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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九日，湘军澄海营再次下犯蕲州，被陈玉成水师击败，乘胜上追，至渭源口附近，杨载福、彭玉麟督船来攻，哨官鲍超等傍南岸下驶，从下游包抄而上。太平军腹背受敌，又值东南风大作，不能下退，只得弃船登岸，损失船只一百数十号，但上岸后，却用抬枪击毙澄海营营官白人虎。次日，罗泽南以两干余湘军进攻半壁山，与太平军数千人战于马岭坳，田家镇方面也派数干人助战。结果，太平军失败，营垒被毁。二十三日，秦日纲调二万众人攻罗泽南部二干六百人，罗部湘军先坚壁不出，后突起攻击，太平军不防，仓猝应战，竞至大败，退回半壁山。湘军乘胜越过壕沟，摧毁木栅，攻上半壁山顶，太平军或战死，或坠下悬岩，死伤极惨重，余众乘船退回田家镇。半壁山失守，殿左四十七指挥黄凤歧，北殿承宣吉志元，将军陈文金、陆练福战死，山下铁缆、篾缆系岸处均被砍断。傍晚，韦俊，石镇仑、韦以德部及土八副将军梁修仁所领左十八军抵达田家镇，与秦日纲会商，决定来日渡江决战。二十四口，太平军分三路渡江，韦俊、石镇仑等由半劈山分两路上岸，泰日纲等退近富池口附近的塔齐布部。这—仗打得很激烈，经过大半天战斗，三路皆败。太平军骁将石镇仑及韦以德、梁修仁等战死，战士阵亡干余，溺死数百，伤者达十之八、九。次日，燕王、韦俊等复将铁锁勾联于半壁山下，准备阻遏湘军水师。 十一月二十七日，湘军水师冲过蕲州，进扎骨牌矶；十二月—日，再进扎距田家镇九里之见峰嘴。是日，杨载福、彭玉船至商岸与塔齐布、罗泽商会晤，商定次日攻断太平军横江铁锁的策略。 十二月二日晨，湘军水师第一队由哨官刘国斌、孙昌凯率领，傍南岸急下，驶近铁锁，椎断承缆的铁码和铁锚，船即被江水从锁底冲出，再以洪炉大斧且镕且砍，六道铁缆，七条篾缆须臾间全被砍断。太平军见敌人断锁，率战船来攻，湘军第二队由彰玉船指挥，环围攻击。太平军两艘快蟹被焚，被迫后退。湘军第三队杨载福等见铁锁已断，即从断锁处冲下。这时，太平军在铁锁下游的五千艘杂船仓惶下逃，杨载福企图全歼这批杂船，并不急于攻击，拼命地下驶，于黄昏时到达距田家镇数十里的武穴附近．超越到杂船之前，然后乘东南风扬帆而上，充住冲杀，纵火大焚；彭玉鳞等亦由上杀下，两面包抄。塔齐布、罗泽南部六千军于南岸列阵助攻，百里上下，火光烛天，太平军杂船被焚四干余号，被俘五百余号。彭玉麟怕各军争夺俘获船只而贻误大事，又恐兵勇饱则思飏，将所俘五百余杂船一火烧光。杨载福等见武穴以下尚有太平军船只，又穷追三十余里至龙坪。太平军苦苦经营了一个多月的田家镇防线，数日内土崩瓦解。秦日纲，韦俊见大势已去，于三日晨自焚营垒，退出田家镇。撤退到黄梅县一带。杨载福因呕血留在武穴养病。 十二月八日，彭天鳞水师前锋，近犯至九江江面。拉开了又一场大战——湖口、九江之役的序幕。 战局进一步恶化，坐镇安庆的冀王石达开在作了一系列的布置后，星夜赶到距九江五十里的湖口县城，准备抗击悍敌。 对石达开来说，局面是相当严重的。半年来，太平军屡次战败，失地千里，军心相当混乱，甚至发生过湖口西营太平军准备叛变的事；九江、湖口一线的布署、兵力均远逊于田家镇，很难与获胜利余威东下的湘军争锋。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战胜敌人，首先必须争取时间，因为：一、湘军的精锐，在于水师，它船坚、炮利，训练有素。太平军船只虽多，几乎全军民船改建，负载小，炮质差。不改造水师状况，以新式战舰来代替旧民船，就不能在千里大江中与敌人抗衡。对这一点，石达开是有所认识的。当他驰赴安庆之初，即在那里建立了规模巨大的造船厂，仿湘军战舰督造。