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去产能并非要将落后的、过剩的产能一刀切地全部淘汰，去库存要分行业、分区域区别对待，去杠杆不妨理解为移杠杆，降低成本的核心是有效投资，上海抓住补短板是对中央政策很好的理解……”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殷醒民教授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通过增加投资，用新的、更高质量的供给，代替旧的、低质的供给，使我们的产品、服务提升到新层次。而只有准确抓住这个关键点，才能正确把握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
解放日报记者 唐烨 本报实习生 张帅
要取消与修改约束劳动力流动的政策,放开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移动。
劳动力其实是一种公共产品，当个人劳动素质提高，将会带来社会效益的提升。因此，劳动力素质培养与培训，需要政府进行投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是通过增加投资，用新的、更高质量的供给，代替旧的、低质的供给，使我们的产品、服务提升到新层次。
在产能过剩的行业里，也有优秀的企业，而过剩产能中，也有高低质量的产能之分，并不一定要全部去掉。而采取“调产能”，是要把落后的生产力淘汰、先进的生产力留下。
当前经济属于周期性下行
中央为何要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殷醒民认为，要理解提出的背景，首先要正确判断我们面临的经济形势。
很多人都在讨论，2015年以来每个季度经济增速都在下降，原因何在？殷醒民说，2015年经济增速下滑，反映的是2012年以来的经济变化：从2012年以来每个季度经济增速都是同比下行。从那时起，中国经济就进入周期性下行中。
事实上，早在2013年，殷醒民就敏感地观察到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一些变化，并隐约感觉政府的政策会有所调整。当年9月，他给学生布置了一个研究任务：研究供给经济学。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一直强调需求，因为我们很长时间一直处于供给短缺：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只要有产品就会被消化，至于供给的质量，不讲究。因此，形成了强大的、可与总需求相匹配的供给能力。不过，2013年以后，我国经济遇到了一个新变化：总需求在逐渐下行，但总供给还在往上走，供给大于需求的矛盾逐渐显现。”
而这样的变化主要源于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
“2008年经济危机是一次全球经济大调整，全球主要国家经济都表现为总需求不足。为了刺激需求，美欧、中国等主要国家采取了经济刺激计划，目标是改变居民经济预期，刺激居民消费。比如，当时我国政府对家电、汽车等进行消费补贴，一直延续到2013年5月底。但刺激政策，只是对居民消费的一种提前透支，一旦政府停止补贴，消费自然就下降了，全球总需求下降。可以说，正因为有了2008年经济刺激计划，我国经济周期性下行的时间被延迟到了2012年。”
“在扩大总需求困难的情况下，解决供需矛盾只能依靠改变供给结构，使供给侧更好地匹配需求侧的要求。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中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对2016年经济走势，殷醒民判断：中国经济仍旧处于周期性下行中，2016年我国经济增速还会下降。至于增速下降幅度多大，将取决于经济稳增长的政策力度有多大。
“里根版”供给侧改革改了什么
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在任期内采纳了供给学派的部分观点，推行过一系列政策提振美国经济。很多人将里根推行的供给侧改革，与中国当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类比。这一“里根版”的供给侧改革究竟改了什么？
“上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遭遇很大的问题。主要由于上世纪60年代对个人与企业征收很高的税负，使得美国国内储蓄率很低，导致企业投资率低；而企业不愿意投资的最大问题是用于提高技术与更新设备的资金少了，因此这个时期的美国技术进步比较慢。主要表现是美国企业在国际与国内市场上无法与崛起的德国与日本企业竞争。”殷醒民说，供给学派经济学家则指出，应该改变经济的供给结构。
在这样的背景下，里根上台后开始推行供给侧改革政策。核心有四点——
一是减税。美国国会在1981年推出了 《美国复苏与税收法》，针对个人与企业大规模减税，以促进企业投资，推动设备更新与技术进步。
二是劳动力结构调整。鼓励企业对劳动者进行培训、劳动者个人重视自身的培训，提高劳动者的知识水平和劳动素质，政府对此提供补贴。
三是放松政府管制。上世纪60年代，美国遭受严重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政府一度对企业进行过严格管制，使企业生产成本大幅上升。里根政府对这些管制措施进行了调整，按照企业实际情况，能为企业减负的地方就减负。
四是鼓励技术创新。上世纪80年代美国宣布开始“星球大战”计划，向太空进发。政府进行投资，提供大量订单，以鼓励企业在更高标准与更高技术水平上进行创新，同时又将企业的资金引导入技术领域。此外，在企业投资技术时，劳动者素质也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今天的减税是为将来更大的税收增长
