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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沽地名寻踪】带“坨”字的里巷(之铁坨里)

 汉沽老潘 2016-01-18


                    汉沽带“坨”字的里巷(之铁坨里)



铁坨里



铁坨里,位于汉沽中心城区。曾用名铁狮坨。


铁狮坨在500多年前已有人烟。明中期,自山东迁徙而来的王姓家族,见此地有高于地表的土坨伫立,适宜居住,从而立庄。又因高坨上铸有铁狮子,因此得名铁狮坨。明末,在铁狮坨属地建娘娘庙(今汉沽教研室东北部),主祀天仙圣女碧霞元君。庙宇为砖木结构,坐南朝北,带前后殿。1926年左右,改娘娘庙后殿为寨上女子完全小学,原籍宁河芦台的台湾著名作家罗兰女士,1938年曾来此任教2年,后附罗兰《庙里的日子》,供参考。建国后,娘娘庙前后殿全部改为小学校,但殿堂仍存。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震毁。


铁狮坨,清代属宁河县崇仁里六保。《宁河县志》(光绪版)记载,崇仁里六保包括十二庄:东西庄头、东尹庄、瓢新庄、杨角庄、魏家庄、杨家泊、李家沽、铁狮坨、李家新庄、寨上、富家庄、二港庄。从中可见铁狮坨的地位。


1930年,属宁河县五区寨上镇一乡(杨家寨上为二乡)。


1949年4月,为寨上镇铁狮坨街,建街公所。


1953年,改称寨上五街。


1955年4月,复称铁狮坨街,建居民委员会。


1958年,属寨上城市人民公社牌坊街生产服务社。


1976年地震,平房全部震毁,居民伤亡惨重。


1981年规划重建。


至1994年,界内有汉沽科委、汉沽水利局、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汉沽印刷厂等企事业单位。



铁狮坨南侧,东起新开中路与新开南路交汇处、西至滨河路的一条长约250米的道路,称为铁狮坨街。此街在明初时,系铁狮坨下自然土路,建国初期整修为灰渣路,并命名为铁狮坨街。


传统意义上的铁狮坨,其四至范围:东至新开中路,南至铁狮坨街,西至滨河路,北至府南街。占地0.6万平方公里,界内有三层条式砖混结构楼房共10幢。


2011年,根据滨海新区民政局《关于同意汉沽调整部分社区居委会行政区划的批复》(津滨民复〔2010〕18号)文件精神,对汉沽地区街道的26个社区居委会名称和办公地点重新进行了调整。


调整后的铁坨里社区,辖区面积3.04平方公里。东至新开路,西至蓟运河东大堤,北至府北街,南至紫东街。社区内坐落企事业单位近40个,有楼房63幢,居民3236户,7203人。社区党委下设6个党支部,有党员344名。



汉沽是文化之乡,版画、刻字、锣鼓、飞镲、京剧、评剧、书法、剪纸等文化艺术均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铁坨里社区因势利导,开辟阵地,充实队伍,建起了120平方米的文体活动中心和健身场地,组建了合唱团、京剧队、花会队、飞镲队、老年时装表演队、腰鼓队、书画班等16支社区文体队伍,丰富了社区居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近年来,该社区获得全国先进文化社区、全国学习型家庭创建示范社区、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单位、天津市五星级示范社区、天津市“魅力社区”、天津市社区党建示范点等荣誉称号。社区现任党总支书记张月萍获评全国民政系统优秀社区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天津市劳动模范、十佳津门女将等荣誉。




拓展阅读

庙里的日子


文/罗 兰



到寨上女子完全小学去教书的那年,我19岁。


战争像洪水,逼得一切河川改道。


我从未想到我会到这样一个乡下的地方去教书。


也许没有一个女孩子愿意放弃她那多彩的梦幻,而到一个交通不便的乡下去教书,除非她是不得已。


那时候,我就是不得已。


并不是因为我要赚钱养家,而是因为既然家里忽然无力供我升学,我总不能坐在家里做个消费者。出来教书,最低限度,我是在自食其力。


在离寨上三里外的火车站下了火车,雇一辆骡子拉的轿车,经过两旁长着芦苇的大道,颠颠簸簸的,就到了这个村落。它的名字真有点武侠小说的味道――寨上。


“寨上女子完全小学”在一条窄小的巷子里。小小的木门,涂着蓝色的油漆,旁边挂着白底黑字的学校名牌。


开门的是一个50多岁的校工。一只眼睛坏了,另一只眼睛也不很光亮。我告诉他,我是新来的老师。


他带我走进那黄土院落,我才看出来,这里原来是一个娘娘庙的后殿。前面的正殿的后门上着锁,上面贴着方形的黄纸的对联:


