的图录外，罗氏照片就是最丰富的资料了。3 敦煌旧照将集结出版 到了本世纪初，普林斯顿大学酝酿出版罗寄梅拍摄的敦煌照片。但是，由于美国并没有熟悉敦煌石窟的专家，虽然也有一些美国学者对敦煌石窟的某些问题作过研究，但还没有谁能全面了解敦煌石窟。直到2008年，年近八旬的方闻教授专程到敦煌考察，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莫高窟。敦煌石窟艺术的精美与浩瀚广博使他非常震惊，他意识到必须请敦煌研究院的专家来协助工作，才能把罗寄梅的照片搞清楚。 经过与敦煌研究院的协商，2010年，敦煌研究院研究员被邀请到普林斯顿大学对敦煌照片进行全面整理。经过半年的努力，每张照片的内容、所在洞窟及位置、壁画的时代等等都清楚地呈现出来。 现在普林斯顿大学收藏的敦煌旧照共3000余幅，其中有部分照片是同一底片扩印出不同的局部，因此，当时拍摄的底片应该只有2000多张。这些照片涉及的内容有几个方面：一、敦煌莫高窟300多个洞窟内容。这些洞窟也涵盖了莫高窟各个时代的代表性洞窟，对于一些重要洞窟拍摄十分全面，如第249窟、254窟几乎每个壁面都拍摄下来。对一些特别的壁画内容也拍了很多特写。二、榆林窟20多个洞窟的内容。三、莫高窟、榆林窟的洞窟外景和周边环境，这些风景照片现在看来很有意义。因为七十多年来敦煌石窟周边环境已有很多改变。四、敦煌城内人物风情及月牙泉风光。七十多年前的敦煌小城以及普通百姓的面貌，也同样是珍贵的历史留影。 罗寄梅拍摄3000多幅老照片，对敦煌石窟的外貌的记录，留下了今天无法看到的历史状况；对部分洞窟内部的记录，也使今天的敦煌研究者看到同一洞窟在数十年间的变化；后来因各种原因被毁坏了的壁画，也能通过旧照得以一窥究竟。通过这些年中美两国学者的共同努力，普林斯顿大学将全部出版罗寄梅拍摄的敦煌石窟照片，相信不久的将来，这批照片将发挥其历史档案的作用，对世界范围内的敦煌学研究及相关学科的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 补白 曾经的“敦煌大盗” 自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五月，道士王圆禄因偶然机会发现了莫高窟藏经洞（今17窟）后，自1907年开始，先后有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俄国人奥登堡、美国人华尔纳、日本人吉川小一郎，橘瑞超等相继来到敦煌，以蒙骗手段，用极低的价格从王道士“购得”藏经洞的文书及珍贵文物。 斯坦因（1862-1943） 英国探险家，原籍匈牙利，生于布达佩斯一个犹太家庭。1907年3月12日，斯坦因到达敦煌，他是第一个来敦煌藏经洞的外国人。到了敦煌，得知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事，让他兴奋不已。几经周折，斯坦因用很少的几块银圆换取了满满24箱写本和5箱经过仔细包扎好的绢画或刺绣等艺术品，它们经过1年零6个月的长途运输，于1909年1月完整地抵达伦敦，入藏英国博物馆。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了莫高窟，斯坦因一共买下了约5大箱六百余卷经书。他带走的文书、绢画因保存完好著称。 伯希和（1878－1945） 法兰西远东学院汉学教授。他是第二个进入藏经洞的外国人。1908年2月12日，伯希和来到莫高窟，由于藏经洞的门紧锁着，伯希和对所有洞窟进行编号、测量、拍照和抄录各种文字题记，这是有史以来莫高窟第一次的全面而详细的考察活动，也是首次大规模拍照。3月3日，伯希和进入藏经洞，有着良好汉学基础的他，面对着这数万件珍贵文献，立刻盘算了一番，然后下决心把它们全部翻阅一遍。他以每天1000卷的速度翻阅，在藏经洞里足足呆了三个星期，最后挑选出几千卷精华偷运往巴黎。 奥登堡（1863一1934） 俄国探险家。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教授，1914年8月20日到达千佛洞，首次绘制了莫高窟南北二区的崖面平面图。1915年初带走了千佛洞测绘的443个洞窟的平剖面图、拍摄了2000多张照片，并剥走了一些壁画，拿走了几十身彩塑，同时也带走了莫高窟南北二区洞窟中清理发掘出来的各类文物，加上在当地收购的文物，装满了几大车。 华尔纳（1881-1955） 美国探险家。1903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06年留学日本，专攻佛教美术。1924年1月华尔纳到敦煌莫高窟，此时藏经洞中的国之重宝早已瓜分得一干二净。在经过参观考察之后，他决定进行壁画剥离和彩塑的搬迁方式，进行文物盗劫。当时他用特制的胶布，用涂有黏着剂的胶布片敷于壁画表层，剥离莫高窟第335、321、329、323、320等窟的唐代壁画精品壁画26块。他在揭取壁画时采取的这种方式极其简单、原始、拙劣而粗暴，导致壁画受到摧残，今天走进一些洞窟仍感是触目惊心。 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 1912年1月26日，由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组成的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到达敦煌。他们从王道士及其他途径获取了一些藏经洞的文书及部分碑文拓片。吉川小一郎日记中记载，他们于“10月23日将洞窟中两尊做工精巧、损伤也少的佛像，和僧人交涉之后买下了。”大谷探险队近似于私人性质，成员并非学者，对考古学也不甚了解，很大程度上以盗宝为目的，对古迹、文物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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