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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2日，某高校教师掌掴院长事件落下帷幕，以当事教师被辞退而告终。事件的来龙去脉、是非对错，各方已罗列了不少事实和观点，这里并不打算讨论。
我所关注的是它引发的后续反应。几乎每一次类似事件，都足以引发对“青椒”生存状态进而上升到对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热烈讨论和深度追问。也几乎是每一次，这类讨论都不免会跑偏走样为替部分教师（包括青年教师）不能尽职履责寻找到一个貌似公允的借口。许多问题的线索因而变得简单明了：为什么教学效果不好，学生不买账？因为教师物质待遇差、经济收入低，于是各种怨气怨念就来得理所应当，于是把它们传递到学生那里并获得一个差评也就变得顺理成章或情有可原。
经济收入、物质待遇是否确有如此之大的作用，恐怕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前几年，曾有教授在课堂上明言，“40岁赚不到4000万别说是我学生”。以前也听说过教师在课堂上大谈自己昨天得了多少钞票、前天赚了多少外快的“趣闻”。大概是为免说者口不应心、言不由衷，听者心不在焉、顽劣厌学，这类金钱段子登堂入室，竟也为师生双方见怪不怪了。耻于言利的伪道学固然早已过气，时下也流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过，同一批人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议题上的“吃相”与格局差异过于明显，总让人觉得哪里出了问题。
我们不妨用现代犬儒主义来概括这种独特的精神现象。犬儒主义并不起于现代，但现代犬儒主义有其特殊之处。
工具理性，即理性与信仰的二分，是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先决条件。然而，起初价值无涉的态度，随着工具理性的膨胀而发生转变，从对价值的不争论到以“科学”的名义为某种价值和意义进行实证。吊诡的是，这种证明经常是矛盾的，时而以理性主义纠正经验主义的“犬儒”——因后者告别宏大叙事、“反对方法”，时而以经验主义纠正理性主义的“犬儒”——因后者单一向度、抛弃价值。与此同步的，是价值理性在其自身领域出现了退缩，开始承认一切价值判断都是相对主义的，“怎么都行”，不存在什么更优的规范性论断。发展至极致，也就是否定任何终极价值和意义，因而否定任何关于我们应当如何的思考和行动。
如果说心灵鸡汤是光谱的一个极端，那么犬儒主义就是与之遥相呼应的另一个极端，一个将任何行动都赋予意义、充满鸡血正能量，一个则拆解一切价值和意义——就像许三多的两个损友常说的“这没有意义”。
在市场深度嵌入的现时代，犬儒主义表现出出离世界、驳难价值、敌对文化的倾向，它拒绝反身自顾，践行玩世不恭——因为在其看来，这世界本就不值得“恭”——“认真你就输了”。真正的价值偏好秘而不宣，不敢公诸于众，生怕损及价值中立的信条。假大空横行，岳不群遍地，圣徒不世出。严谨而温和的改造方案，被认为是一种妥协与投降，被冠以“犬儒”的称号，因为那“没有意义”；为秀而秀的反讽姿态，则越发成为一种受人尊敬的力量。一切剧烈的社会转型过程中，都不难见到此种断裂。“拒绝崇高”、“告别理想”、“活在当下”成为现代犬儒主义为走向颓废和放弃责任所作的自我确证的普遍说辞。
犬儒的落脚点在一个儒字，故也可说是在知识分子中特有或至少是尤为突出的现象，明明是儒，却形似一犬，揣着明白装糊涂，夹起尾巴强做人。可是，其他阶层的狗苟蝇营可以人之本能视之，唯知识分子之堕落颓废不可放任。在改变世界的问题上，知识分子不要过于高估自己，也不可轻易放弃职守，在冷酷的社会现实面前悲观绝望，在世俗化浪潮中放浪形骸，并不是什么值得夸耀和标榜之事。知识分子的启蒙理性永远值得尊崇，但由理想的巅峰一跃直入犬儒颓废的深渊，或被市场俘获，或被权力俘获，则殊为憾事。知行合一，并不是要急于求成，社会进步实乃点滴累进之功，绝非一簇可就之事。
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理想国的幻灭，都极易使那些经历过坎坷的人们“幡然醒悟”，不再相信任何理想与价值，急于将他们下葬、掩埋。他们断言：过去死了，将来也死了，唯有当下的享受是最真实的存在。人类社会的历次剧烈转型，也往往伴随着犬儒主义洪流的泛滥。
现代犬儒主义完全不同于古希腊犬儒主义，当然也与中国西晋时竹林七贤式的“犬儒主义”相去甚远。古典犬儒主义与现代犬儒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生命的内在力量和精神深度的对立，生命活力与生命惰性的对立。缺乏生命的内在力量，理想必为虚无，道德遂成乡愿。
古代特别是古希腊犬儒主义崇尚自然，提倡人应该过原始的简朴生活，对于生活有一种非常确定的理想，即有一种心灵上的积极力量和个人道德上的自由，引导个体在悲苦的世界中挣脱欲望的囚笼。古希腊犬儒主义者看似价值相对主义者，实则有一种希望和愿景，只不过为各种极端怪异的行为所掩盖。“竹林七贤”们也有其隐秘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理想。现代犬儒主义者则根本放弃了“德行本身就是幸福”的观点，融汇了各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因素，摒弃了道德心和羞耻感，形成一股强大和彻底的非道德思潮。无论是泼皮牛二式的市井无赖，还是贪污受贿的政府官员，无论是出卖个性和良知的文人学者，还是灭绝人性的凶徒悍匪，都极其自然地以一种犬儒主义的姿态，打着价值相对主义的旗号自我辩护。