“古寺无灯凭月照,山门不锁待云封。”


门上的油漆剥落,对联纸色已旧。


进了东面的配殿,里面排着十几张桌椅。后面隔开约有九尺见方的一间,挂着一个白布门帘。


校门打开门帘,说:“校长,老师来了。”


校长是个女的。约有30岁的样子,一头厚厚粘粘的头发,一张淡黄的脸。嘴形和下颚方得很一致。胸部奇平,而且狭窄,一望而知,她穿者紧身束胸。


见我进来,她带上一丝矜持的笑,对我说了一声:


“靳老师吧?请坐。”


然后她对那个校工看了看,说:


“五叔,靳老师的行礼还在外面吧?”


校工答应说:“有两件行礼,我这就去搬。”


说完,他躬着身子,打开门帘出去了。


原来他们是一家人,校工是校长的五叔。


于是,校长开始和我谈这个学校。它是娘娘庙改的。正殿仍供着神像,每年四月二十八开一次庙门,有不少人来进香,平常是锁着的。


这学校虽是县立,却有地方上的盐商出钱,盐业好的时候,多出一点;不好的时候少出一点。薪水暂定20元一个月,年终也许有双薪,却不敢说一定。


校长告诉我,本来这里的校长是她父亲。后来,她父亲病故,遗下她和她的寡母,无法生活,于是,地方上决定,这职位就由她“世袭”下来。她也是本校毕业的。


学校共有6个班,但只有3个教室,所以用复式教学。


她说,这里只有我一个“外教员”,学校也没有宿舍,就只好住在“办公室”里。伙食由“海北春”饭馆送来。


这我才明白,原来这九尺见方的小房间,既是校长室,又是教员预备室,又是我的宿舍。


旁边靠墙的地方,有一个木板床。我知道,这就是我安顿行李的地方了。


我的课表很快就决定了。一天6节课,节节不空。所要担任的工作是:五六年级的全部功课,连体、音、美都在内,只有劳作和算术,我说不会教,由一位本校毕业的校友来担任。还有三四年级的国语、音乐、体育、美术、外加一二年级的唱游。


我初出茅庐,不懂得讨价还价,校长既如此安排,我当然奉命唯谨。而且事实上,这里除那位校友之外,也只有我一个教员。校长兼三四年级级任。“校友”是一二年级的级任。


于是,我开始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的工作——教书生涯。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尚未起床,窗外已经唧唧喳喳,挤了一群学生,在等着看“小老师”。


匆匆梳洗停当,打开房门,学生一拥而进。此起彼落的问我:“老师起来了?”


学生高矮不齐,一个胖胖的学生名叫岳坤鳞,上四年级。她问我:


“老师你几岁?”


我说:“19。”


“我比你大一岁。”她说,“我20。”


难怪她们叫我“小老师”。


乡下女孩子上学晚。邵绪珍17,李凤祥18,李守文16,她们说她瞒了岁数。


“五叔”送来烧饼、油条和新泡的茶,我开始吃早点。


这时候,“校友”也来了。她是去年毕业的。管校长叫三姑。她们都姓李。


桌子放在靠窗的地方。其余三面,分别放三把椅子。校长、校友和我,各占一席。


好在三个人分三个教室,谁也不会由空课。下课十分钟,顶多喝喝茶,聊聊天,“办公室”的空间,倒不致不敷应用。


学生程度虽然不齐,但很听话。上课之前,她们虽然叫我“小老师”,但上课的时候,都很郑重地听讲。等下了课,我又变成了“小”老师,成了她们“研究”的对象。


“研究”的范围包括:我说话的口音、我头发的样式、我笑的样子、我的家世等等。


而我也并不以为见。因为我和她们年龄相仿。于是,我也“研究”她们,包括她们说话的口音、头发的样式、笑的样子和她们的家世。


这样,我和学生们相处的非常快乐。她们跳房子,我跟着跳;她们踢毽子,我跟着踢。上体育课的时候,我教她们“赶马”和“踩影子”游戏,我比她们笑的还凶,结果需要岳坤鳞走来劝我,“老师!不要笑了。”