但要选出大批可用的战舰，需要相当时间，因此，还不能救燃眉之急；二、要在九江、湖口建立一道坚固的防线也非一朝一夕能够成功，需要的，仍然是充分的时间。而湘军水师前锋已至九江城下，能不能让敌人推迟总攻击的时间呢？ 针对这些情况，石达开采取了一系列大胆而又坚决的行动。第一、命令燕王秦日纲、陈玉成、韦俊等坚守在蕲州、广济、黄梅一线。并击败了清湖广总督杨霈等的北路军。从湘军后方威胁武昌，迫使湘军陆师掉头西顾。十二月九日，塔齐布，罗泽南等自半壁山渡江至田家镇，三日渡毕，然后与秦、韦、陈等激战，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攻取了蕲州广济、黄梅等地。在这段时间，石达开则利用敌人没有陆军支持，水师不敢深入到九江、湖口的机会，从容作了布置。当一八五五午一月二日曾国藩水陆齐下九江时，才发现中了石达开的计谋。“自田家镇、半壁山水陆大胜后，九江府城原可乘机克复，因北岸广济、黄梅贼势尚炽。塔齐市、罗泽南诸军尽锐攻剿，始克西城，贼以其暇严密布置，比塔齐布等回军渡江，则九江已屹然坚城，难以遽下矣”（注2）。 第二、为了增强水军的战斗力，清帝咸丰曾于去年和本年分令四川、湖南、江西督造战舰。江西战舰造成，由总兵赵如胜统率，停泊于鄱阳湖内的姑塘。十二月十七日，石达开命太平军击败赵如胜军，赵率船退扎吴城镇。十二月二十四日，太平军以九十人奇袭吴城镇，赵如胜四千余人闻风溃逃，俘夺其战舰百余号，大小炮七百余尊，大大加强了水师的力量。 第三、石达开还在兵力上作了很大调整，命令殿前丞相右十二检点林启容坚守九江，东殿左三十一承宣黄文金坚守湖口；命田家镇大战时活动于江西、安徽以征粮的已革豫王胡以晃至湖口，罗大纲至九江对岸的小池口，直接投入了战斗。这样，集结在九江、湖口一线的太平军总数约有近两万人，仅比湘军略少。 第四、石达开利用湘军陆师进攻广济、黄梅之机，在湖口修筑了牢固的工事：“于口内扎大木簰一座，小本簰一座。东岸县外，厚筑土城，多安炮位。西岸(指梅家洲)立木城两座。高与站等，炮眼三层，周围密排。营外木桩竹签广布十余丈，较之武昌、田家镇更为严密。掘壕四重，内安地雷，上用大木横斜搭架，钉铁蒺藜其上”（注3）又在石钟山与梅家洲之间，锁了几道铁缆。 但是，这一切布置，仍然不足以抗御湘军锋锐凌厉的攻势。 一八五五年一月一日，罗大纲受湘军的压迫，放弃小池口，退守湘口对岸的梅家洲拦湖嘴。—月二日，湘军进犯九江，太平军水师战败，退到湖口。次日，彭玉麟、萧捷三部湘军水师追到湖口，停泊于鄱阳湖口、梅家洲、八里江等水面。 为了厚集兵力，曾国藩奏调湖北按察使胡林翼率黔勇两千，副将王国才、都司华金科率楚军四千赴九江。从一月四日至一月十八日，湘、黔、楚军多次进攻九江，都被林启容击退，还损失了勇将童添云。曾国藩知九江严整难犯，采取“越察攻城”的策略，舍坚蹈瑕，下攻湖口县。他留塔齐布、王国才两军继续攻九江，胡林翼、罗泽南部东下进攻梅家洲。水师主力也接着到了湖口城下。 曾国藩急于攻下湖口的战略目的有两个：一是打通江西饷道，与南昌联成一气；二是以“水陆扼截湖口，务使贼所抢夺江西船炮全数兜剿，不许窜出大江，免遗后日无穷之累......以期上复浔城，下清湖口，一制剧贼之命”（注4）。 两军主师——二十四岁的翼王石达开和四十五岁的曾国藩第一次对垒了，可以说，曾国藩此时是踌躇满志，以为必然稳操胜券的。但是，他很快尝到了苦头。 秦日纲在田家镇消极防御、强拼硬打的策略。是石达开所不取的。他既看到了敌人远比自己强大的特点，也看到了敌人并不是不能战胜的。因此采取了审慎而又灵活多变的策略，引诱敌军犯错误，耐心等待和寻觅给对方致命一击的机会。