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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外谈诗》之第十六：写诗要用“诗家语”（之一） 写诗要用“诗家语” （续前） 关于我国古典诗词的特点，前人在众多的诗话中讲了很多，已经十分全面、深入，缜密和准确。从研究“诗家语”的角度上说，我国古典诗词的特点，最为突出的有以下四点： 一是含蓄性。清人袁枚说：“诗无言外之意，便同嚼蜡。”含蓄是诗词与其它文体的主要区别，也是诗词价值的核心取向。中华民族含蓄的特质，往往寄寓于中华文化，而且尤以诗词为胜。 对于诗词“含蓄性”这一特点的探究，我国古代许多著名诗人都有精当的见解。比如：“东坡云：言有尽而意无穷者，天下之至言也”（姜夔《白石诗话》）；“思之工者，写难状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於言外”（王世贞《艺苑卮言》）再如：“语忌直，意忌浅，脉忌露”（严羽《沧浪诗话》）；“读之者尽而有馀，久而更新”（《晋书·文苑列传》）等等。概而言之，所谓“含蓄”，就是用极少量的、具体的、可感的艺术形象，去表现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和思想感情，用富于概括性和形象性的语言，给读者以无限广阔的想象空间。我们可以这样说：诗词愈是隐而不露、意在言外，其诗味愈是浓郁强烈；诗句中有“余味”，篇中则有“余意”。这是就对于诗词“含蓄性”最为生动、简洁的诠释。 诗词的含蓄性，决定了“诗家语”是含蓄的语言。诗词是否具备含蓄性之关键是作者的立意和格调。立意精巧、格调高雅，诗词的含蓄品质就有了内发潜力；而这种内发潜力是需要凭借娴熟的修辞技巧的，只有这样，诗词的“含蓄性”就才能有所保障，“诗家语”也能得以充分的展现。我们所说的“立意”和“格调”，就是古人所称的“物象”和“意格”。二者的关系是：物象为骨、意格为体。魏庆之在《诗人玉屑》里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摹写景象，巧夺天真，探索幽微，妙与神会，谓之物象。苟无意与格以主之，才虽华藻，辞虽雄赡，皆无取也。 在我国古代诗文理论中，“物象”与“意象”是两个较为常见的审美范畴，特别是“意象”更为当代诗论所推重。所谓“物象”，原指具体事物的形象或景象。所谓“意象”，则是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简言之，“意象”是寓“意”之“象”，它是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这就是《诗人玉屑》为什么说“摹写景象，巧夺天真，探索幽微，妙与神会，谓之物象”的道理。在中国诗文理论中，要求作家摹写“物象”时，不仅需要外观的“形似”，更需要内在的“神似”；只有将“意象”寓于景物，景物描述浸润“意象”，写出的诗词才能具有“含蓄性”。 二是形象性。诗词的形象性是由创作诗词是所使用的形象思维方法所决定的。“形象思维”也称“艺术思维”，是用直观形象和表象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南宋诗人姜夔在《白石道人诗说》里说：“碍而实通，曰理高妙；出自意外，曰意高妙；写出幽微，如清潭见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剥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姜夔这里所说的“理”高妙、“意”高妙、“想”高妙、“自然”高妙，这就是运用“形象思维”的必然结果。因此，这样的诗词必然就生动、传神、飞扬、飘逸，能够使人们浮想联翩、情不由己。 诗词的形象性，决定了“诗家语”必定是形象的语言。大家知道，形象的语言必须具体可感、鲜活逼真。由此及彼、生动传神。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曾借香菱之口揭示了“形象语言”所产生的艺术效果。 香菱说：“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有似乎无理的，想去竟是有情有理的。”黛玉笑道：“这话有了些意思，但不知你从何处见得？”