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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红学发展史的角度考察，《红楼梦》研究主要经历了古代、近现代、当代三个重要阶段： 第一阶段以曹雪芹“披阅增删”《红楼梦》的创作经历为起步，包括他的亲密合作者脂砚斋在早期钞本上作的“自赏型”评语及程本面世后形成的“导读型”评点，还有探究《红楼梦》“真事”的索隐红学。 称为古典红学的原因是清代红学以评点、索隐为主，而评点、索隐均是以文本为依托的没有经过“西学东渐”洗礼的传统解经模式。 第二阶段为近现代红学，这个阶段以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凌空出现为标志，可视为近、现代红学的开端。 《红楼梦评论》的学术史意义在于超越了传统评点、索隐的解经范式，尽管这种范式也存在清晰可见的误区。王国维生当现代阐释学远未成熟的百年之前，其《红楼梦评论》对曹雪芹作品的解读就难免有“误读”成分。但他的“误读”又体现出更多的创造性解释。 按照解构主义代表性学者哈罗德·布鲁姆的观点，一切阅读皆是“误读”[1]。某种意义上讲，“误读”属于中外文化交流中不可回避的文化现象和解释学原则。由于跨文化比较研究不符合“西学东渐”之前的中国学术传统，缺乏学术背景及学术群体的支撑，王国维树立的新典范很快被后来居上的《红楼梦》考证派光环所遮蔽，胡适改造乾嘉学派建立的“新红学”成为这个阶段研究模式的主流。 第三阶段以新中国成立后的1954年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取得正统地位为标志，进入了当代红学史的新阶段。 社会历史批评派围绕着《红楼梦》的思想性展开，虽然处于泛政治化语境的场域及其形而上学立场，不可能使思想性的讨论达到真正的准确和深刻，但社会历史批评派对统治红学三十多年的胡适考证派批评却颇能击中要害。 社会历史批评的视角也决定了这一派必然着眼于对文学作品的时代背景分析，但这种研究范式不可能穷尽文学作品的全部，就文学要素的构成而言，只有从“世界——作者——作品——读者”的四个维度去诠释，才有可能比较全面地把握一部文学作品。 但社会历史批评派仅仅触及到其中的一个维度即文学四要素之一的“世界”，过于着重文学作品与其所处时代的联系，片面强调作品反映社会的功能，势必造成以偏概全或阐释缺位。就《红楼梦》研究而言，不过是将这部作品当作记录一定历史时期的文本材料，或反映社会的“一面镜子”，这种简单的直线型解读就易流于浅泛也容易遮蔽文学作品的审美视线。 社会历史批评派对《红楼梦》的单维度诠释，与从整体上把握文本，显然有着实用与审美的区别。就其根源上讲，社会历史批评派与传统学术中的“宋学派”一脉相承，尤其是自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以来，研究者多从小说作品中读出作者的社会政治价值关怀。 《红楼梦》具有强大的意识形态张力，不同时代的读者语境中都能产生新的价值关怀。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的出现更有其特定的时代价值观念的影响渗透，与泛政治化语境下的历史背景有关。 发展到“评红热”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意识形态诠释成为《红楼梦》意义呈现的基本方式，这就导致了对文本的诠释过度。 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研究范式虽然扭转了考证派在红学领域独领风骚的局面，但以“烦琐考证”来贬低“新红学”的学术史意义，就意味着主动放弃了对古典文学文本意义诠释与文献之间密切联系的求索，使得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在文献还原与思辨索原之间没能做到有机的统一。 当代红学史又可划分为两个历史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个阶段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对扭转考证派红学的偏颇具有积极意义，尽管这个时期也出现了庸俗社会学研究模式一度占领红学阵地的畸形局面，但红学研究在探索中仍出现了不少可喜的成果； 第二个时期主要是改革开放新时期，这个阶段红学在全球化文化语境下形成了活力四射的新局面，新时期的红学争鸣把话题推向了一个更深广的层次，促发了关注曹雪芹和《红楼梦》的社会热情。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战乱频仍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废待兴，同以往政权更替后新的意识形态尚未完全同步情形类似，《红楼梦》研究依然在胡适开创的考证派轨道上惯性前进。 盘点1949年至1953年间的红学成绩，值得大书一笔的是棠棣出版社推出的周汝昌《红楼梦新证》，这是研究曹雪芹及其家世的一部重要学术著作。 胡适曾据相关史料于《红楼梦考证》中提供了曹雪芹身世的大致轮廓，但真正将曹雪芹及其家世研究引向深入的，当推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这部著作几乎是一网打尽地挖掘出当时所能见到的不经见文献，引证文献多达千种，包括大量清宫档案。