一方面，石达开严令部下坚壁不战；一方面，采用了“惊营战术”，一连半个多月“以小船百余号，或两三只一联，成五只一联，堆积柴草。实以硝药，灌以膏油，分十余起，纵火下放，炮船随之。两岸出队千余人，呼声鼎沸，兼放火箭火毬”（注5），使敌人彻夜惊惶，长期不能安睡，疲惫不堪，因而急于求战。 一月二十一日，胡林翼、罗泽南分三路进攻梅家洲拦湖嘴，被罗大纲击败，斩湘军守备萧楚南、把总杨玉芳、姜凌浩，击伤其勇将朱洪章。次日，湘军水陆齐出，再攻拦湖嘴和湖口水卡，遭太平军坚决反击，损失颇重。又次日。湘军水师李孟群、彭玉麟部在陆军的配合了猛攻湖口水卡，抱着必得的决心，“每伤—人。则拖入船舱，进击如故。又伤，则又入舱，又进如故”（注5）。正杀得难分难解，太平军木簰上的火药箱被击中，山崩地裂般爆炸，簰上望楼也燃起大火，焚烧过半。太平军没—人逃命，继续开炮，坚守阵地，屹立不动。直到木簰燃尽。望楼也倾塌了，才自投烈焰，或投入水中。连曾国藩也感叹：“其坚忍有不可及者。”水卡被攻破，太平军将军梁国安，总制熊长易、熊廷诏、陈经纶及司马许学受等均英勇牺牲。湘军也付出了伤亡四百余人的比价。 这—战虽然失败了，石达开却得到某种启迪，—个反败为胜的机缘终于被等到。他命湖口军民连夜用人船载满砂石。凿沉于湖中，形成一道坚不可摧的堤坝，仅在西岸靠近梅家洲处留一隘口，用篾缆拦住。 太平军仍然夜夜惊营，加上当时正值隆冬时节，雨雪交加，湘军疲苦不堪，求战之心更切。一月二十七日，水陆再次大举，胡、罗猛扑梅家洲，又被罗大纲击退，彭玉麟、萧捷三等率水师斩断蔑缆冲入内湖，气势极凶悍，烧毁太平军所俘原江西战船三十余号、民船三百余号。然后于傍晚时分经隘口扬长而返。 时机已成熟，石达开决定一战而制敌于死命了。原来，湘军水师由四种战舰组成：拖罟，即曾国藩驾船；快蟹、长龙两种为大型战舰，用以载辎重、粮食、食具、床位等。备以重炮，适合居中指挥，但船体笨重，转柁不灵；另一种是轻巧灵变的舢板，便于冲击战斗、但不便食宿、扎营，必须相互结合，相互依护才有战斗力。经过分析，石达开决定肢解湘军水师。 湘军屡胜而骄了。一月二十九日，胡、罗再攻梅家洲，水师都司萧捷三、段莹器、孙昌国、游击黄翼升等，率长龙九号，舢板一百二十号，精锐之卒二干余，再次斩缆攻入鄱阳湖。老营及笨重大船留在外江，失去护持。 内湖的太平军水师依计而行，且战且退，诱敌深入到姑塘以下。敌人日暮不得归择港湾暂时停泊。而石达开见萧捷三等中计，立即在湖口和梅家洲之间修起两座浮桥，桥面填了泥土，坚固异常，断了萧捷三等部的归路。 是夜，太平军以小划三十四号攒入湘军老营，纵火大焚。两岸数千陆军也紧密配合，用火箭、喷筒射向敌船。湘军没有舢板，“加鸟去翼，如虫去足，实觉无以自立”（注7），不能抵御，被焚快蟹九号，长龙七号，（注8）各色杂船二十余号。“变起仓卒”，士卒再不遵号令，纷纷挂帆上逃，都司史久立被阵毙。虽然李孟群、彭玉麟百般阻止，也无济于事。次日，湘军水师全部败退到九江。太平军陆师也乘胜出击，打败了胡林翼、罗泽南部。 曾国藩惊惶万状，将胡、罗和正在武穴养伤的杨载福等部水陆调回九江。 石达开命太平军乘胜追上，罗大纲于二月二日再占小池口，安庆船厂所造新船三十艘也西上投入战斗。二月八日，曾国藩派副将周凤山往攻小池口。又被杀得大败。 经过几天准备，石达开决定发动更猛的攻击，目的是要活捉曾国藩。 二月十一日夜，太平军由九江、小池口各抬数十只小划子入江、乘夜晦无光，发动猛攻。他们直攻曾国藩所乘的驾船拖罟，同时用喷筒火箭猛烧敌船队。曾国藩骇极，惊惶中投水自杀，被左右救起，拖上小舟，逃到罗泽南营中。所乘拖罟，连同船上的“上谕”、奏稿、文案、帐目、书信和前—日才收到的御赐品——狐服黄马褂、白玉四喜搬指、白玉巴图鲁翎管、玉靶小刀、火镰等均被太平军缴获；其管驾宫刘盛槐、李子成、监印官潘兆奎等均成了刀下鬼。