殷醒民认为，尽管中国现在的经济形势与美国当时有很多不同，但其中有些政策思路可以借鉴。他建议，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从劳动力结构改革、减税、放松市场管制等三方面入手。
第一，进行劳动力结构改革。
具体而言，一是要取消与修改约束劳动力流动的政策，主要指放开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移动。这将可以解决我国城镇化过程中需要的大量劳动力问题；当然，这部分人口的素质要提高。二是要放开不同行业、城市、区域的劳动力流动。只有劳动力充分流动，资源配置的优势才能发挥出来。我国进行供给侧结构改革，某些行业肯定会有大量劳动力流出，要对这部分劳动力进行再培训，以帮助他们流入其他行业。三是要提高教育标准。我国现在处于9年义务教育到12年过渡，建议在有条件的城市，实行向15年义务教育过渡。这三方面改革不仅有助于解决目前中国经济下行的需求不足问题，也将为我国长期经济发展奠定巨大人力资本基础。
在劳动力培训与教育方面，殷醒民特别指出，资金来源应以“政府为主、个人为辅”。“很多人并不能理解，为何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成本，主要由政府承担。”殷醒民解释了其中的逻辑关系：劳动力其实是一种公共产品，当个人劳动素质提高，将会带来社会效益的提升。因此，劳动力素质培养与培训，需要政府进行投资。
第二，实行减税。
当前，对减税有反对声音，主要理由就是，2015年我国税收增长本来就很低，再谈减税，财政资金更加紧缺。
殷醒民认为，看减税问题，要有更长远的眼光。“经济学中的'拉弗曲线’，是说'越是经济不好，越要减税’。这是什么逻辑呢？”因为经济不好时减税，可以增加总收入、刺激总需求，促进消费，进而带动生产，当生产扩大，税基就变大了，即便现在的税率少几个百分点，但税基扩大后，未来税收还是会增加。今年的中国宏观经济调控重点肯定在财政政策。为了避免经济下行过快，进一步减税势在必行，而今天的减税将会换来未来税收的大幅增长。
至于有些专家担忧的，减税将引发我国财政赤字率上升。他认为，我国财政状况基本健康，只要经济向好趋势发展，财政赤字高一点，达到3.5%、4%都没有关系（一般认为，财政赤字控制在3%以下比较合理）。当然，财政支出增加后，要投资于那些对经济能产生更大乘数效应的部门。哪些部门符合这样的条件，是今年上半年迫切要研究的问题。
“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政府一定要出手。政府不出手，没有人会出手；没有得到很好的引导，企业与个人是不会投资与消费的。”
第三，放松市场管制，即进行市场结构改革。
让企业进入市场没有壁垒、退出市场没有障碍，这才是健康的市场经济，也是我国市场结构改革的方向。2013年我国开始推行行政体制改革，涉及150多项政策，但目前我们在很多领域存在行政壁垒与垄断行为，下一步，要进一步推进这方面的改革。
“去”的背后是更多有创意的投资
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2016年经济工作的五大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五个关键词是破解中国经济问题的密码，也是政府制定政策的出发点、着力点。“说到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是投资效率。”
第一，“去产能”，不如“调产能”。
殷醒民解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是通过增加投资，用新的、更高质量的供给，代替旧的、低质的供给，使我们的产品、服务提升到新层次。在此目标下，提“去产能”，很可能导致部分地方政府仅从字面理解“一刀切”，把如钢铁、水泥等现在通常被认为过剩行业的企业，全部列入“去”的名单，这样反而导致经济结构出现又一次不平衡。此外，在产能过剩的行业里，也有优秀的企业，而过剩产能中，也有高低质量的产能之分，并不一定要全部去掉。而采取“调产能”，是要把落后的生产力淘汰、先进的生产力留下。
中国有些行业的产能还很不够，不仅不应“去”，反而应该“增”。例如，我国汽车行业正遭受经济下滑的冲击，汽车销售出现萎缩，汽车产能看似过剩；但高质量、大品牌的进口车仍被消费者抢购，而此类车恰恰是中国汽车企业无法生产的，那么这样的产能应该是增加的；目前在我国三甲医院中，最先进的医疗设备仍旧是西门子、通用、强生等欧美公司生产的，我国在这方面的产能明显不够。在诸如高端汽车、精密医疗设备等领域，我国亟需新一轮进口替代，增加高附加值产能。
产能要有增有减，在调整中去除落后的产能，才是关于产能的正确理解。
第二，“去库存”，不如“减库存”。
对于库存问题应该分区域、分情况讨论，即使对人们普遍认为的，库存过高的房地产行业也不能盲目地“去”，而是应该在某些区域减少、在某些区域增加。比如，对一些待售房屋过多的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去库存”是没有问题的；但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大城市，住房还处在供不应求的阶段，房地产库存就不能“去”。
当然，解决库存问题最重要方式，应该是扩大总需求。中央出台的关于城镇化、户籍改革等的一系列政策，正是医治“库存病”的有效药方。但正如“病去如抽丝”一样，去库存会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只靠今年一年就完成是不现实的，对此各方应该有心理准备。第三，“去杠杆”，不如“移杠杆”。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后，欧美等国都提出要“去杠杆”，但最后都变成“移杠杆”。要解决中国债务问题，也宜采取“移杠杆”的方式。
