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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视野里的大东亚文化圈》绪论之四 唐善纯（南京理工大学） 语言的历史归根到底是民族的历史，静态的语言现状往往蕴涵着动态的民族变迁的轨迹。由于过去历史教科书很少谈有关汉族迁徙演变的历史，大多数人对于汉族的血统构成以及汉语的流变过程的认识相当静止、片面。普遍认为，长城以南的中国人绝大多数世代居住在固定的地方，也未曾发生民族融合的事件；即使有，也只是汉族同化了四周的少数民族，而被同化者被迫接受了中土的语言文化；汉族的文化，尤其是语言，几千年来并未发生过大变化。总之，汉族一直是汉族，汉语一直是汉语。实际上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语言观。 汉语的历史演变过程非常复杂。对汉语的研究不如印欧语系那样深入，它的起源、发展、演变等许多问题都有待解决。王力说：“由于汉语几千年来保持着一个统一体，所以不能企望寻找着它和另外一些语言在几百年前的共同来源，象俄语和乌克兰语那样，甚至不能寻找着两千年前的共同来源，象法语和意大利语那样。这个共同来源要追溯到远古的什么时代，还有待于将来的研究”（《汉语史稿》）。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汉字的表音作用不如西方拼音字母，而且古音、今音之差异明显；加之古代的语音缺乏物质载体，给古音的拟构工作带来了巨大障碍。直到现在，语言学家对上古音的重建尚处于试验阶段。但最主要的原因不在这里，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忽略了中国民族变迁与汉语史关系的考察。 传统认为夏商周是同一民族建立的3个连续政权，实际上夏是北狄人建立的，商是东夷人建立的，周是西戎人建立的，除了官方使用一种雅言以外，基本民众的语言是不同的。《左传·昭公七年》记载，楚申无宇有一看门的奴隶逃入楚灵王的章华宫内，申无宇到宫中追捕，有司不肯交出。申无宇说：“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阅。’”杜注：“荒，大也；阅，搜也。有亡人当大搜其众。”周原出土的甲骨文月相词汇“既吉”、“既死霸”，不见于殷墟甲骨文。很可能“荒阅”、“既吉”、“既死霸”为周人特有的语言。南宋洪迈（1123-1202）《容斋随笔》中说:“成周之世，中国之地最狭。以今地理考之，吴、越、楚、蜀皆为蛮；淮南为群舒，秦为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鲜虞、肥、鼓国，河东之境，有赤狄、甲氏、留吁、驿辰、潞国，洛阳为王城，而有杨拒、泉皋、蛮氏、陆浑、伊洛之戎，京东有莱牟、介、莒，皆夷也；杞都雍丘，今汴之属邑，皆用夷礼；邾近于鲁，亦曰夷。其中国者，独晋、卫、齐、鲁、宋、郑、陈、许而已，通不过数十州，盖于天下特五分之一耳。”蒲立本认为，商代甲骨文和晚出的金文在语音成分上有相承关系，然而仍不能简单地把商周两代人所使用的口头语言看作同一的语言，或者认为两者各是汉语之一种；我们所知道的只是商代和周代的法律语言各是汉语的一个分支，而并不知道商代和周代的人口中哪一部分是使用汉语的。也许只有很少的贵族才使用汉语，他们统治着不使用汉语的居民。商代的统治者可能不使用汉语，后来才改而采用夏朝臣民的语言。周代也是一样。一直到今天，在中国的南部、西南部和西部的山区，仍然残留数量可观的不说汉语的人群(《上古时代的华夏人和邻族》)。《左传?哀公十一年记载:“仲尼曰:胡簋之事,则尝学之矣；甲兵之事,未之闻也。”杜注:“胡簋，器名,夏曰胡,周曰簋。”《论语?公冶长》:“子贡问：‘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注:“包曰:瑚琏之器,夏曰瑚,殷曰琏,周曰簠簋,宗庙之器贵者。”郭沫若《卜辞通纂》曰:“考金文‘簠’字,…即‘筐’之古文”。足证夏商周同器不同名。 夏朝统治中原西部（河南省，山西省南部），其语言是否为原始汉语值得怀疑。《左传·哀公七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今其存者无数十焉。”大禹时代，诸侯数以万计，即使不是每个部落都有独特的语言，情况也非常复杂。后来人们所说的“夏语”、“华夏语”实际上是东夷语；“夏语”、“华夏语”不过是借用夏人的名号罢了。商代的统治者可能原本并不使用华夏语，后来才改而采用当地臣民的语言。商朝灭亡后，周人继承了这种语言。白保罗说：“我们或许可以推测，汉藏语的成分只构成汉语的表层，而底层另有不同来源。从历史角度来说，可以认为周朝人操某种汉藏语，后来这种语言融合或渗入到商朝人所操的非汉-藏语言之中”（《汉藏语言概论》）。所以古籍中的语言，既有可与藏缅语对应之处，又有可与壮侗语、苗瑶语、阿尔泰语比较的基础。比如“说”字，《说文》：“说,释也，从言，兑声，亦曰谈说。”它与藏语?o（说）、彝语thy（说）、普米语t?i（说）皆可勘同；“曰”字，《说文》释为“词也，从口，乙声，亦象口气出也。”段注：“词者，意内而言外也。亦谓之曰，亦谓之云，云、曰双声也。”