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维普中文期刊数据库等的搜索统计显示，2015年1月—12月，在各类期刊杂志上发表的《红楼梦》及相关主题的文章共约1800篇，其中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约850篇，核心期刊约300篇，CSSCI约300篇，与去年同期相比略有减少，但鉴于本述评截止时间为2015年12月初，未来一个月数据还会增长，所以总体来看2015年红学类文章基本保持稳定态势。《人大复印资料》2015年全文转载《红楼梦》研究文章共4篇，分别为陈军《论赵清阁的〈红楼梦〉话剧改编》、王人恩《新发现的茅盾〈红学札记〉述论》、李玫《〈红楼梦〉第二十二回薛宝钗、王熙凤“点戏”意义探微》、张娅丽《莆仙戏传统剧目〈贾宝玉〉考述》，其中两篇原发表时间在2015年，两篇在2014年。 就发表《红楼梦》研究文章的期刊分布来看，经过多年培养，《红楼梦》研究文章拥有着长期稳定的发表平台，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生长点，当然亦有需要继续努力开拓的空间。《红楼梦学刊》一直是《红楼梦》研究成果发表的主力阵地，一年出刊6辑，共发文约140篇。《明清小说研究》、《曹雪芹研究》、《红楼梦研究辑刊》、《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内蒙古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学术期刊、大学学报亦是《红楼梦》研究的活跃阵地。《文艺评论》、《文艺理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学术期刊也时有相关的《红楼梦》研究文章面世。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典籍外译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有关《红楼梦》翻译研究的文章数量逐年增多，除《红楼梦学刊》外，《外国语》、《外语教学》、《外语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等外语专业刊物也刊登了一些《红楼梦》外译方面的文章。另外，各地红学会亦不定期出版内部刊物，如贵州省红楼梦研究会的《红楼》、江苏省红楼梦学会的《红楼文苑》、天津红楼梦研究会的《红楼梦与津沽文化研究》、辽阳市红楼梦学会的《辽阳红学文荟》、邓州市红楼梦研究会的《红学研究》、新乡市红楼梦学会的《中原红学》、南阳市红楼梦研究会的《掬红一叶》等，这些民间自发的《红楼梦》刊物虽然不同程度存在发行范围不广、期数不稳定等问题，但依然可称为正式期刊的有力补充和后备，为进一步带动《红楼梦》研究在省市县的多层繁荣和拓展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稍嫌遗憾的是，依然有一些高品质的学术期刊和大量的大学学报因为各种原因并未或很少刊登红学研究文章，这也是红学研究者在未来进一步努力进取的方向。 为引导读者阅读，体现编辑意图和自身风格，以《红楼梦学刊》为首的几家期刊根据自身特点和《红楼梦》研究的学术热点相应地设定栏目、组织专题稿件。《红楼梦学刊》2015年第3辑就著名作家二月河的言论，以及由此引发的讨论，组织发表文章，期望引起读者对当下《红楼梦》阅读状况的思考并提出对策。