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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1-27 20:01 | 豆瓣： |  1990年，广州，那时候因为拍得太多而不耐烦。我二舅拍摄。 一九九零年二月份，我们决定去广州探亲，彼时二舅在广州做国际航班的飞行员。能够去大城市玩一趟，对我们这些从未出过远门的乡下人来说，兴奋之情自不用提。我们一家、大舅一家、姨妈一家，聚在一起，商量好要带的各种乡间土特产，路上要备用的吃食、毛毯、水壶后，各自回家准备去了。我们谁也没有料到即将发生的事情。 今天如果从老家出发去广州，可以选择坐京九线慢车，路上需花费二十多个小时；也可以坐长途汽车走三个小时的高速公路去武汉，再搭动车，几个小时就能到。那个时候却是非常麻烦的，京九线还不存在，高速公路也没有，我们只能先坐船去武汉。我记得我们三家坐着乡村的公交车到市区的港口，一进门乌泱泱地都是扛着大包小包的人群，他们人人手上拿着长方形的船票，冲着站在台上子的检票员高喊着。我六岁，身高才到我爸爸腰间，我不知道大人是怎么突破肉林，把我带到船上去的。我只记得沿着通往船舱的甲板，爸爸妈妈急急地牵着我的手，夜晚冷森森的江风裹着我们的身体。 船舱里上下铺都睡满了人，有的床上还挤了两个人，我第一次见到灯管里能绽放出如此雪白的光芒来。爸爸、妈妈带着我挤着一张床睡，睡前我要撒尿，爸爸妈妈又抱着我下来。我们来到甲板上，黑沉沉的江面能听到船浆搅动江水的哗哗声，对岸隐隐几粒灯火闪烁。爸爸说到黄石了。我们的早饭也是在船上吃的，白色泡沫饭盒和一次性筷子都是第一次见到，吃的面条因着新鲜也觉得很好吃。中午，白茫茫的江面上，船往江中的另外一只船靠拢，我们都心里惴惴然，担心两只庞大的铁屋都给撞翻。两船贴近，甲板搭起来，工作人员催着我们换到另外一艘船上去。这艘船带着我们去了武汉，我们站在甲板上看到巍然的武汉长江大桥。从老家去武汉，我们花了一天一夜的时间，现在只需要三个小时就到了。 到了武汉，我们才发现买火车票是这么艰难的一件事情。去广州的票，无论是卧铺、坐票、站票都卖光了。我们只好等，坐在武昌火车站的广场上，我们中间的大人轮班去售票口等。妈妈把被子裹在我身上，以抵挡夜晚寒冷的风。我真不知道他们都是怎么熬过那个滴水成冰的晚上的。在等车票的漫长时间里，我们决定去逛逛武汉城。二十多年后，经过武昌长江大桥附近的首义门时，我忽然浮现出六岁的时候，父母带着我去火车站的场景。我记得经过一家儿童游乐场，那些城里的孩子坐在盘旋的飞机模型里玩耍；高高的桥墩上一列火车轰隆隆地开过去，我们驻足抬头观看，那猛地一声汽笛声吓了我们一跳；玩了一圈后，我们沿着长江大桥从一头走到另一头，桥下浑浊的江水从这里流到了我的家门口。 两天后，我们终于买到了车票，是春运期间的临挂。我们谁也不会想到碰到那样的事情，能不在广场上挨冻挨饿就不错了。坐在候车厅，不断有缺胳膊断腿的小孩过来乞讨。他们穿着破烂的衣服，一只手臂的位置是空荡荡的袖管，一只手伸向我们。我们自己都饿得要死，没有什么能给他的。火车还是绿皮火车，到广州还得三天两夜。我只是一个小孩，没有卧铺对我来说毫无影响，我打横睡在爸爸妈妈的腿上就够了。火车慢慢的开，边上的火车噌的一下子就过去了，而它还是悠悠缓缓地咚嘎咚嘎走。 白天还是平安无事的，虽然车厢里挤满了人，各自有各自打发的办法。我坚称坐在我对面的人都是外国人，因为他们说着一口我听不懂的语言。那是第一次听到家乡话之外的方言。到了晚上大家浑浑噩噩想睡觉的当口，忽然听到后头一阵喧闹。一群肩上扛着纸箱的男人，向车上的乘客推销东西。事后，听妈妈讲，他们卖的东西，一瓶水都要十块钱，一包小吃也要好几十，那时十块都算是大钱了，哪里能这么点东西就要这么贵呢！但是，你必须买，一定买，不买也可以，把钱掏出来给他们，不给的一耳光扇过来。 那些男人个个身强力壮的，好些乘客见如此只好认倒霉，掏钱消灾。而我记得的场景是：那帮男人中的一个人问一位年青的男乘客：“你买不买？”男乘客摇头，啪的一个耳光扇过去；又问：“你买不买？”男乘客还是摇头，又是一个耳光。两个人就这样犟上了，也不知道那男乘客挨了多少耳光。那时我觉得新奇，不理解这样的场景大家为什么都这样沉默。我要探头看，妈妈紧紧按住我，用眼神警告我不要乱动乱说话。她惊恐的表情把我给镇住了。后面那卖东西的人到了我表哥这里。事后我听妈妈说，表哥假装睡着了，那男人怎么摇他他都不睁眼，妈妈吓得大气不敢喘。还好，那男人又去找下一个目标。 我们一家、大表哥是一个车厢，大舅和姨妈他们在另外一个车厢。事后说起来，只有我们这个临时车厢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连乘务员和车警都不管的。