这一战。还焚烧了敌舰百余艘，斩了守备王荣、千总蒋昌梧、把总施鸿德等。 曾国藩逃入罗营后，又羞又愤，写了千余言的“遗疏”，准备一死。罗泽南等哭谏。才算打消了这念头，乃上疏自劾，请“下部严议”。 湖口、九江之役，就这样以太平军取得全胜而结束。 二、从第二次战役看太平军成败的原因 田家镇之役，秦日纲以优势兵力而结果惨败，决非偶然。 这次战役是杨秀清在天京遥控指挥的。他在战略思想和调度布署上，至少犯了以下几个错误。 1、杨秀清指导这次战役的战略思想是消极防御，这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 武昌失守后，他先命令秦日纲“赶紧前往田家镇地方，筑好坚固营盘，点足兵士，实力镇守”（注9）；继而再下诰谕：“令弟在田家镇地方筑起坚固营盘，并造木簰水城，在江心挽泊堵御……仰弟安足军装炮煷(太平天国避天兄‘耶火华’讳，改火字为煷)，踏看河道，何处可以挽泊，赶紧挽好……以诛妖魔可也”（注10）。 总之，强调的只有一个“守”字，依凭的，是木簰水城和横江铁锁，以为有此即可将强大的湘军水师挡住，而不考虑增强水师建设，与敌争胜于大江之上，把自己摆在被动挨打的地位；更没有考虑采用灵活机动的战术，造成夺取胜利的条件。遥控指挥，必然使带兵主将拘谨板滞，不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不能应付千变万化的战局。田家镇战役的失败，在杨秀清消极防御的战略确立后就已经注定了。 2、杨秀清对敌人力量的估计是盲目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过低地估计了湘军的战斗力，也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因而调度失措。 武昌失陷，杨秀清曾命国宗韦俊、石镇仑、国相韦以德协力镇守田家镇。韦俊、石镇仑部是西征军的骁将，攻城掠地、战功卓著，是具有相当军事经验的；韦以德少年英勇，也很能打仗。如果有他们三支劲旅协助秦日纲，恐怕情况会有所不同的。可是，才下令不久，又变了主意：“本军师曾颁诰谕，令弟与国宗韦俊、石镇仑、韦以德协力镇守田家镇地方。今本军师复思，湖北回来之兵士甚多，足用有余，毋容韦俊等统兵前往，止命张子朋、许宗扬督坐船八号前来会问镇守诛妖”（注11）。 所谓“湖北回来之兵”，即武昌等地溃败的军队，人数虽多，但士气较低，岂足以与凶悍的湘军对抗？至于命张、许带船八号，对如此规模的激战，更近乎儿戏。等到半壁山失守，韦俊等赶到田家镇时，主客之势已易，虽然力图挽救败局，但不惟反攻不成，还牺牲了石镇仑和韦以德。 3、整个战役中，杨秀清在选将用人的问题上，也是不够审慎的。 东殿户部二尚书侯宽裕，原为西王萧朝贵的厨役，萧阵亡后，“典东厨”，是一个毫不知兵的佞臣。他“工心计，善逢迎，与(侯)谦芳揽权东府，势倾王侯”（注12），因奸污妇女，将被洪宣娇治罪，东王将他送到田家镇“密授机宜，以防黄石两贼之变，及密刺军事也”（注13）。据秦日纲给杨秀清的报告：“卑职会同国宗兄石凤魁、地官副丞相黄再兴，殿下户部二尚书侯宽裕……等相踏地利，加筑坚固”（注14）。石、黄二人不久即被锁拿回天京，以失守武昌之罪问斩。可见，侯宽裕在田家镇的地位。则仅次于燕王，任务是“监视军务”。以这么一个腌臜小人，也是犯了天条的罪人，参预最高决策，对士气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地官副丞相黄再兴，知书识字，参加金田起义，曾任左史之职，后调翼殿理事。石凤魁镇守武昌，有勇无谋，石达开料他不能负此重任，特地要求东王调黄再兴协助凤魁守城。