乡下的习惯是4点钟吃晚饭,所以3点钟就放学了。


放学的时候,太阳还好高。照在一大半黄土墙上,金晃晃的。那院中唯一的一棵大榆树,影子还是长长地印在地上。


学生、校长、“校友”都有家可归。


空荡荡的娘娘庙后殿,那黄土院落中,就只剩下了我。


这时,我才开始有时间品尝这环境的陌生、放弃学业的怅惆,和形单只影的寂寞。


仿佛无主地坐在窗前,看着对面黄泥墙上的日影慢慢升高,慢慢退去。暮色渐渐侵入,鸦群开始回巢,才到我习惯吃晚饭的时候。


“海北春”掌柜提着食盒进来,那里面是三鲜水饺。味道倒还不错。


我一面看书,一面把饭吃完,已是掌灯时分了。


“五叔”早已吃过晚饭,现在,他把煤油灯擦亮,点着,再给我沏上一壶茶,开始把窗外那防盗防雨两用的木板上好。然后走过来,问我一声:“靳老师没事儿了吧?”


这我才知道,原来他也是要回家去睡的。而他是为了“安全”,在走出校门之后,要用一把锁把校门从外面锁好。


“五叔”的脚步声在小巷里橐橐地远去,夜色就正式笼罩了这小小的院落。

“古寺无灯凭月照,山门不锁待云封。”


而“月”并不是天天有的,“门”却是天天锁的。


就这样,我在这每年四月二十八才有一次的香火的娘娘庙里,开始度我19岁的春天。


学生们对我很好,和我玩,陪我聊天,帮我缝缝洗洗,送鱼酱和蟹黄给我吃。却只是一放学就走了,绝没有一个人肯和我“做伴”。


校长曾为我想,一个女孩子在庙里住,说不定会怕,和好几个学生商量,让她们来学校来住住,而她们都不肯。


起初,我以为她们和我不熟,不好意思。后来才知道,她们怕鬼。


许多神秘的传说,从她们无邪的口中吞吞吐吐地告诉我。


我原谅她们胆小,但也因此知道人与人之间的善意会在什么情况之下止步。


我不能说我也胆小,于是我淡然地表示了我的坚强。既然非此不可,我也只好坚决地相信“无鬼论”和自己生平未做亏心事,而不去害怕“半夜鬼叫门”了!


所幸,我在这里住下来之后,倒一直平安无事。


而且慢慢的,我习惯了这半天忙累,半天空寂的生活。知道了怎样去适应,我也就安下心来了。


月底时,并没有拿到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自己赚到的薪水。因为战争,盐商的收入不好,我的薪水也就发不出来。


校长带着歉意跟我说:“薪水一时无法发出,不过,你的伙食费,可由学校向‘海北春’商量,以后再还。”


我想了想,“既来之,则安之”吧!左右是做教员,重新找工作,换个学校,也不过是多拿几个钱。何必呢?


而且,钱对我那时来说,并没有什么具体的用处。衣服有旧的可穿,房子有娘娘庙后殿可住,伙食由“海北春”赊,上班和住宿同在一处,“行”的问题不存在。而且乡下地方,也不时兴“出则以车,人则以辇”,平常出去,都是走路。想吃水果,桃、李、杏,都不必花钱。薪水领不领,似乎也无关紧要。于是,我也就淡然置之了。

渐渐的,我发现,在这样的环境中教书,也是一件乐事。在课堂上,我做大人;在课外,我做孩子。星期日,我和几个年龄相若的学生约好了,一同去郊外“野”上一天,把我所有的歌都教她们唱,所有的游戏――包括扑克牌算命,都教她们玩。


我不再责怪她们不来陪我过空寂的昏夜。因为我开始与这黄土院落混熟,而爱上了那难得找到的、几乎是属于远古的荒凉与寂寥的庙宇里的夜。


当学生们陆续走了之后,当“五叔”的步履声橐橐的在小巷中消失之后,当一灯如豆而万籁俱寂的时刻来临,我可以沉下心来,做我自己的事,编制我自己的梦想,并且,尝试着和故人同在。


不记得学校有没有订报纸。我想,应该是有的。可是,我不记得我看报,不知是因为我不喜欢关心时事,还是因为时事与在娘娘庙中“修行”的我无关。我只记得我看书。看旧书,而且只是很少的几本旧书――《红楼梦》、《花月痕》、《古文观止》、《古唐诗合解》、《聊斋》。