云、曰的上古音分别是?iwen、?iwat，它与黔东苗语?u（说）、川黔滇苗语hai（说）、壮语kja:?(说)、ja:u（喊）皆可勘同。《胡笳十八拍》据说是东汉末年蔡文姬所作，抒写愤怨凄楚之情，深切感人。“拍”字怎么解释呢？郭沫若认为应从古匈奴语中寻求它的语源。突厥语族中关于“头”、“首”的称谓，如维吾尔语bash，乌兹别克语bosh,土库曼语bas/bash，也有“篇章”的意思，所以“拍”就是bash、bosh、bas（《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第74页）。不光如此，《后汉书·卫宏传》“（宏）又著诗赋诔七首”的“首”字，也可以是bas/bash第二个音节的对音。 春秋时代中原地区的语言还相当复杂，各部落语言的“汉化”过程也并不是同步进行的，有些部落仍然在使用“戎狄”语言，《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了一则有趣的相关故事。各诸侯在一个叫“向”的地方聚会，主盟的晋大夫范宣子，怀疑姜戎氏泄密，而指责来会的戎子驹支；后者则作了一番颇长的辩解，其中言及：“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这无疑说明，虽然那时汉语已经形成通用已久，而且中原诸戎部落也积极参与了各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军事活动，但是它们所使用的语言，与中原诸国的主流语言仍然是不同的。 现存中国最古文献为西周所撰。周人来自西方，是迁徙到渭水流域得以兴旺发达的氐羌与胡狄混血，其语言可能是与胡狄有所接触交融的氐羌语。周族战胜商族，在原商人土地上进行武装殖民，周人住在城邑中，有两层城墙围着，内称城，外称郭，孟子谓“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公孙丑下》）是也。郭内称“国”，住在郭内的周人是“国人”，以别于郊外的被征服的“野人”。“国人”与“野人”使用的语言可能不同。在《诗经》中，常有“彻”字，如“彻田为粮”（《公刘》）、“彻我疆土”（《江汉》）、“彻申伯土疆”（《崧高》），《孟子·滕文公上》也有“周人百亩而彻”。此“彻”，或训“治”，或训“剥”，或训“通”，或训“税”，或训“助”，皆颇难通达，白寿彝等人认为“彻字，似是周族的一种方言”（《中国通史》第3卷丙编第5章），至今无人能说得清楚。 周代为了与不同语言的人打交道，设立了从事翻译工作的“舌人”。《国语·周语》：“故坐诸门外，而使舌人体委与之”。注：“舌人能达异方之志。” 《淮南子?齐俗训》:“羌、氐、僰、翟,婴儿生皆同声,及其长也,虽重象狄騠,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 重象狄騠，指多重翻译。什么叫象，什么叫狄騠？原来根据所翻译语言的不同，又分为“寄”、“象”、“狄鞮”、“译”4种。《礼记·王制》：“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也就是说，“寄”专门翻译东方的语言；“象”专门翻译南方的语言；“狄鞮”专门翻译西方的语言；“译”专门翻译北方的语言。这4个词实际上是当时周代四边民族的“舌头、言语”一词的音译。 “寄”上古音为kie，试比较东部裕固语、土族语kele、kelen（舌头），回鹘语k?l?m??i（翻译员，《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古代突厥语称译人为“摩咄”）、蒙古语kele（舌头、语言）、kelemü?i（怯里马赤，元代翻译官），楚瓦什语kala（说）。“寄”与蒙古语族的接近，说明当时周人的东方是说蒙古语族语言的部落。 “象”上古音为zie?，试比较壮语si?1（声音）、傣语se?1（声音）、仫佬语ce:?3（说）、毛南语ce:?3（说）、侗语su?1（话）。“象”与壮侗语族的接近，说明当时周人的南方是说壮侗语族语言的部落。《后汉书·南蛮列传》有“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的记载，越裳国在今越南南部，与中原人说话，要通过3个“象”的翻译。 “狄鞮”上古音为diek-tie，“译”的上古音diak与“狄”同。试比较突厥语til（舌头）、tylma?y（翻译员）、土耳其语dil（语言）、土库曼语dil（语言）、鞑靼语del（语言）、柯尔克孜语til（舌头、语言）、维吾尔语til（舌头）。“狄鞮”、“译”与突厥语族的接近，说明当时周人的西方和北方是说突厥语族语言的部落。《史记·灌婴列传》、《汉书·灌婴列传》、《梁书·诸夷传》皆载西域有“白题”国，《史集》作bikdili，释为“愿他像大人物的言词一样受尊敬”；《突厥世系》释为“言语值得尊敬的人”。很显然，该词由beg（伯克，官）+tili（语言）构成。今新疆呼图壁县有地名“白格达”，或与此部有关。 周人在中原建立王朝，显然已使用商代的（汉语）书面语，承袭了中原文化且借用殷商文字。华夏族通过数次战争使汉语在中国确立了统治地位。春秋战国时，北方已经通用汉语，秦朝统一后，汉语伸展到了岭南。西汉扬雄曾著《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记载汉代纷纭复杂的语言分区。