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 “罗氏档案”的起源 1943-1944年，时任国民政府中央通讯社摄影部主任的罗寄梅，受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的前身）的常书鸿先生邀请，为筹备中的研究所拍摄记录敦煌石窟的现状。  罗寄梅 罗寄梅（1902-1987），湖南长沙人，我国早期著名摄影家。1926年参加北伐，为黄埔军校第六期学员，1932年进入国民政府中央通讯社，1938年升任摄影部主任。与同时代文人、艺术家交游广泛，包括张大千、徐悲鸿、傅抱石、齐白石、李可染、郑振铎等。 20世纪30至40年代，正值民族救亡的关键时刻，敦煌文物在20世纪初的大量流失也唤起了学者与艺术家们的强烈警觉。1930年，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写到“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正是在世界范围内的“敦煌热”和中华民族国粹保存的气运中，罗寄梅和夫人刘先一起踏上了西行拍摄的道路。 在敦煌工作中的罗氏夫妇留影 罗氏夫妇为敦煌之行准备充分，为保留取景的自由度、兼顾全景与细部拍摄，他们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摄影技术和设备，既在镜头中立体式收入了洞窟外景和洞内格局，也对特定佛像、题记文字和壁画的细节进行了清晰记录。这些清晰的记录为后人了解敦煌原貌留下了宝贵的线索。例如，一些敦煌壁画表、里层的壁画在40年代被剥离，如今已难见其踪，但仍可在罗寄梅的敦煌摄影中一窥全貌，甚至线描的力度折转都清晰可见。 为最大限度地重现真实视觉效果和敦煌全貌，罗寄梅采用了专业而别出心裁的摄影作业方式。以中唐时期开凿的158窟为例，罗寄梅使用了三种技术参数不同的摄影设备，在此拍摄共使用底片30余张。 由于洞窟中最重要的涅槃佛体量庞大，难以在洞口处将其身长拍摄完整，罗寄梅手持莱卡相机从多个角度取景，展示出洞窟内的空间结构和墙面的壁画。为了获取最佳的视觉效果，他甚至爬到了洞窟的西北角站在卧佛的脚底，从而将洞窟口的位置和外面照进的阳光也纳入了他的取景框。   罗氏档案照片，1943-44 同样是在158窟，伯希和的摄影师 Charles Nouette (1869-1910) 因为难以拍摄完整侧卧的涅槃佛，而将镜头聚焦在了其身后的壁画上。在伯希和1920年出版的《敦煌石窟》图集中可以看到，Nouette的两张照片都只拍摄到了佛脚的一部分和上方的壁画。 Charles Nouette在莫高窟158窟拍摄的照片 02 “罗氏档案”中的影像特征与研究价值 例如，拍摄第251窟的时候，罗寄梅选择了非中心的角度，使得中心柱龛之深与平面墙之平形成对比，成功地凸显石窟的深度。 莫高窟第251 窟中心柱 而对于盛唐时期的第320窟，如果正对塑像和壁画拍摄，则可能由于光线不佳致使佛像面部细节模糊不清，如奥登堡团队的探险家兼摄影师 Samuil Dudin (1863-1929) 所摄示例。罗寄梅则通过使用镜子和白布补充光源，采用侧面拍摄的角度，让佛像的五官轮廓得以清晰的呈现。这些做法体现出了罗寄梅作为摄影艺术家在摄影实践中的创新追求，也说明他对于空间结构和立体感的重视。  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莫高窟320窟，西壁龛内佛像，盛唐 罗氏档案照片，1943-44 莫高窟外景，华尔纳探险队，1924年
