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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格莱德，位于塞尔维亚北部萨瓦河和多瑙河汇合处，也是潘诺尼亚平原和巴尔干半岛的相遇处，是仅次于伊斯坦布尔、雅典和布加勒斯特的巴尔干半岛第四大城市。 就是在这座历史文化之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伊沃·安德里奇（1961年）写下了他的大部分作品包括《德里纳河大桥》。来自贝尔格莱德的其他著名作家还有布拉尼斯拉夫·努希奇、米洛什·茨尔年斯基、鲍里斯拉夫·佩基奇、米洛拉德·帕维奇和梅沙·塞利莫维奇。 今天，我们分享来自著名作家陈丹燕老师的一篇文章《贝尔格莱德读书记（上）》。陈丹燕老师以自己的亲身体验，为我们讲述了她看到的贝尔格莱德，读到的那些来自贝尔格莱德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感谢陈丹燕老师以及本文首发媒体《北京晚报》授权转发。 贝尔格莱德读书记 《哈扎尔辞典》地理阅读笔记（上） 文｜陈丹燕 原发于｜北京晚报 - 声明：感谢允许转发，转载先请私信联系 - 贝尔格莱德： 与两位作家有关的城市 很多的异域城市让我们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影像与文字，陌生的是隐在之后的历史。比如贝尔格莱德。作家陈丹燕给人的感觉是一直在路上，新年年初，她发来一组《贝尔格莱德读书记》，用文学地理的方式，带领我们接近这座城市，以及有关的历史与现实。 读这篇文章，我们需要预习下两位作家。一个是1961年诺奖得主伊沃·安德里奇（I892-1975），一个是《哈扎尔辞典》的作者米洛拉德·帕维奇。伊沃·安德里奇，南斯拉夫小说家，生于特拉夫尼克的一个手工工人家庭，童年在波斯尼亚的维舍格列城度过，故乡大桥的种种传说和故事在他心灵深处播下文学种子。1914年，他由于参加民族解放运动，曾被奥匈帝国监禁。从上世纪20年代起，他数度出任南斯拉夫驻外使节。德国法西斯侵占南斯拉夫以后，他隐居在贝尔格莱德，从事写作。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他发表了长篇小说《德里纳河上的桥》、《特拉夫尼克纪事》和《萨拉热窝女人》，并称为“波斯尼亚三部曲”。他描绘了南斯拉夫四百年的历史画卷，表现了南斯拉夫人民在苦难中可贵的斗争精神。 米洛拉德·帕维奇（1929-2009），塞尔维亚著名作家、诗人、历史学家。他最著名的小说《哈扎尔辞典》被公认为是一部奇书，并开创了辞典小说的先河，小说内容纷繁复杂，古代与现代、幻想与实现、梦与非梦盘根错节地缠绕在一起，扑朔迷离地描述了哈扎尔这个民族在中世纪突然从世界上消失之谜。 作为城市，贝尔格莱德历史悠久。作为现实中的存在，它所经历的变迁，也可说是意味丰富。被认为是巴尔干火药桶上的开关的这座城市，蕴含了当代世界和平与战争的折叠信息，需要我们一层层打开。因本文篇幅较长，“人文版”将分两次刊出，并尽量保证每一期内容的独立完整性。——编者 真正的白昼熄灭了，是被过去与未来这两个永恒吹灭的 “他（饱学之士，十七世纪的塞尔维亚军官勃朗科维奇）明白了人类大大延误了打开自己的昨天和明天的时间，竟在人类出现后的亿万斯年之后才去打开，先是打开明天，然后是昨天。当真正的白昼熄灭于暮色之中时，他用一个永远的夜打开了明天和昨天。今天的白昼紧紧夹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已濒于断裂，可在那天夜里，过去与未来膨胀到了几乎要相连的地步。