张云的《〈红楼梦〉在那里：读还是不读——有感于二月河的“中国大学生读不下去〈红楼梦〉是耻辱”》，针对二月河的一句“中国大学生读不下去《红楼梦》是耻辱”，再一次就如何对待《红楼梦》这样的经典名著这个极具现实意义的话题展开讨论，从读不下去的原因入手，提出做好导读才是最有效的“雪耻”方法。张娅丽的《二月河与〈红楼梦〉研究述评》则对二月河的《红楼梦》的研究及其研究对“落霞三部曲”创作的影响做了综合述评。另外，《红楼梦学刊》长年开设“红楼一角”、“红注集锦”、“研究生论坛”、“新人新作”等专题栏目，“红楼一角”和“红注集锦”专门发表讨论小问题的短文，内容丰富角度多元，不追求研究型长文的学术深度，而以趣味性、灵活性和普及性见长，“研究生论坛”和“新人新作”则为在读研究生、博士生以及初入红学门径的研究者提供崭露头角的机会，通过规范和锻炼不断提高新人的写作水平和学术素养，为《红楼梦》研究的持续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曹雪芹研究》2015年第1期组织了“曹雪芹与北京西山”专辑，发表4篇文章，分别为：邓庆佑《曹雪芹的西山故居在哪里——兼谈曹雪芹纪念馆的地理环境》、包世轩《曹雪芹西山最后居住地谢草池问题解析》、樊志斌《曹雪芹京西居所、行迹研究及相关问题考辨》、张志《不如著书黄叶村——〈红楼梦〉与北京西山》。 《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就曹雪芹诞辰三百周年，分别刊发了相关会议综述和文章：高淮生《纪念曹雪芹诞辰30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乔福锦《学理分歧·学术对立·学科危机——曹雪芹诞辰300周年之际的红学忧思》等。《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就海外《红楼梦》研究和《红楼梦》的翻译与传播组织了文章，分别为：张惠《蝉蜕于秽——逸舞于色情小说之上的〈红楼梦〉》、傅松洁《对〈红楼梦〉第五回的互文性解读——谈海外红学的研究方法》、唐均《〈红楼梦〉翻译中的东方主义问题摭拾》、刘名扬《〈好了歌〉两个俄译本的复译比较研究》、夏露《黛玉〈桃花行〉的越南文译本与中越桃花美人意象之关联》。 以上是2015年期刊发表的《红楼梦》研究文章的基本概况，本述评拟分为家世与版本，文本鉴赏与批评，红学史材料与人物，戏曲、影视改编，翻译与传播五个方面分别予以详细介绍点评，因文章数量甚众，笔者仅能略举一二，点到即止，挂一漏万处望读者海涵。 一、家世与版本 家世与版本研究，是新红学以来红学研究中极受重视的一部分，也取得过不少突破性的成果，不过近年来重大新材料的发现越来越少见，所以此领域文章的研究模式多为在现有材料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整合归纳、思辨推论，兼以一些新材料的披露，也因此，这部分文章很能考验作者的学术功底与思辨能力，稍不扎实就有可能产生硬伤。本年家世与版本方面的文章较为扎实稳健，保持了一贯的学术水准。 在家世研究方面，学者的关注点基本还是围绕着曹雪芹生平和曹寅时代的相关史料。张庆善的文章《张家湾·曹雪芹·红楼梦》，结合曹家家事及相关材料，通过合理的分析辨析，指出曹家有产业在通州，在张家湾，而曹家的祖茔也在通州，并且极有可能在张家湾，曹雪芹死后极可能归葬祖茔。最后，作者还呼吁从长远角度来看，研究者们“要有更加开阔的视野，有更加宽广的胸怀”。顾斌重新梳理了前辈学者关于曹雪芹与敦诚、敦敏兄弟的交往情由，结合黄一农新近发现的相关史料，认为曹雪芹在生活窘迫之际走近敦诚、敦敏，或是为寻求旧主帮助，并在此基础上彼此建立了真挚感情。刘广定从故宫博物院所藏奏折认定曹顒死时无后，由此推断曹雪芹当为珍儿遗腹子。