03 从“罗氏档案”到《观象敦煌》 方闻先生在其论文《汉唐奇迹在敦煌》中写到“罗氏档案”的重要性，指出主编经崇仪教授对这一系列照片进行的排序和编年工作，为学者们提供了“视觉结构的序列”，即“罗樾所称的'可靠的视觉次序’”。而这一“视觉次序”的建立正是得益于罗氏档案的系统性和全面性，从洞窟细部，到整体装饰与建筑，延伸到洞窟群都有很成体系的记录。 这种系统性也意味着出版“罗氏档案”已经超越了普通图集出版的范畴，而是跨越敦煌学、艺术、和历史等领域的一个学术工程。当时由于美国并没有熟悉敦煌石窟的专家，虽有些许美国学者对敦煌石窟做过某些研究，但还没有能全面了解石窟细节的人选。因此，半个世纪以来，“罗氏档案”始终藏于普林斯顿大学，并未公开出版。 直到2008年，在年近八旬的方闻教授专程到敦煌考察之后，普林斯顿大学唐氏东亚艺术研究中心终于计划整理出版“罗氏档案”照片集，邀请赵声良等敦煌研究的专家学者对3000多张照片里所拍摄的石窟和壁画进行系统性地整理、标注、和阐释。据赵声良统计，罗氏的照片几乎囊括了在当时能进入的所有洞窟。 这种大量、系统的拍摄，加之罗寄梅对取景方位的记录，既有洞窟内外部全貌，又有局部细节特写，让一张张黑白照片不再只是记忆的“碎片”。它们给予观者形成如在洞窟游走观看的空间感，提醒人们敦煌是一个回荡着鲜活文化记忆的场所，先人曾在那里礼佛、冥想、修禅、抄经、绘画等等，也打开了更为多样的研究可能性。 自2011年起，普林斯顿大学唐氏东亚艺术研究中心还开始组织 “罗氏档案与敦煌”系列研讨会，邀请全球敦煌学者共同讨论“罗氏档案”的构成及相关学术议题。历经13年，来自多家学术研究机构的数十位研究敦煌学、历史、艺术与建筑的中外学者共同参与了编辑，最终凝结成为九卷本《观象敦煌》，于2021年6月正式出版，同年9月在中国首发。 04 “罗氏档案”与敦煌研究的多元视角 这些文章充分运用罗氏档案照片，从以下三个角度展开了对敦煌的探讨：敦煌作为历史档案，敦煌作为在地遗址，以及敦煌作为艺术和艺术史。涉及内容包括莫高窟和榆林窟洞窟的筑造结构、几个世纪的风格发展演变、佛教教义的转变、以及政治和赞助模式的转变，为今后的敦煌学研究提供了前沿思路。 开篇的四篇文章重点讨论作为历史档案的敦煌，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二十世纪的考察和摄影对于了解敦煌的意义。第一篇文章由经崇仪和柯伟勤（Richard K. Kent）撰写，分析了罗寄梅的职业摄影生涯，将罗氏档案中1940年代的照片置于探险与艺术摄影的语境中予以讨论。在第二篇文章中，Maria L. Menshikova 通过研究奥登堡1914-15年的敦煌考察，介绍了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馆藏的敦煌资料。而赵声良通过比较石窟的现状和罗氏档案中的照片，讨论了罗氏档案的意义和价值。最后，韦陀（Roderick Whitfield）联系佛教艺术研究与罗氏档案，阐释了影像资料如何加深我们对于遗迹的理解。 第二组文章分析作为场所的敦煌。刘怡玮思考了莫高窟洞窟群中包含的创始神话和周围土地的关系，并特意考察了如何从外部观看莫高窟的建筑布局。相比之下，林伟正关注的是洞窟营造，强调的是内部空间。而 Agnew 讨论了莫高窟保护工作中存在的机遇与挑战。 最后一节收有三篇关于敦煌艺术及其研究史的论文作结。朱安耐（Annette Juliano）和胡隽分别从一个特定的主题或石窟切入进行深入的研究。朱安耐追溯了皇权、织物和皇位的发展脉络，胡隽则探讨了420号洞窟中叙事、建筑和图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分别展示了如何把一个单独的洞窟或形式母题扩展成一篇细节丰富的艺术史研究专文。谢柏轲（Jerome Silbergeld）则将具体专题放眼于一种广义的历史性论述为本卷作结，从而归结到敦煌及敦煌学研究对于中国艺术史的丰富贡献上。 这套文集集中呈现了敦煌研究的博大精深，以及“罗氏档案”带来的研究机遇。三组论文的主题和方法各不相同，每篇文章既可以被视为独立的研究，又互为补充。莫高窟和榆林窟洞窟的密集程度、几个世纪以来风格的发展、佛教教义的转变、以及政治和赞助模式的转变——这些都为今后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无尽的材料支撑。 