黄再兴到达武昌之时，见形势已很危急，再次要求东王调殿前四十九指挥陈桂堂代替石凤魁。陈未至而武昌已失。武昌失守，黄再兴该负多大责任？“石凤魁据武昌，官军日逼，黄再兴亦预知其不可守；仍赖再兴死拒数日。且能窜出大东门自脱，而兼脱风魁”（注15），保留了有生力量。撤出武昌后，黄再兴退保田家镇，积极布置防务，以期戴罪立功。但杨秀清不问情由，将他和真正负有失城之律的石凤魁一起逮回京，处以斩刑。回京路上，他还叹道：“如桂堂来，武汉必不失。”田家镇临危，反将有用之才调走，于军务，于士气都是有极大影响的。 4、天王、东王政治上开始蜕变。不能不对此役产生影响。 前而述及杨秀清命韦俊等毋容赴田家镇事，那么，是否另委以军务呢？没有，杨秀清接着给韦俊等下了一道诰谕：“又蒙天父劳心，恩命王四殿下(下)凡继治天下，佐理万国之事，真是天朝喜事重重，有加无已。尔等出师在外，未得周知，为此特知诰谕，仰尔国宗暨各佐将转谕各统下官员人等，俱要多多备办奇珍异宝，差派妥员押解间京，以备十月二十四日王四殿下满月之期，天王登朝谢天之用”（注16）。 军务万分吃紧，却命韦俊等搜集珍奇异宝，备王四殿下满月时谢天之用，实在令人惊讶。天王、东王的蜕变，亦于此可见一斑。 这里再叙另一个因政治因素影响到军事的例子。定都天京后，天国诸王之间的矛盾已逐渐展开，特别是天王与东王、东王与北王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东王自恃功高，一切专擅，甚至假借天父下凡要杖责天王，对北、翼、燕诸王更不在话下。韦昌辉、秦日纲便被他借事各打过数百大板。他不但对他们示之以威，还驭之以术。因此曾国藩的特务机关“采编所”在一八五五年编成的《贼情汇纂》一书中，就难确地估计“杨贼与昌辉互相猜忌，似不久必有并吞之事”（注17）。真是不幸而言中，事隔不过一年多，便发生了怵目惊心的内讧惨剧。 韦昌辉“小有才，为杨秀清所忌”，而韦“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故杨贼加意防范。咸丰甲寅五月，杨贼命昌辉上犯湖北，今下多日，杨贼私嘱群下禀奏挽留，佯作不准，濒行忽改逍韦俊、黄再兴等。八月复令昌辉赴湖北安徽，行次采石，杨贼复下令调回，改遣石达开往”（注18）。达开“行至芜湖，官军已克复武汉”（注19）。在军事频频失利的紧要关头，屡次更易主帅，醉心于权术的玩弄，而不以军国大事为重，显然对于武昌战役、田家镇战役都有很直接的影响。 除了杨秀清消极防御等错误指导外，秦日纲在具体战术等方面也有所失误。 他太相信横江铁锁的力量了，以为有此一链，就可阻住湘军。铁锁上游，仅布置了三四十艘战船，以当敌人三百余备有洋炮的新式战舰，而将五千余号船只，停泊在铁锁以下，仅起了虚张声势的作用，作战时既不能助一臂之力，失败前又不能及时撤退，船上大量粮食辎重，许多士兵，连船被敌人一火烧光。 半壁山战斗之时，以两万余兵力与罗泽南两干六百人作战，结果不但惨败，还被敌人夺取了半壁山要寨，诸营皆破。在具体指挥上也是有错误的。在富池口设营，本为了与半壁山相互犄角，但两地相距太远，中间没有布置。被塔齐布军横插其中，隔断两地联络，半壁山便形成孤立之势。分散了兵力，又不能得预期之效。正与罗泽南相持于半壁山，不防塔齐布至后面奔袭，都是疏于战前布置的。 当然，田家镇战役之所以失败，还有其客观原因。“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器的优劣固然不能起绝对的作用，但对战局的重大影响还是不能忽视的。曾国藩就曾说过这样的话，太平军“水中屡次大败，皆因民船人多，被我烧毁，顿失所恃，大众奔溃”（注20），确实道出了真情。