杜春耕的《也谈曹雪芹的卒年》对蔡义江、孙玉明就曹雪芹卒年展开的辩论做了综述，明确认可“壬午说”，并分析自己对此问题认识的发展过程。胡铁岩根据《重修二郎庙碑》和相关史料，指出“金陵织使署”并非是指位于总督部院前街的江宁织造府行宫，而是位于覆舟山一带。高树伟的《裕瑞〈枣窗闲笔〉新考》根据新发现的材料，对《枣窗闲笔》的递藏、笔迹、时代、内容等几个方面做了重新考察，最终得出结论，《枣窗闲笔》流传有序，确为裕瑞亲笔所写，成书在道光年间，是红学研究的重要文献。樊志斌介绍了由李煦题诗的《成达可行乐图》，黄一农通过考察指出敦敏的《懋斋诗钞》和敦诚的《四松堂集》基本上是严谨的编年体。此外，还有不少围绕曹雪芹家世材料的不同侧面展开讨论的文章，其中有些甚至可以说离曹雪芹或者《红楼梦》的研究已经有些距离，在此不赘。 在版本研究上，朴素的版本考证工作占据主流，研究者们倾向于通过扎实的比对，对各个版本的情况进行辨正，分清源流，明辨真伪，纠正谬误。刘世德对舒本第五回首页异常问题进行考察，认为造成异常的原因是回前诗的后来插入和保持首页末行末字与次页首行首字衔接的需要，并指出单就舒本第五回来看，在版本关系上，它与庚辰本、蒙本、戚本、梦本、甲戌本亲近，与己卯本、杨本、眉本疏远。刘世德的另一篇版本方面的文章是对《红楼梦》舒元炜序言的研究，认为舒序本所说“当廉使”、“邻家”都是指当保，舒本现存四十回是由姚玉栋藏本的五十三回和当保藏本的二十七回拼凑而成的。孙玉明对由于版本文字差异和理解不同而造成的关于刘姥姥一家的几个问题做了辨正，一、刘姥姥姓氏问题，二、狗儿是否续娶问题，三、板儿、青儿孰大孰小问题。沈治钧辨正了《红楼梦》几种版本、材料的真伪，指出：甲戌本附条应该产生于1931年6月之后；北师大藏本被称为陶洙抄校整理本，此为学术委婉语；天津王超藏本是现代人蓄意造假的产物。对版本来历进行考辨的还有王丹的《经元升记本〈绣像批点红楼梦〉成书考辨》、王丽敏的《中国人民大学藏程本〈红楼梦〉考辨》、陈传坤的《上图藏吉晖堂本〈红楼梦〉底本考辨——兼与夏薇博士商榷》等。项旋、舒鸣合作的文章《〈红楼梦〉程高本纸厂印记考辨》角度与前述文章不大相同，也算独出心裁之作，本文将关注点放在了刊刻用纸的印记上，指出以往学界所认为的程高本“东厂扇料”实为“本厂扇料”之误，该印也不能作为《红楼梦》摆印地点在北京的证据，程高本摆印地点与琉璃厂东或者东厂也无必然关系 二、文本鉴赏与批评 谈到《红楼梦》研究，当然离不开围绕《红楼梦》文本展开的各类研究，在“回归文本”成为文学理论研究中一股不容忽视力量的今天，《红楼梦》的文本鉴赏与批评也绽放出新的活力。这里，笔者将从综合论述、人物论、比较研究、文化研究、续书与评点几个侧面逐一分析。 1、综合论述 综合性研究方面，研究者大多在中国传统文论和传统小说理论的内在理路中进行探讨，结合文本细读，将研究引向多元化，既可以停留在纯文学鉴赏的程度，也可以展开对小说主旨、结构、文体等多方面的讨论，文章的可读性与理论性都很强。 《读书》2015年第7期发表刘梦溪的文章《大观园里大观园外》就是源于对《红楼梦》文本的细读和体悟，作者极为肯定《红楼梦》的伟大成就，认为它是“中国文学的集大成者”，山水园林加上青春美丽，使大观园成为爱情滋生地，《红楼梦》的艺术天枰因作者的好恶而倾斜，有美必归大观园，有丑必归宁国府。唯一的例外是王熙凤，大观园里和大观园外的关防。《红楼梦》作者不满足于停留在爱情婚姻层面，对爱情婚姻背后的家族和社会势力，铺排得广阔无垠又密不透风。无独有偶，杜志军也将大观园置于研究视野之中，从作为省亲别院的大观园、作为私家园林的大观园、作为青年居所的大观园三个纬度出发，以期对大观园园林书写的文学意义作出解读，彰显园林之美在文学层面的价值，在文本研究的层面去体悟曹雪芹对于中国园林之美的领悟。