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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我们并不打算直接讨论对象。而是要绕到另外的路径上，之后再到达我们的目的地。这是因为目的地的景观异常复杂、变幻多端。或许对它的环境做一些必要的巡视，会有助于我们顺利进入场景。因此，在讨论两部小说之前，我们先要就一些理论问题提出一些预备性的说明。毕竟，“观察渗透着理论”。不同的理论视阈展现出不同的世界图景。我们选择”历史元小说“的理论资源来解读《哈扎尔辞典》与《马桥词典》，只是为了将小说自身的复杂性简化到一个可控制的范围。因为，小说总是比理论富有更多的意蕴。我们一次只能言说一件事情。 一、后现代理论的吊诡 当利奥塔宣称“后现代”就是对元叙事的怀疑时，可能没有留意到他的理论事业自身的吊诡性。也就是说，反对元叙事的理论叙述也是一种元叙事。利奥塔指出，以往的知识总是要借助一种宏大的历史叙事以及历史哲学来为自己的合法性做辩护。而利奥塔，或者其他许多后现代理论家们又何尝没有借助另一种宏大的历史观来作为自己理论知识的出发点。这一宏大的历史观告诉我们，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将要或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该时期在文化逻辑上与之前的社会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这一基本叙述采用了一种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宏大历史语义的划分。也正是在这种历史哲学的基本观念下，后现代才能被标识出来。 上述这点反应了一个基本的信念，即后现代理论是对某种后现代状况的解释说明。如同德国社会学家尼可拉斯·卢曼所言，它是依靠社会结构/语意这样一组区分来实现的。而正是后现代理论的这一操作方式与立场的吊诡导致了上述状况的出现。要说明这一点，我们需要借助数理逻辑学家斯宾塞·布朗的理论。他认为，任何一个观察都是从一个区别开始，并标识出其中的一方。任何一个观察在一个时间点上不可能观察到区别的整体，只能看到区别的一方。要想看到另一方就要跨越区别的界线。然而，这个跨越的动作就需要时间，因而才说不能同时看到区别的双方。我们之所以说，我清楚地知道我在用什么区别，那是因为我们已经跨过了一个时间段，并且启动了另一个观察。这一运作既保障了观察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区别自身作为盲点可以在第一次观察时被遮蔽。要是我们试图揭示这个盲点，也就是说启动第二次观察，并运用这组区别观察这个观察自身时就会陷入吊诡。比如，在法律系统的观察中，法/不法这个区别是其观察得以运作的符码。当我们用这组符码观察法律自身的观察时，就会出现法律运用这组符码是合法还是不法合的吊诡。 在后现代理论的观察中，社会结构/语意这个区别是其运作的基点。也就是说，后现代理论被标示为语意一边，它仿佛是独立于社会结构而对社会所做的说明。然而，当我们用这一区别观察后现代理论的观察时，我们就会发现后现代理论的吊诡。这一区别本身就是一个语意表达，它是受制于它的社会结构的，也就是受制于它的语境。后现代理论家在操作他们的理论装置时，正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遮蔽这个区别使理论置身事外，仿佛超然于社会结构之上，以此秘而不宣自身的语境。进而，我们要质问后现代理论中持有强烈批判立场的那些话语：当一种后现代理论批判传统理论是意识形态时，它自身是否是另一种意识形态？后现代理论在批判传统理论时，采用了批判的理论/意识形态（或者真理/意识形态）这组区别作为批判的起始点。根据斯宾塞·布朗，当我们用这个区别观察后现代理论的批判时，就会发现后现代理论自身的吊诡。 