此时此刻也和那天夜里一样。真正的白昼熄灭了，是被过去与未来这两个永恒吹灭的。”（《哈扎尔辞典》P273） 贝尔格莱德在凌晨时分竟然非常安静。 我坐在莫斯科大饭店楼上客房的宽大窗台上俯瞰楼下的街道，1860年纪念塞尔维亚公国再次宣告的纪念碑喷泉在凌晨发出哗哗的流水声。十九世纪的塞尔维亚公国其实好小，疆土也就是现在的贝尔格莱德这么大而已，但对14世纪科索沃之战后失去王国五百年的塞尔维亚人来说却意义重大。 啪哒啪哒，这是奥斯曼军队在战争古道上的行进声。 咚哒咚哒，这是奥斯曼军乐的鼓声和喇叭声。 哆来咪，哆来咪，哆来咪来哆西拉西哆来，这是维也纳的莫扎特写的《土耳其进行曲》，一团天真，他戴着白羊毛做的巴洛克假头套，完全不懂巴尔干。1860年代，奥斯曼帝国式微，战败，终于撤出塞尔维亚公国。可是，奥匈帝国又来了。奥匈帝国的兵士直接占领斯特凡·拉扎列维奇公爵的修道院，在他的湿壁画肖像旁，用小刀刻下自己的名字佛朗茨·沙烈斯科维奇，和他的地址，如今这个叫普莱斯帕克的，是位于捷克境内的一座小城。 这里真是巴尔干火药桶上的开关，巴尔干之钥。 来贝尔格莱德以前，我准备好应对久经战火的地方，可遇见的却是一团黎明前深重的宁静。 又长又宽的黄色电车从一团漆黑的宽阔大街深处浮现出来，灯火通明地停靠在楼下莫斯科咖啡馆门前，在明亮的车窗前，有零星的乘客一动不动望着窗外，能隐约看到他们被浅色的头发环绕的面孔，男人长着一个结实多肉的斯拉夫大下巴。那些脸和肩膀，水滴般倒映着平静与忍耐，这就是我第一眼看到的塞尔维亚人的样子。 这安静之处到底还是1999年被美军战机轰炸了七十八个夜晚的城市吗？还不算1941年为使贝尔格莱德投降，德国空军在此实施的轰炸，那次将萨瓦河边的国家图书馆炸成大洞，里面的塞尔维亚档案悉数尽毁。以及1944年，为赶走德军，英军飞机对贝尔格莱德实施的轰炸。这次轰炸选在了复活节，炸毁了一辆正在行进中的火车，死亡的人数甚至超过了德军几年前的轰炸。因此，在我的印象里，这是个空中时不时要落下炸弹的城市，可它迎头给了我一个宁静的深夜，令我惊奇。 有个穿深色外套的男人从车上下来，无声地跳上街道边上的月台。这个人让我想起卡拉季奇。 2008年前塞尔维亚总统卡拉季奇也是在贝尔格莱德的一个公交站上被捕的。他现身时，原先额上一大把灰色的头发已然全白，在头顶上扎成一个发髻。他留着一把雪白的大胡子。据说他瘦削专注，与世无争的样子，就像从摩拉瓦河谷那些古老修道院里来贝尔格莱德办事的东正教修士。海牙国际法庭指认卡拉季奇为屠杀波斯尼亚7500名回教徒的战争罪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力图阻止波斯尼亚独立而血洗萨拉热窝，犯下了欧洲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最严重的战争罪行。自1995年以来，他一直作为塞尔维亚头号战争罪犯被通缉。 被通缉的十三年里，卡拉季奇却并未离开贝尔格莱德。他甚至成为塞尔维亚语诗人和贝尔格莱德的执业精神科医生，他也一直生活在73路公共汽车沿线的新城区。隐居的这些年，他出版诗集，为病人看病，甚至他还是贝尔格莱德的精神卫生杂志《健康生活》的长期作者。1999年，他与人们一起经历北约对塞尔维亚各地的大轰炸，那次，塞尔维亚再次失去了科索沃。 电车站前的地面上用黄色油漆划出公交专用线，写着大大的英文：BUS。和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大道上的汽车站地面一模一样。 贝尔格莱德深夜的公共汽车站 这真是神奇的地方。 