那些打人的男人们，就是日后我才知道的所谓的“车霸”，谁也不敢惹的。从广州探亲回来后的十几年，到上大学之前，我再也没有坐过火车了。等我再坐火车时，绿皮火车被红皮火车取代，连带着那彪悍的车霸，沉默倔强的男乘客，响亮的耳光，都消逝在新的旅途之中了。 十八岁的时候第一次去上海，哥哥从宝山区过来接我。我们坐在出租车里，窗外的高架桥、路灯、绿化带，都罩着昏黄色的光线中。我蓦然想起这是我这些年来第二次坐出租车，第一次则是十二年前在广州。广州火车站没有人来接我们，爸爸和妈妈站在月台上，在纷纷下车的人流中呼喊着大舅、姨妈他们的名字。那是深夜，抬头看广州的上空，是焦糖状的黄光弥漫。 好容易聚齐了人，我们出了火车站。十八岁的表哥找到一家公用电话，给二舅打电话。说起在火车上碰到的车霸，大家依旧感觉后怕。等到二舅后，我们坐着出租车去他的家。我们一家坐出租车的后座上，一上午那车厢内那古怪的气味，立马使人想吐。然而车座上干净洁白的坐垫，让我觉得很舒适。 后面怎么到了他的家，怎么打地铺，怎么睡不着觉忍不住在他家的房间看那玻璃柜子的海螺，都不提。唯有记得第一眼看到他家客厅的竹床上，放满了各式各样包装鲜艳的零食。这是我最羡慕的地方，那该是给我的表哥，二舅的儿子吃的。我很想去拿，妈妈制止了我。睡觉前洗澡，妈妈给我脱光衣服，蹲在卫生间莲蓬头下给我搓洗。二舅娘一直靠在卫生间的门框上，盯着我们。裸着身子的我，看看她，又看看妈妈。我小声地对妈妈说让她走开。妈妈抬头说：“二姐，你早点去休息吧。”二舅娘依旧不动。日后，我终于明白，她是担心我们用坏了她的东西吧。她对我们这些乡下来的穷亲戚一直不大热情。我们送给他们的母鸡，二舅娘一看到就说拿到外面去拿到外面去，还不知道有没有消毒呢，她只要我们自己产的黑芝麻和花生。 二舅是我们家族的传奇人物。他读书的时候，正好赶上了各种运动，小学勉强毕业，后来去参军，因着身体素质极好，当上了空军。后面的故事是听妈妈说的，说是在部队上，被司令员看中了，很喜欢他，就把自己的女儿介绍给了他。大人说了一个颇为知音体的细节，二舅对当空姐的司令员女儿说：“我家里很穷，我也没有钱。”司令员女儿说：“我不在乎，我喜欢的是你。”两人就这样结了婚生了子，二舅也当上了飞行员。这在我们农村绝对算是成功跳出农门的典范了。他们的收入非常可观，而在农村的我们时常处于拮据的境地，都是二舅一次次给我们支援，如此想必二舅娘也算是烦透了我们吧。 二舅带着我们去了他们的白云机场，去了广州动物园，去了国际展览中心，此间的感受我曾经在另外一篇文字写过：当我置身于城市，我的“第一次”从我的瞳仁、味蕾、耳膜到手掌纷沓而至。出租车、街道、红绿灯、绿化带、喷泉、广场、零食、矿泉水、公交车、金鱼、动物园、社区、单元房、口红、自动移门、警察、孔雀、路灯……这一切还没有来得及命名，就一下子涌入到我的感官世界中来。我全身心浸入到一种全新的“第一次”中。我只笼统地知道好高的楼，好难喝的水，好亮的灯，好多的人，我还无法像在我的村庄那样全无挂碍地精确地分辨出我家跟隔壁家的母鸡。这样闯进骤然降临的全新世界，我还来不及建立起相应的认知体系。我只能昏头昏脑的陷入一种陌生感和兴奋感交织的模糊情绪中。 日后，他们提起我的窘事是我不肯去卫生间大号，却偏偏要在卫生间外面解决，大人怎么说我都不肯进去。因为我在乡间就是随便蹲在地上搞定的。他们说二舅拿着纸把我的秽物送到卫生间冲掉的。这个我真是一点印象都没有。还有一次是等着他们上卫生间，我一个人在广场上，此时从女厕所出来一个真正的外国女人。她有着金黄色的头发和透明的眼睛，见到我她低下头跟我说话。我一句话也听不懂，吓得赶紧跑到一边，见她离开才敢回到原处。 我们在广州待了四天，妈妈说在乡下的哥哥马上要开学了，得赶紧回去，实际上是怕打扰二舅太久。二舅挽留不住，只好给我们买好了回去的火车票。临走时，二舅家又拿出一堆不用的旧衣服和各种玩具，让我们带回去。我们又是大包小包地坐上了火车。二舅说这次你们不用担心碰上车霸，因为这是正规的车子，你们上次坐的是临时车，自然是乱的。火车经过湖南的时候，妈妈指着车窗外面的村庄，问我哪一个像我们家的房子，我指着其中一栋。我们花了五天的时间去了广州，又花了三天的时候回到了家。出了家乡的车站，在一家小面馆等车时，外面下着瓢泼大雨，雨脚纷沓，溅湿了我们的裤脚。我们忍着饥饿，一直在等着等着。二十多年过去了，那场大雨仿佛依旧下个不停。（2012.8.22） 查看原文 ? 版权属于作者 商业转载联系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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