尤其是该著《史事稽年》部分，详尽列出了自明万历以降曹府及时代沿革的“大事记”，将《红楼梦》作者的生平连点成线，使得人们心目中的曹雪芹形象逐渐清晰，这在红学史上是非常了不起的贡献；但同时也应客观指出，在研究方法上，周汝昌并未突破胡适研究范式的藩篱。 如果在红学史上定位，说周汝昌是“新红学的集大成者”似更准确。“新中国红学第一人”当属李希凡，以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取得主流地位为标志，1954年也就成为《红楼梦》研究史的分水岭，当年的那场红学大讨论，对之后《红楼梦》研究及古典文学格局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都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这是红学走向重新繁荣的历史机遇。就红学发展而言，“新时期”则是从1979年开始的，这一个时期的《红楼梦》研究表现出集团性和组织性。 1979年1月文化部红楼梦研究所正式挂牌，紧接着酝酿筹创《红楼梦学刊》，当年5月20日在京召开了编委会成立大会。1980年7月在哈尔滨师范大学举办的首届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以及在这次大会上成立的中国红楼梦学会，是《红楼梦》研究进入新时期的重要标志，开启了红学历史的新航程。 进入新时期以来，老一辈红学家们重新焕发青春，不断写出新作，中青代的红学研究者不少也脱颖而出。 作为最有影响的红学重镇，在文化部《红楼梦》校注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红楼梦》研究所集中了一批卓有成就的红学家，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已成为新时期红学发展的中坚力量，其中冯其庸堪称当之无愧的“新时期红学第一人”，这除了他本人著有《曹雪芹家世新考》《论庚辰本》等红学代表作、主持过人民文学出版社《红楼梦》新校注本工作、主编《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红楼梦大辞典》等大型红学工具书外，还与他长期担任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组织全国及国际高端红楼梦学术研讨会、推动新时期红学事业发展起到的不可替代作用有关。思想解放运动的社会文化大背景带来的宽松环境，引导人们用自己的眼光思考问题。 新时期红学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打破了红学研究的禁区，使得《红楼梦》研究逐渐转入了正常的学术轨道。此时红学研究者已不满足于在新红学考证派的“自传说”和社会历史批评派的“典型论”旧语境下寻找话题，新时期红学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多元格局，此前争鸣过的很多老话题在新语境下又被重新激活。摆脱以往政治功利观念的思维定势，正是对传统治学范式偏向的反拨。 改革开放以来，红学中的美学批评派与社会历史批评派二水分流、双峰对峙。王国维当年的那一缕空谷足音，在当代红学中又产生了遥远的回响。但新时期的红学热点主要是局限于文献范围内的争鸣，红学文献考证的分支划分也愈来愈细。 有一个现象应当引起红学界的注意，当今新发现的曹雪芹家世史料、《红楼梦》版本等文献比民国年间要多，但红学考证方面并未出现石破天惊般的学术突破，基本还是对当年胡适、俞平伯研究结论的修修补补，需要指出的是，当年“新红学”对《红楼梦》作者和版本的考证，虽然切近了这部作品的具体历史语境，但主要也还是一种背景的廓清。 经过百年的演变，“新红学”发展历程中呈现出的“经学化”倾向日益严重[2]，表明红学已进入了学术发展进程中的“瓶颈”期。所谓学术“瓶颈期”，指的是学科进程中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阻力越来越大，而学术空间越来越小。这就如同一个瓶子，瓶身较大，但瓶身与瓶口连接的地方却较小。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有段论述，可供进入“瓶颈期”的考证红学比较参照： 凡一学派当全盛之后，社会中希附末光者日众，陈陈相因，固已可厌。其时此派中精要之义，则先辈已浚发无余，承其流者，不过捃摭末节以弄诡辩。且支派分裂，排轧随之，益自暴露其缺点，……。此衰落期无可逃避之运命。[3] 梁启超关于学术思潮发展变迁规律的论述，确实值得红学共同体尤其是从事文献考证的研究者们深思。要走出新旧红学的研究范式，努力突破红学发展进程中的“瓶颈期”，实现文献、文本、文化在红学研究中的融通与创新。欲突破红学的“瓶颈期”，除了突破“旧红学”与“新红学”共同的“经学化”倾向，还要扬弃泛政治化语境下的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 新时期的红学还应将《红楼梦》与古今中外名著打通。《红楼梦》与现当代文学关系的研究是红学的重要课题，从“作家资源分析”和“小说文本比对”的方法入手，可研究的问题还有很多。 从“形似”上看，家族题材、婚恋主题的继承等，都可以看出现当代文学创作与《红楼梦》的关系；从“神似”上看，《红楼梦》资源的现当代继承，不应仅在题材、主题以及写实技法的层面，而应深入到精神层面。