曾国藩创立水师时，曾多方聘请能工巧匠，研究各种战舰的用途、优劣，制造时务求锋锐实用，具有较强的战斗力。又请广西右江道张敬修购得广炮、洋炮一千余尊，截留桂抚劳崇光解往湖北的重炮两百尊。而太平军的战船，几乎全用民船改造，所配亦皆土炮、威力远逊于湘军，故从湘潭大败后的七个月间，被湘军焚烧的战船竟达万艘以上（注21）。水师失利，又影响到陆军的土气。其次，田家镇兵力虽厚，但经过战争磨炼的“老兄弟”并不多，大部分是江西、安徽、湖北入伍的“新兄弟”，勇气、战斗力均不强，远不如湘勇的素养。 湖口、九江之役的情形正好相反。 从现有资料，找不到杨秀清对这一战役遥控指挥的记载。杨和石的关系，相比起来是较为和谐的。“杨喜其诚意，故屡委以军事”（注22）。这种信任、使石达开能少受制约，充分运用灵活机功的战术，这是能战胜强敌的一个重要保证。 从军事指挥上，石达开也远比秦日纲强，充分表现了他杰出的军事才能。 他采用积极防御的原则。如前所述，他争取到将近一月的时间积极布防。防御是成功的、坚牢的，九江、湖口、梅家洲三地，虽敌人百计环攻，仍巍然屹立，这就具备了战胜故人的前提。 在阵地的选择方面，他也可谓独具慧眼。扼守湖口，不但屏障了安庆、天京，还可断绝敌人的江西饷道，迫使敌人全力以争，拉长战线。比秦口纲仅凭险踞守田家镇天堑，坐待敌攻，高出何止一筹？ 立稳脚跟以后，石达开调动了全部智慧，牵着敌人的鼻子，以就我范。断了敌人饷道，劫夺了敌人战船，加上自己在安庆造了战舰，这正是敌人最害怕的。湘军优势全在水师，太平军有了这一批战船，双方在水师力量的对比上起了个变化。为了保持湘军水上的绝对优势，曾国藩不能不把消灭造批战船看作首要任务；而要下赴湖口，又不能不虑两面受敌，只得留下塔齐布等陆师主力于九江城下。这恰恰中了石达开诱故分兵之计。分兵力单，塔齐布不能克九江，胡、罗亦不能取梅家洲。两地不失，石达开才有条件全力制敌水师。 曾国藩既至湖口，石达开坚壁不战，示敌以弱，先使其骄；然后连夜惊营，再激其躁，既骄且躁，必然方寸俱乱，盲目行动。“静者安，动者摇”，湘军水师虽然屡次挫败太平军，但在不停顿的运动中，很难避免发生错误与纰漏；而石达开“不动如山，难知如阴”（注23），不示敌以形，对敌人的错误冷眼窥定，掌握了战争的主功权。当湘军精锐误陷鄱阳湖内，石达开奇迹般地筑好堤坝与浮桥，曾国藩一见，吓得膛日结舌，认为非旬日之工不可成之事，石达开竞一日成之，哀叹：“非人力可以遽破”。石达开之才，于此亦可概见。水师被肢解，湘军的失败遂成定局。 此外，石达开选择湖口、九江作迎敌的地点，也考虑了物质的因素。这一带素为鱼米之乡，擅江湖之利，充足的粮食足以支持他的军事计划。而田家镇南北都为敌占，粮饷皆难，罗大纲这一支劲旅不能不四处征粮筹饷，未得直接投入战斗。这未始不对两次战役的胜败产生影响。 当然，田家镇战役所以失败，湖口、九江战役所以胜利，还有敌方的原因。 三、从两次战役看湘军成败的原因 石凤魁、黄再兴撤出武昌，水师的损失惨重，陆师则基本未受损失，全部退到田家镇设防。以后，秦日纲等太平军大将以重兵镇守，加上地势极险，使曾国藩存有戒心，故行动是相当审慎的。他定了三路东下的策略，先扫荡了田家镇外围，夺取兴国、大冶、黄州等地，孤立了田家镇，然后方才集中兵力，展开决战。 在具体战役中，曾国藩也是相当小心的。未进攻田家镇之前，彭玉麟等就先乘轻舟到前线观察，了解了太平军部署情况，寻找到太平军的错误疏漏，才制定出用兵方略计划，集中水陆全部力量投入战斗，做到“知己知彼”，终于取得胜利。 陈玉成蕲州水师两次被湘军击败，毁船二百余号，仅存数十号扼守江面，力量是不大的。但曾国藩仍小心谨慎，不敢越过蕲州下攻田家镇，以避免两面受敌。直到塔齐布、罗泽南等陆军攻下半壁山后，才越过陈玉成水师营寨，这是曾国藩用兵审慎的又—个例子。 