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中国社区治理与未来转型

　　当今中国社区治理的核心内容是政府管控和服务，包括社区管理、社区安全、社区服务。制度建设和社会建设的重点在于解决日益复杂化的社会问题，提高管理服务效率，并有不断地走向行政化、职业化和专业化的趋向。中国社区治理的未来不是当下基层政府不断展示的父权式亲民形象和不断强化的管理效率，而是要让社区居民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建构社区参与机制，由社区居民选择和决定社区的愿景。这意味着要从威权的、以官僚和专家为基础的治理体制向分权的、以公民为中心的治理体制转变，要重新界定公民的角色，即从政府服务的被动消费者变为社区治理的主动参与者。这一新的界定要求建构价值共享与利益共享机制。这意味着公民要对自己社区的未来承担更大的责任，并以主体行动者的担当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

　　威权式治理

　　所谓威权式治理，是指社区生活由行政权力主导，治理方式是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的管控和服务，治理的目标是社区的稳定、和谐和秩序。威权式治理，有两个面相：其一，政府为民做主，像父亲对待儿女一样（“爱民如子”）地“以人为本”，包揽社会事务，并以行政执行力和意识形态“训导”来达成和谐与秩序；其二，民众需要政府的庇护，希望“好的政府”大公无私，且“爱民如子”，并能够在其父权式权力荫庇下获得利益。威权式治理的逻辑建立在“权力的傲慢”和效率原则之上。

　　威权式治理绩效的最直接表征，是不断堆积的繁荣符号、令人惊异的效率、以及井井有条的社会生活秩序。但这种威权式治理绩效的追求有一个无法克服的悖论——它驱使政府不断地宣誓将给民众带来更美好的生活，甚至被逼迫做出类似“在没有河流的地方许诺建造桥梁”的虚妄之举，而民众则养成依赖政府的习惯，永远要求政府做的更好，反过来说，民众永远不会满足于政府的当下许诺和所作所为。

　　政府与社区民众的互动方式，是科层执行力加上协商的方式。前者要求行政化、职业化和专业化，后者的协商实质上是一种说服，说服民众接受政府的政策要求和管理服务方式。但事实上，民众不能通过诸如此类的“协商民主”方式来对政府政策形成实质性的影响，更不可能参与到政府政策制定过程当中。应该说，威权式治理的逻辑和理念就是防范社会，其权力来自上方，是集权体制在基层的一个环节。它带来两个后果：第一，层级制的繁文缛节越来越多，各种制度叠床架屋；第二，社区不像社区，社会组织难以发展起来。社区成为政府政策的试验田和博弈场，而不是一个“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