我们做出这一说明并非要否定后现代理论的贡献。反而，只有当我们认识到后现代理论自身的边界时，才能更清楚地理解后现代理论的效度。后现代理论的悖论可能就在于它仍然是理论。理论要操演概念体系，遵循逻辑规则，并指向一个至少是可理解的结论。这些都是那么的现代，以至于后现代理论与它反对的东西无法彻底分道扬镳。我们很难设想后现代理论能够用一种全新的言说方式来组织思想。比如，碎片化的，拼贴的，游戏的理论。即便真的有这么一套言说系统，我们也无法确切地理解它的内涵。可后现代话语提醒我们，他们并不追求体系性的理论，他们完全可以将理论写成文学作品的样式。在后现代话语中，文学/理论的区分已经不再重要，后现代话语要突破的正是这种僵硬的现代性分类法则。可无论后现代理论将要采取什么言说方式，它都必然要“接着说”，接着已有的理论说。因为，后现代理论在言说中无可避免地要引用、转述它的批判对象所说过的内容。这样它自身的言说也会与其纠缠在一起。这就是语言质料的承继性为后现代理论划出的边界。我们永远无法逃脱语言而能有所言说。 后现代的艺术实践，如绘画、音乐、建筑等，它们不直接使用语言作为媒介。这至少保证了它们不会出现在后现代理论中的那种吊诡。那么，运用语言媒介进行的创作是否可以更好地言说后现代，而又不会轻易被人诘难呢？或许，后现代文学，特别是一种自愿暴露悖论的文学写作是比理论更加理想的形式。它没有理论的包袱，它运用叙事，同时揭示叙事的规则，它自反性地言说自身。无需置疑，吊诡性就是后现代的合法性。我们将要讨论的《哈扎尔辞典》就是这样一种文学实践。它明确指涉历史话语，暴露叙事过程，在历史与虚构之间被构筑。这就是作为历史元小说的《哈扎尔辞典》。而拿来与之对比的另一部小说《马桥词典》，虽然采用了相同的文本形式——词典小说。但二者形式上的相似却无法掩盖叙事策略的根本差异。当然，并不是先有一种理论才有文学实践。所以，这里提出的仅仅是将二者并置比较的众多视角中的一种。 二、历史元小说与《哈扎尔辞典》 1.从历史书写说起 《哈扎尔辞典》中所记述的哈扎尔人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民族。在我国古代典籍中被称为”可萨突厥“。他们是中亚草原的一时霸主，其最伟大的事迹莫过于阻挡了阿拉伯帝国北上的铁骑。从而使得广大斯拉夫地区，伏尔加河与顿河高加索地区没有沦为穆斯林的领地。哈扎尔王国曾与拜占庭、阿拉伯两大帝国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它也是中世纪唯一一个以犹太教为国教的国家。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堪称伟大的民族，却甚少被后世提起。这不仅是因为有关它的存世文献稀少，事迹湮没于历史之海而难以考证。实际上，仍有一些学者出版过关于哈扎尔人的著作。而那些与哈扎尔人历史有着深切关联的民族却不愿意再提起他们。以色列学者桑德在《虚构的犹太民族》中指出，与哈扎尔人颇有历史渊源的犹太与斯拉夫学者大都不愿接受哈扎尔研究进入学术领域。在以色列和前苏联，哈扎尔研究曾是理论研究的禁区。只是到后来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反思与冷战结束才为重新研究哈扎尔人提供了契机。 上述状况不禁让人想起克罗齐的那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哈扎尔人闭口不谈，是出于建构民族共同体，进而重建耶路撒冷的政治需要。在他们的历史元叙事中不能有哈扎尔人的地位。如果承认哈扎尔人曾经的犹太信徒身份，将会使得犹太复国失去合法性。因为，当哈扎尔王国成为犹太国之后，大量的犹太人涌入哈扎尔国。犹太人与哈扎尔人以及其他民族的人通婚，最终实现了民族融合。后来哈扎尔人被其他草原民族打败，溃逃至东欧，又与那里的人融合。当初从耶路撒冷出走的大卫子孙，早已与其他民族混融。民族血脉的纯洁性因而早已不在。