序言、致谢 / 7 撰文学者 / 9 年表 / 10 地图 / 14 引言 / 17 经崇仪（Dora C.Y. Ching） 敦煌作为历史档案 罗氏档案在民国时期文献记录、探险考察和艺术摄影领域中的地位 / 23 经崇仪（Dora C.Y. Ching）& 柯伟勤（Richard K. Kent） 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敦煌藏品 / 69 Maria L. Menshikova 罗氏档案的重要意义 / 89 赵声良 敦煌与罗氏档案中的佛教艺术 / 115 韦陀（Roderick Whitfield） 敦煌作为在地遗址：建筑与环境 “月之暗面”的建筑和地点：莫高窟与三危山 / 149 刘怡玮（Cary Y. Liu） 在观象敦煌里，“建筑”做了什么？/ 191 林伟正（Wei-Cheng Lin） 保护莫高窟：敦煌研究院与盖蒂保护研究所长达30年的合作 / 213 Neville Agnew 敦煌作为艺术和艺术史 再思早期的敦煌石窟：纺织品、皇位与皇冠 / 237 朱安耐（Annette Juliano） 莫高窟420窟中的叙事、建筑和形象 / 265 胡隽（Jun Hu） 敦煌对中国艺术史的贡献：一个史学的探询 / 287 谢柏轲（Jerome Silbergeld） 参考文献 / 355 索引-词汇表 / 373 图片归属 / 397 05 “观象敦煌”重磅论坛预告
敦煌“罗氏档案”的整理与使用 11月30日，20:30（北京时间） 主持编纂整理工作的普林斯顿大学唐氏东亚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经崇仪将介绍这一项目的整体情况。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荣休教授 Roderick Whitfield（韦陀）将根据“罗氏档案”再现莫高窟的历史变化，并探讨“罗氏档案”的美学特征。敦煌研究院副研究员孙志军将从摄影视角出发，分析罗寄梅对洞窟空间的把握。 国际视野下的敦煌学： 作为史料的敦煌与作为空间的敦煌 12月6日，20:30（北京时间） 芝加哥大学艺术史系副教授林伟正将探讨敦煌石窟的内部空间构造，及其学术价值。俄罗斯冬宫博物馆东方部高级研究员Maria L. Menshikova将介绍俄罗斯所藏敦煌史料及其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1] 車守同. 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的時代背景與史事日記[D].华东师范大学,2013. [2] 经崇仪,王平先（译）.照片档案遗产:敦煌、探险摄影与罗氏档案[J].敦煌研究,2017(02):48-55. [3]经崇仪(编),Visualizing Dunhuang: Seeing, Studying, and Conserving the Caves 序言部分，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1(06)：17-19（译稿来自佳作书局） [4] 秋山光和,刘永增.敦煌壁画研究新资料——罗寄梅氏拍摄的照片及福格、赫尔米达什两美术馆所藏壁画残片探讨[J].敦煌研究,1982(01):181-195. [5] 孙志军.1907—1949年的莫高窟摄影[J].敦煌研究,2017(02):35-47. [6] 赵声良.罗寄梅拍摄敦煌石窟照片的意义[J].敦煌研究,2014(03):79-91. [7] Visualizing Dunhuang: The Lo Archive Photographs of the Mogao and Yulin Caves [8] 普林斯顿唐氏东亚艺术研究中心官网：https://tang./workshops/lo-archive-project-and-dunhuang-04142011 [9]方闻《汉唐奇迹在敦煌》，《中国艺术史九讲》，上海书画出版社，2016年，第110-127页. ***文中配图均来源于PUP官网和《观象敦煌》系列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