在黎明，我出门，沿着大坡往下走，路过巴尔干饭店，路过安德里奇先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写大桥三部曲的普莱茨伦大街7号，路过金色马哈鱼咖啡馆，它曾是1914年穷困的塞族少年普林西普得到暗杀费迪南大公夫妇用的手枪和炸弹之处，它在贝尔格莱德的多次轰炸中奇迹般地保留了下来，隔着玻璃窗，还能看到当年自由波斯尼亚读书小组的少年们玩台球的地方，如今还放着台球桌，好像奇迹一样。 然后，我见到了黎明前的大桥。这就是1999年为了阻止美军飞机炸毁这座大桥，贝尔格莱德市民拖家带口日夜站在桥上，穿上印着靶心标志的统一T恤，这才保留下来的桥。桥的四周如今画满了涂鸦，显示着一种愤怒而诗意的无政府状态，走上大桥时我看到路灯勉强照亮的咖啡馆墙上，画着快乐地骑在各种脚踏车上风驰电掣的人们。然后我看到贝尔格莱德老塞族隔都，这是奥斯曼统治贝尔格莱德时强迫塞族人集中居住的老城，磨得异常光滑的鹅卵石街道，被晨露打湿，闪烁着坚硬的微光，那里如今是老城最有诗意的地方，充满了铺天盖地的涂鸦和手写的诗歌，以及愤怒的咒骂。我看见了1944年被炸毁的国家图书馆坍塌的院落，以及从那里长出来的大树。然后看见一辆绿色的有轨电车缓缓穿过远处的街道，那是1999年轰炸后，由巴塞尔市政府捐赠给贝尔格莱德市的老式有轨电车，巴塞尔的电车已经更新成子弹头式的了。 然后，我走上了如今空无一人的大桥，我独自站在了大桥的中央，想象自己身穿一件印有靶心的T恤，赴汤蹈火奔赴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微小裂隙，那是帕维奇在1982年时就点出来的真实的现在。 贝尔格莱德的三尊青铜像 “此时，康斯坦丁（发明了塞尔维亚基里尔文字的圣人基里尔）察觉到他脸上的第四条皱纹出现了：威尼斯皱纹，这条皱纹加上萨马拉皱纹、哈扎尔皱纹和斯拉夫皱纹，它们纵横交错地分布在他的脸上，好似四张网撒向同一条鱼。”（《哈扎尔辞典》P62） 从1860纪念碑那里，我回头望了一眼莫斯科大饭店。咖啡馆的大玻璃窗里透露出金碧辉煌的天花板上捷克水晶吊灯沉重的光芒。那里是晚年的依沃·安德里奇先生每天下午都去的地方。说起来，他也是在萨拉热窝长大的，和卡拉季奇一样。 不过安德里奇先生晚年生活在一个巴尔干难得安宁的时代。1860纪念碑旁边的莫斯科咖啡馆是他生活中的最爱。他常常去那里喝些不加奶的土耳其咖啡，再用一杯白水冲干净嘴里的咖啡渣。那款咖啡是莫斯科咖啡馆的招牌咖啡，又烫又黑又浓烈，却与意大利的浓缩咖啡口味截然不同。 安德里奇少年时与在1914年刺杀费迪南大公夫妇的普林西普一样，都是“青年波斯尼亚”激进的读书小组的成员，他甚至也是普林西普在萨拉热窝时的私人朋友。少年时代，安德里奇已经显露了写作的才能，他还为普林西普写的诗歌提过意见，鼓励他继续写作。 刺杀案发后，受到普林西普牵连被捕的有二十多个人，“都是十九岁甚至更小的男学生”，安德里奇也被捕和关押。只是他在1917年被释放，得以到奥地利和波兰继续学业。上世纪四十年代德国侵入贝尔格莱德，安德里奇隐居在老城区的一幢如今刷成淡黄色的老公寓里，在两次大轰炸之间的四年时间里，写出日后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波斯尼亚三部曲。甚至因为他的小说，他家乡那座四百多年的土耳其石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在如今总统府旁边的绿地里，竖立着他晚年在大街上低头散步的青铜雕像，他功成名就。