如果犹太复国主义承认这些都是事实，那么，如今在以色列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到底是谁将成为一个致命的问题。因而，对哈扎尔人研究的打击，是为了维护基于《圣经》，特别是《旧约》建构起的民族国家史的元叙事神话。斯拉夫学者也是出于相似的理由禁止研究哈扎尔人的历史。 这是一个暴露历史书写的意识形态性的一个绝佳范例。然而，那些愿意为哈扎尔人的过去著史的学者笔下的历史就是客观、中立、天然合法的吗？海登·怀特曾指出历史书写的叙事本质。也就是说，历史研究不可能只是展示出土文物和历史数据，它必须对材料进行加工，进行重构。又因为历史的时间性，叙事几乎成为它唯一可能的展现手段。然而,历史书写也只是在尊重证据和遵守逻辑推理规则的前提下，对历史事实做出一种或然性较大的陈述。因为，一旦进入叙事层面，叙事主体、叙事方式、语言、意识形态等等可能影响叙事的因素都会左右历史的“真相”。也正是在这里，在叙事这件事上，我们找到了历史与小说，至少是传统的写实主义小说的衔接点。我们将会看到作为历史元小说的《哈扎尔辞典》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它既运用指涉历史，运用历史与小说共享的叙事，又同时将历史问题化。下面先来看何为“历史元小说”。 “历史元小说”是加拿大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琳达·哈琴在《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中提出的概念。历史元小说是指“那些名闻遐迩，广为人知的小说，既具有强烈的自我指涉性，又自相矛盾地宣称与历史事件、人物有关。”它融合了文学、历史或理论中的叙事。即在理论层面上自觉意识到了历史与小说都是人类建构之物。这使得历史元小说呈现出一种矛盾性：运行于常规之内，以图对其进行颠覆。既不是单纯的元小说，也不是历史小说或非小说的翻版。 历史元小说的矛盾性表明，后现代话语并非如某些反对后现代的理论家所言是无视历史，或否定历史的。它恰恰要指涉历史，与历史发生关系。但它又不是历史小说，并非是以小说的形式讲诉历史。历史元小说这一运用语言媒介的言说方式也不再像后现代理论的言说那样，被历史话语所累而走向吊诡。它恰恰要展示吊诡，从而建立一种后现代话语。这里我们可以用一个后现代建筑的例子来做类比。现代主义建筑极度的形式主义令后现代建筑师感到不满，他们希望通过重新与过去的建筑发生关系，进而与历史记忆发生关系来打破现代主义建筑过度形式化的风格。比如，著名的后现代建筑大师菲利普·约翰逊设计的位于纽约曼哈顿的美国电报公司大楼就是这样的后现代建筑。建筑的主体是体现现代性的摩天大楼式商业建筑。而建筑的底部则是一个巴洛克式的大型门廊。这一门廊让附近的居民想起美国早期建筑中的凉廊。并且，功能上也与凉廊相同。这一建筑在视觉上极富形式感，既有古典元素又有现代样式，但它本身却不是向这两者的简单回归。后现代建筑就是这样与历史发生关系，运用常规，但同时又颠覆了常规。 历史元小说所展现的矛盾性与此类同。琳达意义下的历史元小说正是这样一种后现代作品。它再次指涉历史，同时又质疑传统历史书写的前提与话语规则，因而它是后现代历史的；同时，它也用戏仿的形式，进行自我指涉，来表明传统线性叙事小说的常规也有问题，因而它是后现代元小说的。 （1）历史元小说对历史书写的质疑 在现代的学科划分中，历史书写是还原与记录历史事件的。要求它必须客观中立。而它所记述的历史事件是具体的、特殊的和唯一的（只能发生一次）。而小说，则是想象与虚构的故事。虽然他是虚构的，但应该反映生活。这就要求它具有一般性，典型性，普遍性。这种对历史与小说的划分遮蔽了历史与小说更加内在的共享机制，即它们都是关于叙事的文本。 后现代历史小说要质疑的就是，历史书写并非如作者宣称的那样客观中立。它受到书写语境的影响。这里所谓的书写语境，包括书写者与阅读者所处的位置，历史材料的解读与运用，意识形态等等。历史书写的本质也是叙事，在这一点上它与小说一样。