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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中，强化审委会成员的责任，避免集体决策等于集体无责的尴尬，成了重点。公布审委员不同意见，应当说符合改革方向，也有助于提升审委会成员的责任意识。 近年来，人们对美国司法制度也有了更多的了解。这其中，为国人较为熟知的就有哈伦大法官。此君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任职16年，共撰写了613份意见书，其中异议意见书达到了令人吃惊的296份，人送外号“伟大的异议者”。有不同意见、且意见不被接受，反而名垂青史，这让国内不少法律同行感到新奇。从“大胆借鉴和吸取全人类先进管理经验”的原则出发，国内司法界对裁判文书写入合议庭成员不同意见有所期待，本是意料中事。 判决书只体现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决定了判决结果。可是，这两天在网络中迅速走红的一份判决书，却是以记载了三种不同观点而出名。法官在判决书中直接亮出了来自审判委员会的三种不同观点，这份“特别”的判决书来自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在法律人的朋友圈里，不少同行为之点赞，当然也不乏谨慎乐观或怀疑之声。因这是一宗离婚案件的判决，有法官分析认为，“应该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案子，所以才会拿出来‘冒险’”。 其实公布审委会不同意见并不“冒险”。南京玄武法院这份让人颇感“新奇”的判决书，也非如网络上所传的那样，乃合议庭不同意见首次写入判决，它其实是将审委会不同意见写入了判决。 当然，审委会在中国也是合法的审判组织，只不过它是一个大号的“合议庭”。与合议庭一样，审委会也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裁判原则。有关审委会的存废，在法学界争论了三十年，目前的选择仍是“保留并完善”。既然审委会对个案有决定权，那就应权责匹配。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中，强化审委会成员的责任，避免集体决策等于集体无责的尴尬，成了重点。公布审委员不同意见，应当说符合改革方向，也有助于提升审委会成员的责任意识。 至于合议庭不同意见写入判决书，其实早在15年前就有了先行者。当时广州海事法院通过在内部统一裁判文书格式的办法，全面推行了对合议庭不同意见的公开。据广州海事法院发布的数据，该院在裁判文书中记载合议庭少数意见的约占10%左右，这样的异议率已经不算“少数”了。 值得关注的是，广州海事法院推行的合议庭不同意见公开，并没有得到同行的多少呼应，更谈不上全国普及。15年来，裁判文书公布合议庭成员的不同意见，似乎成了一项“叫好不叫座”的改革。除了没有自上而下的推动，背后的原因恐怕还在于：裁判文书公布合议庭成员的不同意见也有不少异见。在法官可以造法的英美法系国家，公开合议庭少数意见是司法的常态。在大陆法系国家，却是另一番风景。如法国就规定，合议庭成员的少数意见不得对外泄露，不得在判决书中注明，且所有法官都有对合议中未被采纳的少数意见负有保密的义务。 中国内陆在法系归属上自成一派，但在亲缘关系上，我们与大陆法系靠得更近。合议庭是一个法定的审判组织形式，最终的裁判采纳的是多数成员的意见，因而在裁判公开上，仅应公布最终的意见即可。如果合议庭成员存在分歧的，应在合议庭内部解决。不少声音认为，对于一个法制统一的国家而言，公开合议庭成员的少数意见既不利于法院权威的树立，也不利于当事人对法律的理解，更不利于通过个案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回到南京的个案，审委会不同意见的公开，是否要与合议庭不同意见公开捆绑，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既然案件提交到了审委会，最后的裁决权也在审委会，该份判决还以合议庭成员署名，未免太名实不符。真正的权责一致，不妨就以实际的裁判者审委会落款，并列出所有审委会成员的名字。当合议庭成员越来越不想成为“提线木偶”，作为合法审判组织的审委会，就不要再默默无闻地甘当幕后提线人了。也希望，不同意见公开写入判决文书，越来越常见。 □王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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