但在此不远的地方，两条大街交会处的小街心花园里，竖立着普林西普的青铜雕像，十七岁的塞族少年茫然望着前方，他甚至高中都没能毕业，他被人称为世界上第一个恐怖主义者，也被人称为塞族的英雄。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安德里奇在写作时常去街对面的一家小餐馆吃饭，那家小馆子如今还保留着当年的深褐色护壁板，护壁板上方镶嵌着镜子，安装着黄铜衣钩。而以一己之子弹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羞涩沉默的少年普林西普有时也去这个小餐馆，他只能吃最便宜的食物，甚至他常常饿肚子。金色马哈鱼咖啡馆就在安德里奇公寓的斜对面，1914年6月，初夏到来的时候，普林西普和他的两个同学拿到了手枪、子弹和炸弹。送枪来的军人问瘦小的普林西普，能否真的会打枪，能否真的行刺杀，他只说：“是的，我能。”而安德里奇日后说，他赞同暗杀行为，只是他自己不能杀人。 在贝尔格莱德老城区，有两座青铜雕像，一尊是安德里奇，另一尊是普林西普，两个曾经是同一塞族少年读书小组的成员。 贝尔格莱德老城区的安德里奇青铜雕像 说起来，我是为了细读帕维奇的长篇小说《哈扎尔辞典》而来，却庆幸自己住在莫斯科大饭店里，在这里找到了与安德里奇一生的地理连接。想起来，安德里奇与晚一辈的帕维奇，从富有十九世纪余韵的现实主义小说，到二十世纪最出色的现代主义小说，真是对巴尔干故事描绘里最完美的过渡了。 在晚年的安宁里，安德里奇先生在莫斯科咖啡馆里阅读，会见前来访问他的苏联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们，直至吃过晚饭，才走回家去。莫斯科大饭店带有强烈的维也纳新艺术风格，是贝尔格莱德负有盛名的饭店，整个南斯拉夫都曾经以去莫斯科大饭店喝咖啡为生活中隆重的事情。那时正是南斯拉夫鼎盛之时，铁托还健在，南斯拉夫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联盟国家，正昌盛强大，幅员辽阔，是华约成员国里最富庶的，也是最自由的。他本人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卸任外交官后，他过着受人尊敬的生活。莫斯科大饭店有种细长的面包棍很可口，与其说它像法国长棍面包的口味，不如说它更令人想起斯拉夫口味，洋溢着朴素的麦香。那里的火腿也与欧洲东部加大蒜的萨拉米肉肠不同，更为细长结实，令人想起奥斯曼骑兵的食物。如今塞尔维亚各地，人们习惯了土耳其食物的口味，面包的形状和咖啡的口味，特别是土耳其口味的新鲜奶皮，它喷香柔滑，令面包成为难忘的美味。离开土耳其之后，我也只有在塞尔维亚吃到了这样好东西。 这时，奥斯曼再也不是南斯拉夫的威胁，甚至科索沃也回来了。历史上的交战成为如今融合而多元的风貌。听说安德里奇喜欢吃莫斯科饭店咖啡馆里做的一种叫“一片德国”的蛋糕，这与他早年在德语地区求学的经历有关。如今想来，安德里奇生活的那个“当下”真是幸运的当下，不论是与他少年时代的朋友普林西普相比，还是与他下一辈的作家帕维奇相比。 帕维奇则更喜欢仰面躺在床上写作，与安德里奇的时代不同，帕维奇经历了强大的南斯拉夫终于再次崩溃的过程。贝尔格莱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院落里，还有一家咖啡馆，散漫地放着木头桌椅，墙上挂着黑板，只在墙角安放着一座希腊年轻男子的石像，大卫式的胸肌，谛听般微微侧着俊美的面庞。在房间的另一边角落，安放着另一座年轻女子站立的躯体雕像，苗条的裸体微微扭动了腰肢，好像一句承诺。这应该就是帕维奇先生常去的那家。 