人们记录下来的并非是历史事件，而是用考古资料与历史文件等物质材料（通常是文本）建构起来的“事实”。因此，我们再现的并非是历史本身，而是历史叙事呈现的所谓“真相”。 （2）历史元小说对写实主义小说的质疑 写实主义小说相对地采用了历史叙事的策略。它从一开始就摆出一副它所写的故事如同历史事件一样，如期所是地发生。天经地义、顺理成章。他们的作者似乎认为自己运用文学作品再现了现实世界，并将其典型化处理，从而获得了某种普遍的意义与价值。历史元小说则展示小说写作的非写实性，通过戏仿写实主义小说的写作方式来达到反讽的效果。这一点在《哈扎尔辞典》中有具体的展现。 历史元小说同时质疑传统历史书写与写实主义小说。这二者的共同点是遮蔽了叙事背后的语境问题。亦即叙事机制中包含的非连续性的连续化、一体化叙事（元叙事）、意识形态的渗透等等。历史元小说反对它们，但并不意味着历史元小说否认历史。历史已经发生，有且只有一个真相。但人们在叙事中却可以建构不同的事实。历史元小说的目的就是使历史叙事与小说叙事同时问题化。 （3）历史元小说与历史小说的区别 对于历史元小说的误解，除了认为它虚无化历史外。还有一个误解就是混淆它与历史小说。琳达通过与卢卡契关于历史小说的理论做对比，指出历史元小说与历史小说的相异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历史小说：A.可通过一个概括、集中的微观世界来演示历史进程的小说；B.细节是获得真实性的手段，因此历史的细节的真实性不重要；C.并入或同化历史数据，赋予虚构世界真实感；D.历史人物处于边缘位置。他们的出场仅仅是为了提供历史真实性的证据。 历史元小说：A。并不追求历史的一体化进程；B.利用历史记载的真实与谎言。对历史真实性进行质疑；C.彰显并入与同化的过程；D.不允许忽视历史人物。 历史元小说的上述特点在后面分析《哈扎尔辞典》时均会有所说明。 （4）历史元小说采用的方式 通常采用的方式是戏仿。运用历史书写的常规形式，来达到反讽的效果。而内容上则会将小说文本与其他文本（文学、历史、档案等等）进行互文本指涉。 以上，是我们对历史元小说的基本内涵所做的简要论述。关于历史元小说，还有一些理论内容并未在这里呈现。并非它们不重要，琳达在她的著作中花了大量篇幅来论述那些内容。而是我们觉得现在已有的理论内容足以分析一个具体的文本。同时，其余的理论内容也是在这些基本观点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所以，这里略去不谈。下面我们就在历史元小说的理论视阈下来分析《哈扎尔辞典》。 3.作为历史元小说的《哈扎尔辞典》 《哈扎尔辞典》采用的是辞典条目的形式来编排小说内容。故事被拆分成是不同的词条，再按照辞典的体例汇编成册。如果我们将辞典按照叙事时间重新归类组合，是可以得到一个相对连贯的线性叙事链的。而这条叙事链又可拆分成两条叙事线索。其一，与哈扎尔大辩论相关的历史线索；其二，几代人试图恢复《哈扎尔辞典》的故事线索。正是在在两条叙事线索中我们来分析《哈扎尔辞典》如何在历史与虚构之间完成对历史的指涉并揭示叙事的潜在机制。 （1）第一条线索中历史与虚构 在这条线索中，小说指涉了一个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事件，即哈扎尔大辩论——也就是哈扎尔改宗事件。与这起改宗事件相关联的历史群体是哈扎尔人，基督教、犹太教与伊斯兰教的相关人士。这些基本设定提供了小说的历史维度，直接赋予小说一种历史氛围。特别是，历史上一些真实的人物也作为小说的人物出现在故事中，并且对情节的发展至关重要。比如基督教的代表圣基里尔就是基督教历史上著名的学者。 但是，《哈扎尔辞典》并不是一部历史小说。这主要体现在，帕维奇在写作中将历史材料与他自己的虚构内容共同织入小说。我们可以从小说中关于哈扎尔人的原始史料中看到这种混合。在小说中提到过多种关于哈扎尔人的原始史料。其中，《哈扎尔信札》，也就是“牛津文献”、《LIBER COSRI》（《哈扎尔人》）与剑桥文献都是历史上确实存在的真实历史文献。