詹丹认为《红楼梦》中的楔子、凡例、序言等都是作者在创作撰写小说过程中有意为之，在创作过程中经过了删汰、调整、吸纳和创造性发挥等各种精心打磨，对揭示主旨、隐括全文、推动情节发展都有重要作用，也体现着《红楼梦》“文备众体”的特色。欧丽娟指出，相较于汉魏六朝，《红楼梦》文本本身与唐朝的关系更为密切，与之相反，曹雪芹本身更接近于汉魏文士。针对这一现象，她进一步探讨了“字梦阮”与作者创作主旨的关系，并且厘清了“作者原意说”，认为《红楼梦》是作家遭逢巨变后，怀着对繁华的眷恋所展开的乐园叙事。应必诚的《红学何以可能》则是从文学批评和学科建设高度观照《红楼梦》，具有方法论意义，通过对周汝昌先生和余英时先生红学主张的分析，深化对“什么是红学”“红学为何，红学何为”“红学何以为学”的探讨和认识。朱嘉雯的文章《刹那断送十分春——探讨〈红楼梦〉“葬花”的文化语境与情景语境》，让中国历代诗歌中伤春悲秋的文化语境和历史语境与《红楼梦》中《葬花吟》所代表的主题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从而加深对小说主题与意象的理解。该文的独特之处在于既成功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又合理地引入化用了西方文论，毫无生硬镶嵌之感。 2、人物论 人物论文章是《红楼梦》文本鉴赏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因其可读性强而一直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也因此读者对人物论文章的期待值亦相对较高，但经过多年的开掘，人物论的相关话题和资源都渐失新意，文章的质量较难有突破。 今年人物论类型文章中，值得关注的有，井玉贵的《他山之石，抑或唐突西施？——美国汉学家黄卫总论薛宝钗之检讨》，作者针对美国汉学家黄卫总对薛宝钗的论述，提出商榷意见，认为一味以“热毒”、被压抑的欲望去解读薛宝钗，具有泛性论的色彩，加之不加批判地沿袭张新之的论调，导致黄氏视角常常失效。张同胜对探春的伦理身份问题展开讨论，认为探春不认生母、不亲胞弟等行为是由她的伦理身份决定的。根深蒂固的嫡庶制度、满族严格的主仆秩序以及探春个人的伦理应对共同促成了探春的行为。徐永斌在他的文章《治生视野下的〈红楼梦〉中贾雨村人生价值观转变探析》中对贾雨村的治生生涯进行分析，并从此分析其人生价值观发生蜕变的历程。傅承洲认为《红楼梦》的作者写了黛玉的恋爱，没写她的婚姻，宝钗则主要写她对婚姻所作的努力而没写恋爱。黛玉是一个理想的恋人形象，而宝钗是一个现实的贤妻形象，作者对人性的复杂有着清醒的认识，因此也写出“正邪两赋”的复杂性格。段江丽有两篇人物论方面的文章，分别为《红楼家庭角色论——以贾政为中心》、《家庭文化视野下的贾珍与贾琏》，作者以家庭伦理道德规范为参照，将人物群体聚焦于传统家庭文化背景之下，以贾政、贾珍与贾琏为分析对象，认为：贾政正统而平庸，不论为人子、为人夫，还是为人父，都尽职尽责却又无可奈何；贾珍与贾琏身为典型的堕落贵族，不乏人性中良善的一面，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男性群体在传统父权社会中的生命困境。 总体上讲，今年人物论方面的文章数量颇为不少，遗憾的是，中规中矩沿袭前人说辞的文章不在少数，而独辟蹊径持论新颖的上乘之作依然较为稀少。（待续） 本文系中国艺术研究院长期科研项目“红楼梦研究年度发展报告”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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