这种研究实际是借助经典传播中对后世作家的影响，以逆向的方式显现《红楼梦》的文学意义。 学术研究总要时俱进，有学者提出当代文学建构中的“新时代”概念[4]，以区别于“新时期”。“新时代”是承接“新时期”的又一个崭新历史阶段。 古代文学专家宁宗一对“新时代”红学还提出了建设性意见：“第一，珍重、维护和强化《红楼梦》研究共同体，使《红楼梦》研究群体得以健康发展；第二，红学永远在进行时，为此，反思旧模式、挑战新模式是必然的前进过程；第三，为了拓展《红楼梦》的研究空间，我们亟需创造性思维。”[5] 应该看到，在新时代文化语境下，“红学”这一东方显学研究的起点显然早已被垫高。勇于开拓的研究者不是在自我封闭的心态中进行思维，而是在与外界对话中不断摄取新的信息并调整自己的理论意识中进行的。展望期待视野中的研究前景，也是对“新时代”红学的深情呼唤，争取在《红楼梦》研究的学术增长点上创造出新实绩。 学术研究的发展总是伴随着学术争论而发展，在新时代红学中存在这样那样的学术论争是正常的学术现象，学术讨论无疑是推动学术发展的动力。对《红楼梦》这样伟大的文学经典，要有敬畏之心。《红楼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研究《红楼梦》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社会对人生的认识，同时可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新时代红学发展的进程中，遇到新问题也很正常。时代的进步、经济的快速发展、网络文化的普及，使得新时代阅读经典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谈新时代红学，不能忽视几千万广大《红楼梦》爱好者，学术研究也应为广大《红楼梦》迷的阅读和审美需求提供有益的帮助，这也是新时代红学发展提出的必然要求。 红学的生命力不仅在众多学者对《红楼梦》研究的学科化努力上，而且还体现在红学领域的不断扩大上：《红楼梦》与文化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关系日益密切，并融入社会发展、文化事业发展的大潮流之中。 《红楼梦》的当代传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性，如影视戏曲改编、绘画、网络平台推介、微信、公众号等。红学研究者应当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需求，更新研究方法，让红学这门“中国化的学问”[6]持续保持学术“风向标”的地位。 《红楼梦》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因子，今日“文化自信”已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红楼梦》在推动文化自信方面自然具有重要价值。文化自信视域下的《红楼梦》当代传播，正是新时代红学的崭新课题。 有研究者还探索了文化自信视域下的《红楼梦》当代传播策略问题，具体操作是，让《红楼梦》“融进去”，为文化自信注入活力；使《红楼梦》“活起来”，为文化自信厚植底蕴；将《红楼梦》“推出去”，为文化自信增添底气[7]。《红楼梦》的经典化过程，是与红学的发展伴随而行的。对伟大的文学经典《红楼梦》，应该像对待长城等伟大文化遗产一样，要爱惜并有敬畏之心。 《红楼梦》本身是接“地气”的，红学研究也不能脱离当代人的日常生活而封闭在冷僻书斋。由于曹雪芹清醒地反思了人类的共同生存困境，使得作品中提出的关系国计民生的各种话题，有不少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永恒话题。《红楼梦》不仅是曹雪芹所处时代的历史画卷，其描摹的众生相今日也能找到遗传基因，这也正是《红楼梦》精神价值对当代人的深刻启悟。 曹雪芹经历了生命的大起大落、大悲大喜，这一切如梦亦如电，有大觉而后知大梦，这才使《红楼梦》超出了一般的作品，提升至中国古典小说所罕至的哲学境界。 《红楼梦》打破了千古以来许多人打不破的迷关：名利、金钱、权势、儿孙、婚姻等，把中国历来不受重视的灵魂、尊严、人性、高尚、美丽放到至高无上的位置，这本身就是一种颠覆，它呼唤生命所本有、应有的一切，而不是任何附加的东西，所以《红楼梦》才能“打破了传统的思想”而上升到对人生根本问题的叩问和终极关怀的品位。 真正伟大的作家无不关注人类的生存价值与意义，无不充盈着对人类命运的形上追问与思考。曹雪芹用他那生花妙笔写出了专制时期必然会出现的人文精神的萎缩，以及在主人公身上的百折不挠。 社会进步需要理想人格的构建，而人格构建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帮助人们克服过度物欲化导致人生价值观念的偏离，曹雪芹在作品中启迪人们打破迷关，时时提醒人们做精神的守望者。 《红楼梦》以其终极关怀推进了人类自身价值的生成，面对《红楼梦》提出的生命存在与如何超越这个永恒的话题，新时代的红学研究者还要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文化苦旅”的精神跋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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