而《哈扎尔人问题》与《哈扎尔布道书》则是作者虚构的文献。这样将历史档案与虚构材料一起用于哈扎尔人历史的书写，使得我们看到在历史书写中可能存在的虚构行为。帕维奇或许就是要以这种方式来展现历史叙事的相对性。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作为历史元小说的《哈扎尔辞典》利用历史记载的真实与谎言，对历史真实性进行质疑。 在第一条线索中，对历史书写的质疑还表现在哈扎尔大辩论的时间上。在小说中，三教对于哈扎尔大辩论的时间各执一词。基督教史料认为是861年；伊斯兰教史料记载是在737年用武力迫使哈扎尔人归顺；犹太文史料则称是在731年，或在辩论前，或在740年，自身说法就不统一。而现在历史学界掌握的资料则显示，哈扎尔人改宗的时间也不统一。基督教史料认为是861年，与小说同；阿拉伯历史学家马苏第则认为是在786-809年；犹太·哈列维则认为是在740年，与小说一种说法同。另外牛津文献显示是在布兰国王时期。由于资料不足或资料混乱，一个历史事件无法确定具体的时间在历史学中并不稀奇。帕维奇也并不是要帮助历史学家裁断这一史学疑难。帕维奇在这里又一次将现实的史料内容织入小说中，并加入了自己的虚构。而现实中的历史学家则为了历史的一体性，做出了某种“合理性”解释，认为哈扎尔人皈依犹太教不是一次性事件，不是一次单一的、奇迹般的行为。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应该发生在公元8世纪到10世纪。这样就将不同的历史资料显示的不同时间用一个理论叙事一体化了。相较于历史学家的做法，《哈扎尔辞典》则不追求历史的一体化进程，反而刻意制造混乱，从而暴露历史理论的元叙事本质。 （2）第二条线索中的历史与虚构 第二条线索中的历史与虚构则是贯穿在《哈扎尔辞典》成书史的整个叙述中。《哈扎尔辞典》经过了一个漫长的从书写到散佚，再到搜集整理、毁禁再整理的过程才成为我们手中的文本。 《哈扎尔辞典》或者《哈扎尔百科全书》按照小说中的犹太文献记载，最初由哈扎尔人的公主阿捷赫创作阴本部分，由他的情人萨费尔创作阳本部分。辞典最初是一本，并且是用古哈扎尔语创作的。因此除了作者无人能够看懂。后来随着阿捷赫公主被魔鬼惩罚而忘掉哈扎尔语，以及萨费尔的去世，哈扎尔人改宗而忘掉语言，再也没人能够看懂《哈扎尔辞典》。不过，阿捷赫公主在忘掉语言之前召集鹦鹉进宫，并教它们辞典中的词条。最后放出这些鹦鹉，让他们去教其它地方的鹦鹉词典中的词条。其中一只能够背好几首诗的鹦鹉成了阿勃拉姆·勃朗科维奇的所有物。从而该鹦鹉掌握的词条被编入勃朗科维奇的史料中。这些史料后来成了《哈扎尔辞典》的基督教文献。这些文献与犹太人合罕与优素福的文献一起由尼科尔斯基搜集齐，卖给达乌勃马努斯。后者编辑成1961年的版本。该版本也未能长久流传，而是遭到了当局的毁禁。最后剩下的两本也不知所踪。时间到了现代，《哈扎尔辞典》的一些残篇分别被三位学者搜集。本来他们是要共同来完成辞典的编纂，却因为苏克与穆阿维亚的死亡，以及舒立茨的被捕而再次未能实现。几代人试图恢复辞典的过程都受到三教魔鬼的阻挠。帕维奇在小说中设置了关于第二天神、魔鬼以及捕梦者教的神学结构。以此来说明历史叙事始终未能实现一体化的原因。而小说中神学的终极目标的实现，即通达阿丹的道路又需要通过辞典的完成来实现。帕维奇在这里巧妙地使多个层次融合为一。当然，神话叙事层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暂时不论。直到当代，残存的篇章才被编辑成册，出版发行。而魔鬼可能又一次化身为出版社的人，将辞典拆分为阴阳本出售，不希望有人能够看到全部的内容（这已经不可能）。 我们可以看到《哈扎尔辞典》的完成经历的艰难过程。期间经历过其中一部分文献被焚毁，凭记忆恢复的事件。又在尼科尔斯基手中被整理。此人在抄写圣书时就喜欢添枝加叶，谁能保证经他手整理过的资料未被篡改。最后呈现出的文本，竟然对核心事件的哈扎尔大辩论，也就是改宗事件的结局说法各异。每一种宗教的文献都声称哈扎尔人皈依了自己的宗教。