他的办公室就在大学建筑的楼上，长期以来他都是贝尔格莱德大学的哲学教授，研究巴洛克时代的哲学。他同时创作文学作品、小说、历史故事、诗歌和剧本，但直到安德里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六年后，帕维奇才得以发表第一部诗集《羊皮纸》。与安德里奇不一样，帕维奇轻轻放过了与奥斯曼的各种纠葛，轻盈地将自己连接在奥斯曼还在孔亚附近征战的年代：东罗马帝国的时代，甚至更早的罗马帝国时代。公元前的贝尔加蒙王国文明灿烂，诞生了与古埃及的莎草纸相应的羊皮纸。 世界这样丰美，要不是为了帕维奇的长篇小说《哈扎尔辞典》，也许我不会来贝尔格莱德。1982年，帕维奇从诺维萨德大学哲学系系主任的职位上离开，来到他当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贝尔格莱德大学担任教授，带着写到一半的《哈扎尔辞典》，回到他出生的城市。那时，南斯拉夫时局开始动荡，联盟分裂的阴影越来越浓。1983年，《哈扎尔辞典》在离大学只有一个街口的PROSVETA出版社出版在即，帕维奇去到书店楼上的编辑部看最后的校样，现在他工作时用的房间还在原处，他摊开校样的桌子也在原处。那里还竖立了一帧小油画，画的是安德里奇作为出版社编辑委员会主席，在此开会时的情形。最新一任总编辑米兰科维奇曾与安德里奇同住在一条街上，从小看着他在树影里缓缓走去莫斯科咖啡馆吃点心，却从不敢招呼这个名人。 这两个南斯拉夫最重要的作家生活在最近一次巴尔干的起伏之中。与安德里奇相比，帕维奇对塞尔维亚历史与现状的看法要丰富和含混许多，我想这正是帕维奇不得不采用迷宫式结构和超现实写法的出发点。安德里奇写奥斯曼血贡制度下，那些塞尔维亚青年深刻的身份危机，这也是一种历史带来的绝境。但比起安德里奇描绘的绝境，帕维奇对塞尔维亚历史的认知要更复杂，更悲哀，更独立无援。 一战纪念海报，刺客普林西普的肖像 在世界各地都纪念一战一百年时，只有在离贝尔格莱德大学不远处的书店里，用这位年轻刺客的肖像海报来纪念这场战争。一种遗世独立但渊源深厚的是非观荡漾在贝尔格莱德。 沿着当年安德里奇散步的路线，我经过几座灯光暗淡、墙上贴满各种花里胡哨海报的人行过街地道，来到米哈伊洛大公街。这条街通往共和广场，广场上竖立着米哈伊洛·奥布雷诺维奇大公像，青铜像后就是国家博物馆，据说1999年被北约炸坏，红砖的建筑至今都被脚手架包着。米哈伊洛大公街两边都是些带有铸铁阳台和高大白色窗子的老公寓，底楼拱形门厅天棚的中央，用粗大的黑色链子吊着沉重的玻璃吊灯，令人想起维也纳老城。广场中央的喷泉也哗哗地喷着水，西风吹了一夜，将喷泉里的水都吹到水池外，街道上全都湿漉漉的。 DERETA书店里设有米洛拉德·帕维奇著作专柜，塞尔维亚版的《哈扎尔辞典》封面不如中文版的精致好看，但确实有种货真价实的本土生命力，就好像一个人穿了与他精神气质最吻合的衣裳所显现出来的自在。一团浓黑的夜色里，书店橱窗显得格外明亮，散发着书店安宁而矜持的气息，一切似乎都还停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甚至更早，编辑们在书店深处的职员区里会见作者，那里放着一对杏黄色的旧沙发椅，以及一张宽大的旧写字桌。 作家帕维奇书桌上的肖像及笔记本 透过玻璃窗，能看到店堂的天花板上吊着一张大幅海报，不是新书海报，而是一张发黄的旧照片。有个满面病容的年轻人站在照片里，他缩在皱成一团的衣服里，哀伤地望着前方。他就是普林西普。在沿途各种咖啡馆甚至杂货店的橱窗里都能见到他站在同一张照片里。贝尔格莱德是这样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的。 