除了看书之外,消磨长夜的办法就是写字。


在煤油灯下,把自己关闭在这斗室里,用毛笔一页一页的写,大字、小字、颜体字、柳体字、赵体字、仿宋,以至于扁扁的“体柩体”的字。


写得没有可写的了,我就抄诗。抄古唐诗,也抄《红楼梦》和《花月痕》里的酸诗,抄抄、背背。这样使我觉得环境虽然清寂,生活的内容却非常丰富。背到张若虚那“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句子时,我真的仿佛置身在空旷无人的江边,除江与月之外,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我与旧书同在,也与娘娘庙中的神祗同在。因此,在那“山门常锁”的后殿里,一住两年,薪水虽经常不发,而精神却很愉快,心情也很宁静。


而且,“教学相长”,两年来,我教会了学生一些新的知识和新的玩法。学生也教会了我不少旧的礼俗和旧的娱乐。我经常被乡人以尊师重道的传统礼貌请为上宾,去参加他们的婚丧大典。也曾被当地缙绅眷属请去听有名的“蹦蹦戏”。那里的每一个学生都会唱几句《杜十娘》、《珍珠衫》。在她们的劝诱之下,我也学会了哼几句“姐妹对坐话短长――”的戏词。


值得怀念的是,当两年之后,我“另有高就”而决心离去的时候,学生、校长、五叔、“校友”,对我那份恋恋不舍之情。


“五叔”替我雇好洋车(两年时间,地方已有进步,洋车取代了马轿车),看着我坐上去,把简单的行囊放在我的脚下,一连吩咐车夫,小心拉着,路上有不平的地方,要慢慢走!


学生和“校友”在抹眼泪。


校长“借”我两块钱,给我坐车,嘱我不要忘记这个小地方。


我真是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地方。它是这样的宁静、亲切、自然、简朴,而又富于人情。


而最令人意外而欣喜的是,两三年后,当我在商业化的大都市里忙忙乱乱,卷入十丈红尘,逐渐消失在功名利禄的时候,忽然收到校长寄来的一封挂号信。拆阅之下,竟是一张为数400元的汇票。


原来那时盐商收入渐好,颇有盈余。想起我的欠薪,于是,一股脑儿结还了我。


400元,相当我在十丈红尘的都市里月入的十倍强。这笔意外之财,使我豁然领悟,人生在世,对所谓损益原不必过分关怀。当初之损,原是日后之益。当时如按月领薪,也就是已草草花用,何来这400元的意外之喜呢?


而尤其是到了后来,我生活一直忙乱,鲜有机会让我静下来好好的看书写字,我就更感谢那两年与世隔绝的日子。


有多少人能在整整两年的时间,独自享有每一个,每一个安闲的黄昏和清静的深夜,让你畅快的读,任意地写呢?你说?



罗兰 (1919-2015 ) 原名靳佩芬,1919年出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天津市宁河县芦台镇),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师范部毕业。1948年去台湾,1959年至1991年,在台湾“警广”主持音乐及教育节目,长达32年。她的丈夫是个新闻 工作者,并生有三个孩子(一男二女)。 出版作品除《罗兰小语》外,还包括散文、小说、游记、诗歌、诗论等。2003年获世界华文作家协会“终身成就奖”。1988 年深圳海天出版社首次向中国内陆读者推介台湾作家罗兰和她的作品,其后陆续出版了《罗兰小语》、《罗兰散文》(荣获台湾第四届“中山文艺奖”及世界华文作家协会“终身成就奖”)以及部分书信体文集和论文集,获得极大反响,在中国内陆迅即形成“罗兰热” 。其中《罗兰小语》曾经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青年热衷的“励志书”。《罗兰小语》、《罗兰信箱》等作品,是她在广播电台做主持人向广大青少年进行教诲、或交流心得体会谈心式的作品。由于它充满关爱,充满对人生哲理的思索和概括,因而不仅广受台湾青少年的喜爱,而且经过岁月沉淀之后,又在大陆青少年中掀起一股热潮。 而罗兰的散文不仅文笔细腻潇洒,联想丰富,措辞精巧新奇,风格清新典雅,而且感情真挚充沛,以写静抒情中阐发人生哲理,行文自然流畅,妙语连珠,毫无生硬说教痕迹。 由于出生于中国传统的书香世家。她的作品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蕴含着深厚的中国文化的底蕴,含蓄、隽永;洋溢着中国式的哲思,睿智、通达;体现着作家对现代社会的深层思考,深刻、清醒。罗兰一生崇尚淡泊,不追求功名利益。从她的《秋颂》一文中可以清楚的读出她对洒脱的秋的热爱,以及人生观。



汉沽老潘存 2016.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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