到这时，所有的历史层面的叙事都已经变得不确定。在这种不确定性中想要获得关于历史进程的一体化叙事已经成为不可能之事。帕维奇正是用这样一个略显神秘与荒诞的故事为我们展现了历史叙事的可疑面目。同时在一种仿佛历史小说的氛围中，也对传统历史小说进行了调侃。 （3）为何是辞典？戏仿与反讽 在这里我们指出小说采用辞典的形式，一是对传统叙事小说惯例的挑战。辞典的共时性打破了传统小说的线性叙事的历史性，这是作者在小说层面的探索。另一方面，与历史元小说密切相关的是，小说可以模仿辞典这一文本形式，是为了先确立辞典所象征的权威性、真理性与客观性。然后在这样的文本形式中，帕维奇让历史与虚构纠缠不清，使得文本的正当地位受到挑战。从而达到反讽的目的。 以上，我们就《哈扎尔辞典》的历史元小说的基本意涵做了简要的论述。在这一论域中还有许多可以深度耕犁的内容。那将是另外一篇或几篇文章的主题了。接下来，我们将把作为历史元小说的《哈扎尔辞典》与《马桥词典》的叙事策略上的差异做一个初步的比较。 三、兼论《哈扎尔辞典》与《马桥词典》叙事策略的差异 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问世后不久，便被指抄袭帕维奇《哈扎尔辞典》的创意。这是文学圈一场著名的公案。我们在此比较二者的差异，不是要帮助其中的一方辩护，而是要从文本出发辨明两者叙事策略的不同，从而揭示各自的特色。其实，当我们将《哈扎尔辞典》作为一部历史元小说来看待时，已经间接指出它与《马桥词典》在叙事策略上的不同。这里我们将其点明。《哈扎尔辞典》可以被看作是一部后现代的历史元小说，而《马桥词典》则更接近于传统叙事小说。 首先，两部作品都采用了辞典的文本形式，但只要对比阅读两本小说，就会发现问文本形式对于两部小说的叙事有着不同的意义。对于《哈扎尔辞典》，如前所述，它是历史元小说进行文本戏仿与反讽的形式。形式与叙事共同完成历史元小说的构筑。而《马桥词典》的词条更像是一个个小标题，提示每一节的主题。往往几个相临的词条都在讲述同一个人或一个家族的故事。摘除词条阅读文本，不会有不连贯之感。可以说，没有词条标题的《马桥词典》依然是一部分章节叙事的传统线性叙事小说。 其次，《马桥词典》的线性叙事特征还表现在一个写作主体的持续参与与出场。叙事主体的同一性保证了故事的连续与一体化。《马桥词典》中的“我”就是知青时期的作者，通过他的观察与书写，我们进入到马桥弓一个又一个人物的故事中。看似分散的多线索故事，最后都收摄于作者的记忆与书写当中。而《哈扎尔辞典》的多线索叙事最终导向了罗生门式的历史言说。这主要是因为小说的叙事主体与故事内的叙事主体并不是一个人。故事内的叙事主体是三教文献，他们最后未能达成和解与统一。而是各自提出了一种可能的事态。这是两本小说在叙事上呈现给我们的最大的差异。 最后，《马桥词典》的线性叙事特征还表现在小说叙事的时间性结构中。小说讲述的故事发生在“我”的知青岁月，以及作者返回城市后的时间中。这样的时间结构可谓简单，故事可以被有条理地安排在期间。而不会出现《哈扎尔辞典》那样在轮回中的多时空结构，再加上作者可以打乱时空序列的布局，使得时间结构异常复杂。进而使得叙事不能像《马桥词典》一样做线性处理，而采用了词条的共识态布置。 以上是对两部小说叙事差异相关方面的一个极其俭省的论述。限于篇幅（已经远远超出一开始的字数计划）留待另外的机会再做比较。 四、再次回看理论的吊诡 当我们对《哈扎尔辞典》的历史元小说特征做了一番分析之后，再回看一开始我们提到的后现代理论的吊诡。或许可以设想，后现代话语在叙事策略上可能的解悖方案。是否像历史元小说这样的与悖论和平共处的文本形式可以更好地展示后现代性呢？《哈扎尔辞典》并没有言说一个”后现代“社会，而是选择了一个古老而又不为人知的民族作为对象。可是，我们完全有里有说这是一部后现代感十足的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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