在这个意义上，那些面对镜头忏悔的落马官员们众口一词的“丧失了理想信念”，与11人杀22人的“远洋渔船大逃杀”事件中一种典型的开脱口吻“你在那种情况下也只能那样做”，是同样的敷衍。而我们这些幸存于当下的人们，其实每天也在被各种“正确的废话”的宏大叙事和“你跺你也麻”的流氓逻辑所笼罩。
现代犬儒主义的兴起及其对价值系统的腐蚀和对理想的背叛，也与现代市场社会所营建的巨大“物体系”密切相关。在一片物欲的喧嚣和消费的奇迹中，人的精神现象正在发生改变。韦伯所大力颂扬的以节俭、奋斗为核心价值的清教徒式的“资本主义精神”已渐趋宵遁。无怪乎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中一一细数现代社会中自杀、杀人、酒精中毒等种种病态后叩问道：“这是否是因为中产阶级富裕的生活在满足了我们的物质需要之后给我们带来了极度的厌烦之感，而自杀及嗜酒则是逃避这种厌烦的病态方式呢？这些数字是否有力地说明了这样的真理：‘人不单靠食物而生活？’这些资料是否表明，现代文明没有满足人的内心需要？”
变动不居的现代生活勾勒出如下图景：经济领域中生产体系日趋庞大、消费品生命周期缩短、新产品新样式层出不穷。工业社会的生产逻辑以消耗自然资源为代价来满足人类的需要，而当世界开始步入后工业社会时，人们陡然发现，自己百余年来的奋斗仍然没有累积下足以填满人的“欲壑”的物品。物品过时程序的加速，张扬了人的欲望，使人之所欲随时尚的更新速度越来越快而变得越来越强烈和短暂。人们深陷物的围困之中，快速的折旧与淘汰，使以往社会中的“物是人非”变成了“人是物非”，我们不断见证着物的快速产生、完善和消亡。哪里有什么消费的奇迹，不过是人填补价值空虚、获得存在感的一种活动。
一味诉诸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决定论的进路，非但不能缓解这种精神上的结构性匮乏，反而会在经济与文化的合谋下，助长现代犬儒主义，造成人类心智新的紊乱：一方面，人们对自己在此岸世界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表现出精神上的极大满足与亢奋，甚而把这种新教伦理框架下不过是荣耀上帝的“成功”，贪天之功以为己有——转化为个人的事功并将之神圣化，继起的则是始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一股“成功学”浪潮扑面而来，至今不绝。另一方面，人们为自己对彼岸世界的想象之匮乏、理想之消退而惶惶惊惧，为物欲的永不餍足和满足物欲之快感的转瞬即逝而空虚迷茫、萎靡颓废。恰如卡林内斯库所观察到的，颓废指向了“生活各个方面的衰败——道德、政治、宗教和艺术的颓废作为互相包含的整体”，成为“世界终结的痛苦序曲”。在启蒙理性祛魅经年以后，人们突然发现自己正在失去根基，走向虚空。
上述二律背反贯穿了整个“大转型”过程，至今仍未终结。当两个逻辑上呈现悖论的判断在现实中同时存在甚或同时为真，这多半是一个转型社会。所谓辩证或矛盾，多半也正因为这种转型对思想的震荡和冲击而发生。经验和认识到这一征象的文学家狄更斯以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最高级”展现了这种张力——“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也是韦伯式的“资本主义精神”衰退的时代，是布卢姆意义上的“美国精神”封闭的时代，是价值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盛行的时代，是现代犬儒主义的时代。人们纠结于叔本华式的“钟摆悖论”：当欲望未被满足，我们痛苦，当欲望被满足，我们仍然痛苦。赫勒认为，“犬儒主义是那些不介意伤口，却拒绝或不能承担责任的人”，他们是真正的无目的的虚无存在，既不关心未来，也不在意当下。虚无和犬儒，貌似成了“历史终结”之后，现代社会思想文化的归宿。
挣脱现代犬儒主义的陷阱，回溯现代化过程中人的精神现象，我们看到，那些一路走来，为市场这匹脱缰的“野马”撇开政治、社会与文化“单兵突进”摇旗呐喊、认为经济结构的改变就足以决定一切的天真的人们，曾由衷生发一种困惑：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在市场深化与犬儒泛滥并存的现时代，人们当可理解：知识分子并不一味反对市场，只是在市场价值之上，还有别的更为重要的价值。 知识分子也并不一味质疑时代，只是在时代旋律之外，还有其天职需要守卫。他们顽固地警惕和拷问物质世界对精神世界的侵蚀。这正是他们特有的张力。
【注】本文原标题《现代犬儒主义：市场社会中的价值消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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