在政府、非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居民这四个部门中，殷醒民建议把金融、非金融机构的杠杆转移至政府、居民这两个部门。在我国，杠杆主要由非金融机构，即企业承担，政府和居民的负债率很低。一旦企业出现经营风险，杠杆问题就会由金融机构背负，这会对国民经济和金融体系造成破坏性影响。基于我国居民储蓄率高、政府财力强的特点，应该鼓励居民和政府扩大支出消化企业的库存，使企业的负债率下降，化解国民经济的杠杆风险。
长期以来，给居民“加杠杆”在学界存在较大争议。殷醒民这样解释可行性：中国居民的个人负债占GDP的比重只有36%，而西方国家可以达到70%左右；中国居民的存款类储蓄占GDP的比重为75%以上，而美国现在是10%，德国是20%。
“这说明，中国居民负债消费的潜力还很大。而负债率之所以不高，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产品质量还不能达到需求的标准。”像中国居民的住宅需求并不低，在这方面加杠杆是很有可能的。
第四，“降成本”，主要靠投资。
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背景下，依靠降低工资来降低生产成本，不可能。只有增加投资，更新技术和生产设备，促进效率提升，才能真正降低成本。此外，对劳动力也需要增加教育投资，促进人口素质提高，通过重新配置劳动力资源，激发经济活力。降成本是个动态、循环的过程，投资是推动降成本的正向循环的最有效手段。
上海抓住“补短板”，是对中央政策很好的理解
第五，“补短板”，主要靠投资。所谓“短板”，就是供给短缺。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上海的重点应该放在补短板上。殷醒民认为，上海市委、市政府抓住了这一核心问题，是对中央政策很好的理解。
我国经济结构中至少有五个方面短板需要“补”——
一是要补技术创新需要的人力资本。要实现经济内生增长，需要提高全要素生产力，必然需要提高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数量与质量。
现在对人力资本需求的方式已经改变，从过去非熟练劳动力为主转为需要大量熟练劳动力，而劳动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需要资本投入来解决：应当办更多技术培训学校、增加各种教育投资等。政府应该将更多财政资金投入到这个领域，并引导民间资本进入。
上海同样要在这些方面加大投资，尤其是上海在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创中心，一方面要大量吸引高端人才落沪，另一方面要培养素质更高层次的中高端人才。
二是要补制造业短板。当前对制造业存在一个误区，认为中国制造业已经走到尽头。殷醒民认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决定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还需要资本积累；我国工业化还没有完成，尚有2.2亿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没有制造业，这些人口不可能转移。因此，我国不能放弃制造业。
目前制造业中某些产能的过剩只是暂时性过剩，并非永久性过剩。从2003年到2013年，我国工业资产数从10万亿元到100万亿元，增长了10倍； 固定资产投资从2003年1.47万亿元到2013年14.7万亿元，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人类工业史上空前绝后的。即便现在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工业产能增长，遭遇到了内外需求的过剩，这只是具有特殊性的时期，不是永久性的过剩：中国人均制造业增加值还只是德国和日本的四分之一左右。
那么，制造业中哪些是短板呢？第一，主要依赖进口的制造业。下一轮开放重点就是这些领域的高水平的进口替代，通过中外合资方式使得我国在这些领域能站在更高的技术水平上。第二，对技术创新的投入。创新的主体是人，要将资本投入到培养与拥有更高创新能力与技术能力的大批人才中。
上海在这两方面需补短板：上海有2400多万人口，不可能只发展服务业，制造业不能放，制造业的占比要提高；上海要建设科技创新中心，制造业需要大量的科技创新人才。
三是要提高住宅和非住宅建筑质量。现在的旧区改造就是在补短板，教育、医疗等领域也都存在物理建筑的短缺现象。
四是要补上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交通拥堵、道路积水等均是严重的短板，上海提出要打通“断头路”，就是一个以投资来补短板的过程。此外上海郊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存在短缺，这一“补短板”所需的时间会更长。
五是环境治理。环境问题其实是“发展病”，“发展病”只能通过发展解决，不可能停下来解决。发展中的阵痛是一定要经历的，但可以通过一些有效投资方式缩短阵痛期。美国与一些欧洲也曾经历过环境问题，但后来通过“补短板”的治理政策换来了很好的环境，它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好环境是大规模投资后的结果，是治理带来的。今天，我们面临着严重的雾霾，要解决，也是要通过更有效率的投资，通过人工治理、维护、改善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