香菱笑道：“我看《塞上》一首，那一联云：‘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想来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圆的；这‘直’字似无理，‘圆’字似太俗。合上书一想，倒像是见了这景的，若说再找两个字换这两个，竟找不出这两个字来。 《红楼梦》中的这段描写，将中国传统诗词所特有的形像性，运用形象的语言，清楚明白、活灵活现地展现了出来。 三是精当性。中国古典诗词囿于字数、限于音韵、束于平仄、缚于对仗，如果不讲求精当，其邃密的思想就羞于承载，深沉的感情则难于容纳，纷纭的世事就艰于包含，庞杂的物象也困于描摹。惟其追求精当，诗词的艺术秉性才能充分显现，中国诗词也才能稳步发展，并且能够在群众中长期流传。“精”是经历千锤百炼而成的；“当”是长期磨砺所形成的特珠品格。所以，姜夔说：“诗之不工，只是不精思耳。不思而作，虽多亦奚为？” 诗词的精当性，决定了“诗家语”是精炼、深遂、隽永、独到的语言。大家知道，精当的语言是不可一蹴而就，必须循序渐进，锲而不舍；只有这样才能铁杵成针，独上西楼。此类事例，前人遗事颇多，举一个大家熟悉的例子，就是明代人李东阳《麓堂诗话》举例说：“‘月到梧桐上，风来杨柳边。’岂不佳？终不似唐人句法。‘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有何深意？却自是诗家语。” 这里我先对李东阳所举的两个例子简单介绍如下：第一个例子：《月到梧桐上》是宋人邵雍《五律》中的诗句，全诗是：“月到梧桐上，风来杨柳边。院深人复静，此景共谁言。”这是描写景物的诗句，但看不出有何感情。不过可以这样想象：诗人傍晚一人立于树下，抬头仰望月亮，内心在思念亲人。诗中的“杨柳”在古诗中是常见的“意象”之一，含有送别之意。此时此刻，诗人是否孤单一人的想起昔日送别故友的情景？抑或哀伤自己的身世？到底什么却不得而知。这首诗写得很有情趣，但仅仅是描写景色而已，没什么引申的含义。所以李东阳评价说：“岂不佳？终不似唐人句法。” 第二个例子：“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两句出于北朝齐·萧悫《秋思》，全诗是：“清波收潦日，华林鸣籁初。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燕帏缃绮被，赵带流黄裾。相思阻音息，结梦感离居。”这两句大意是：清香的荷花在寒露的浸泡下凋零了，浓绿的柳树在秋月的冷辉中稀疏了。萧悫的“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是千古传诵的名联，诗句以形传神，动静兼备；在最富有季节特征的景象里，蕴含着清冷、落寞和孤寂...诗中的一个“落”字、一个“疏”字，都极其精确恰当，一下子活化了诗的形象，提升了诗的意境，故李东阳评价说“自是诗家语”。这就像清人袁枚《遣兴》诗所说的那样：“爱好由来下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阿婆犹如初笄女，头未梳成不许看。” 四是音乐性。诗词与音乐都是蕴涵于心、发乎于情、成之以声色的文化产品。诗词与音乐的表现形式虽然不同，却是异曲同工、相间相融的。中国古典诗词，因其音乐性而令人赏心悦目、易于流传；中国的传统音乐，因其具有韵味十足的歌词而使人感受至深、引发共鸣。清人袁枚在《随园诗话》里精辟指出了这种相依相存的关系，他说：“曰：诗言志。言诗之必本乎性情也。曰：歌永言。言歌之不离乎本旨也。曰：声依永。言声韵之贵悠长也。曰：律和声。言音之贵均调也。知此四者，于诗之道尽之也。”音乐性是中国古典诗词所特有的禀赋，也是与其它文体的泾渭之分。 “诗家语”的音乐性就是“声”与“色”。所谓 中国古典诗词的这些特点，虽各有不同，但又是相互浸润的。这就像形象性里有含蓄性，含蓄性里也寓形象性。以此论之，古典诗词的语言在表现诗词的固有特点时，虽有所不同，却也是互为关联，难以截分的。 总之，“诗家语”是没有绝对的标准，“诗家语”运用的生涩或娴熟、优良或差次，都是通过比较相对而言的一种感觉。凡是读来流畅、诵来声清、看来优美、思来清新、嚼来有味的诗性语言，那就是我们所探讨的“诗家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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