当时，远在瑞士的蒙特勒，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终结了欧洲美好时代的生活方式。广播电台播出了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王国宣战的新闻之后，曾因为完美无缺的湖景和奢华舒适的大酒店闻名欧洲的度假胜地蒙特勒，客人们纷纷连夜结账回家，生怕战火迅速蔓延。美好时代拥有七百多张客床的蒙特勒人去楼空，西庸城堡夏季新出产的葡萄酒突然变得无人品尝，往返于蒙特勒和日内瓦之间的白色游船无所事事，美好时代就此终结。即使是今天，蒙特勒的游客床位也只有四百张。 我想起1999年5月，中国在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被炸。消息传来，上海的大学生们连夜游行到离我家一条街开外的美国领事馆，学生们抗议的声浪和着温暖的晚风扑入室内。那个礼拜天懒洋洋的傍晚，我们过去看个究竟，我的孩子激动地边跑边喊：“世界大战爆发啦，不用上学啦。”——很多年过去了，如今我在贝尔格莱德想起她飘荡在丁香花盛开的弄堂里的喊声，发现至今我都不知道她如何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对一个深受刻板教育之苦的上海小姑娘来说，世界大战犹如击破强大的学校控制，获得了解放。 世界大战激起的反应是如此不同，但一切都源于从书店高大天花板上垂吊下来的海报上，这个1918年病死狱中的塞族少年。 我站在夜色深沉的街道上眺望书店，深信自己看到了在2014年欧洲各地唯一可见的街景——在世界各地都纪念一次世界大战一百年时，只有在离贝尔格莱德大学不远处的书店里，用谋求南斯拉夫独立和统一的年轻刺客的肖像海报来纪念这场战争。灯光照亮的地方，我看到书店传统的放海报的木头架子上架着一厚沓普林西普的肖像海报出售，好像上世纪八十年代世界各地书店里出售的明星海报一样。 一种遗世独立但渊源深厚的是非观荡漾在贝尔格莱德。 难怪帕维奇在接受一次访问时，将自己称作“世界上最遭人恨的民族的最著名的作家”。他说自己生活在一个必须拼命证明自己清白无罪的时代。 帕维奇算是一个长寿的人，普林西普死去十一年，他才出生。在童年时代，他享受过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贝尔格莱德短暂的和平时光，少年时代即遭受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给贝尔格莱德带来的两次大轰炸。当他成为著名作家，被数次提名诺贝尔文学奖时，他的创作生涯伴随着南斯拉夫的再次解体，贝尔格莱德的再次被轰炸。许多传言都说，如果他不是生活于此时政治非常不正确的国家，他会因为《哈扎尔辞典》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在他去世的2009年，塞尔维亚再次成为巴尔干走廊上核心地带的一小条山河，就连科索沃也已脱离塞尔维亚十年了。如今这个凌晨，他的青铜雕像披挂着厚厚一层露水，站在普林西普雕像街心花园和安德里奇雕像街心花园之间的人民公园里，这三座雕像都带着浓重的斯拉夫雕塑庄严的气息，在我看来，它们都未能表现出这三个人复杂的人生与内心世界，但无论如何，他们的名字都比自己的生命活得长久。（陈丹燕 文并图） （完） 相关书目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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