湘军水、陆将领，大多是曾国藩的弟子、同窗、密友，共同为他负责，从创立之初即有私人军队的性质。所以水、陆配合默契，都服从他的统筹指挥，这是湘军具有较强战斗力的重要原因。攻破田家镇横江铁锁，歼灭太平军水师近五千艘的重大胜利，就是水、陆师密切配合的结果。 这时，湘军有湖广总督杨霈的配合，湖北按察使胡林翼与曾国藩的关系密切，更是大力支持，因此有充沛的物质力量，又有湖北地方军队配合作战，这是取胜的又一因素。 轻而易举地打垮了太平军的主力，夺取天堑田家镇，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首先，湘军将领们，包括曾国藩本人，都因屡胜而产生了轻敌的骄傲情绪。 在他们看来，太平军水师已被彻底摧垮，陆师也受到沉重打击，湖口、九江防御薄弱，石达开是“铜臭小儿，毫无知识”（注24）。总之，一切都很乐观。曾国藩认为：“长江之险，我已扼其上游。金陵……所需米、石、油、煤等物，来路半已断绝”（注25），不难“肃清江面，直捣金陵”（注25）。 因为骄傲轻敌，曾国藩不顾湘军半年来转战千里，将骄兵疲，其势己为强弩之末，不进行休整补充，匆忙投入战斗，舍弃了原来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原则。九江城尚未攻下，为了打通江西饷道，摧毁被太平军俘去的原江西舰队，竟然越过太平军手中的九江，东下攻湖口，于是水陆既形隔绝，兵力又被分散，两地不能兼顾，急功好利，犯了兵家大忌而不自觉。 进入江西后，曾国藩与地方文武大吏的关系，远不如在湖北时和谐；湘军与地方军的配合，也不如在湖北时默契。作为一支“客军”，没有地方支持，自然会成为孤军。有这样一段记载：“缘孝廉彭某，好谈兵，雄辩盛气，跃弛不羁，上书陈之(启)迈(江西巡抚)，刺其屡失机宜，并诋文武恇怯畏战。不报。乃自集绅士倡办团练。陈大恚。有诬彭通敌者，即行速捕。彭逃九江，国藩庇之。陈必求之，国藩乃使材官护送，陈囚之，衔国藩刺骨。幕僚代谋日：‘曾公客军，孤悬于此，但遇事龃龉，俾措施不得舒展，必至进退拘束，救过弗遑，乌能预吾事’？自是主客失和，枘凿愈甚，乃有湖口之败云”（注27）。湘军离开老巢湖南日远，如今又与地方大吏失和，弹药、粮饷的补充困难，也是挫败的原因。 此外，在战略、战术上、湘军将领中存在着分歧。水师统将李孟群主张，逼迫太平军俘获的江西战船退到长江下游，减轻江西的压力，以后再慢慢收拾。彭玉麟则说，如果让这批敌船出了鄱阳湖口，后患无穷，不如将他们一举歼灭于鄱阳湖内。李孟群非湘军嫡系，他的主张受到湘军将领们的猛烈反对。曾国藩本人也同意彭玉麟的意见，主张先剿灭这批敌舰，断绝九江外援。最后，终于以惨败收场。 曾国藩指挥上的最大失误，还不在于上列各点。他严重失算的是：全军东下，不留余地，湖北兵力本来就不算强，到九江后，又奏调胡林翼、王国才较有战斗力的六千余人到江西参战，后方更形空虚，这种孤注一掷的战略，根源于对太平军的力量估计不足。正因为如此，湖口、九江大败后，太平军乘胜组织全面大反攻，清军在湖北千里溃决，不可收拾。曾国藩欲救无力，只得长叹：“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帆之上驶，则绕屋彷徨”（注28）。狼狈之情，纤毫毕见。 二月十五日，罗大纲在小池口大败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等部。塔齐布匹马奔逃，被几名太平军拽住马尾，倒拖数十步，他情急中抽刀砍断马尾，侥幸逃生。 二月十七日，秦日纲、韦俊、陈玉成等自黄梅开始反攻、轻取武穴，湖广总督杨霈军溃蕲水。次日，罗大纲会合秦日纲等取蕲州。十九日，杨霈逃到黄州府，秦、罗等克蕲水。曾国藩命李盂群率四十余船西援。二十日，九江城外的湘军水师被东南风吹袭，撞沉二十二号，击坏十四号，次日又坏七号，湘军水师几乎全部解体了，曾国藩只得命彭玉麟带仅存的七十艘伤坏的船只，到沔阳州新堤修理。 二十一日，秦日纲等攻占黄州，杨霈逃至汉口。太平军追击，清军一溃而不可收拾，杨霈再逃德州。二十三日，秦日纲等克汉口、汉阳。接着，分兵四出，先后攻克了兴国、汉川、应城、通山、祟阳、通城、咸宁、蒲圻等十余州县。四月三日，韦俊再次攻克武昌，湖北巡抚陶思培、武昌知府多山自杀。 湖口、九江大捷，彻底地扭转了太平军半年多来节节败退的局面，从战略防御，一变而为战略进攻，对以后一年多的战争，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同志说：“战争历史中有在连战皆捷之后吃了一个败仗以至全功尽弃的，有在吃了许多败仗之后打了一个胜仗因而开展了新局面的”（注29）。湖口、九江之役正好是这一论断的最好注脚。 注1 彭玉麟《诗集》卷三，《破田家镇半壁山及横江铁链》：“虎穴躬探趁暮霞，亲军小队不鸣笳......”自注云：“先一日黄昏后，率小队密探半壁山横江铁链，面授机宜。” 注2 《十朝东华录》，咸丰四十五。 注3、注6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五：《浔城逆党两次扑营均经击败折》。 注4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五。 注5 曾国藩《水陆屡胜围逼浔城折》。 注7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五：《水师三次获胜两次挫败折》。 注8 李滨《中兴别记》卷十八。 注9、注11《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东王杨秀清命燕王秦日纲镇守田家镇并攻取汉阳等处诰谕》。 注12 《贼情汇纂》卷二：《伪东王杨秀清命燕王秦日纲在田家镇安簰置炮诰谕》。 注13 《太平天国野史》：《佞臣传》。 注14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燕王秦日纲覆东王杨秀清防守田家镇赶造木簰铁链禀奏》。 注15 《贼情汇纂》卷四：《营垒》。 注16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东王杨秀清命国宗韦俊等备礼祝贺王四殿下满月诰谕》。 注17、注18 《贼情汇纂》卷一：《伪又副军帅北王韦昌辉》。 注19、注22、注24 《贼情汇纂》卷一：《伪左军主将翼王石达开》。 注20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五：《陆军克广济县水师九江获取胜利。 注21、注25、注26 《曾国藩奏稿》卷一，《请饬各路带兵大臣督抚择要放堵讫》。 注23 《孙子十家注》卷七：《军事篇》。 注27 柴萼之《焚天庐丛录》，卷十三。 注28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网，《统筹全局折》。 注29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60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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