在中国内部特别是在不识字的农民中间，可能隐藏着非汉语的底层遗存，而这个底层已为优势语言所淹没、所同化。即使只就中国中心地带而言，也是如此。如果这些词确实非常古老，也只能够是太古氐羌语、夷越语的后裔所共有的，即是华夏汉语从“远祖”语言那里继承下来的固有词。到了南北朝时，南方也已经通用汉语。从此，在人口和疆域都和欧洲差不多的中国，有了统一的语言，汉语也一直在东亚居主要地位。 语系形成于旧石器时代末期，距今已有1.3～0.7万年，但汉语的形成没有这么久。玛雅语和汉语共有的基本词汇，提供了计算玛雅语和汉语分开的时间。语言学家使用一张100个基本词的表，找出两种语言共有的词在这100词里所占比例，确定两种语言分开的时间是5000年，这也就是玛雅人和中国人分开的时间，当然也就成了汉语形成的时间标尺。所以原始汉语的形成和确立的时代，至少应该是发生在5000年以前。 汉语的起源与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阶段密不可分。早期国家阶段就是五帝时代。五帝时代不仅包括龙山时代，其早期应上溯到仰韶时代（晚期）。 距今7000年前，中国境内的新石器时期大致形成3大考古文化系统，即处于西北黄土河谷地带的以种粟农业为主要经济活动，以彩陶、尖底瓶为主要考古文化特征的仰韶（含半坡早期）旱耕文化；处于东南沿海及湖泽平原的以植稻农业为主要经济活动，以鼎为主要考古文化特征的东南沿海及南方文化区的的青莲岗（龙虬庄、河姆渡、大汶口）水耕文化；处于河套大漠草原的以渔猎为主要经济活动，以筒形陶罐为主要考古文化特征的北方细石器文化。这些大范围的考古文化系统，虽然不能与民族划等号，但又表现出一定的民族属性：东南沿海及南方文化区的创造者是南亚种群，即太古夷越人，他们使用太古夷越语；西北文化的创造者是东亚种群，即太古氐羌人，他们使用太古氐羌语；北方文化区的创造者早期是北亚种群，晚期有北亚和东亚种群混合的趋势，即太古胡狄人，他们使用太古胡狄语。这3大考古文化和民族系统经过长时期的相互不断的交往，不断地接触和融合，逐渐形成了我们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华民族整体及其传统文化的坚实基础。 3大考古文化的影响力是不平衡的。先以仰韶文化对东北红山文化、东南部大汶口文化的影响为主，约从距今5500年后则以大汶口文化等对中原地区的影响为主，标志是在豫西地区的仰韶文化中的彩陶和尖底瓶等，逐步被东南区特征性文化因素鼎、豆、壶替代，成为陶器的主要组合。作为华夏文明特征之一、祭天祀地的琮、璧却在吴越地区最早发现，而且数量很多；特别是远古三苗的图腾--蛇，演变为龙，被接受为整个华夏民族的总标志，说明中原文化曾经接受过长江下游新石器晚期文化决定性的影响。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黄河和长江流域发生了较大范围的气候波动，对各地的文化发展和社会演进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中原周边地区的各支考古学文化先后走向衰落；辽西地区，其纬度位置较高，气候变冷极易对农业产生致命性的打击。良渚文化是南方最重要的史前文化，开创了犁耕的稻作农业，余杭长命乡一座4000年前的古城，是目前中国所发现的同时代古城中最大的一座。良渚文化在辉煌了1300年后却神秘消失，考古界比较普遍的说法是“海侵”。专家推测，距今4000年左右，天气转暖，海平面上升，良渚人生活区域陷入一片汪洋，太湖流域和宁绍平原出现了暂时的文化低潮。然而，几乎同时，代表良渚文化的先进成分，比如石犁、丝绸、舟楫的织造，祭坛、玉璧、玉琮、玉钺、饕餮纹的礼制，却突然在黄河流域整体地出现。这只能说明，良渚文化的上层社会已经从太湖流域整体地迁徙到了黄河流域。 在中原周边地区的各支考古学文化先后走向衰落的同时，位于黄河中游的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了各地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为依托而迅速崛起，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覆盖广大地域的核心文化。中原地区像一个漩涡，3大考古文化大区不是分道扬镳，而是在向一起汇聚，从而为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出现以至整个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和中华国家的形成奠了基。这种情况在上个世纪的上海被再次复制。上海古时为海边渔村。宋设镇，始称上海。1842年后，上海成了“冒险家的乐园”，殖民者、暴发户、流氓、地痞、妓女、帮会与大学、医院、邮局、银行、电车、学者、诗人、科学家一起涌现，自由贸易港的便利，各项民族产业得以迅猛发展与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民族的耻辱，“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同免于反动政府侵袭的相对自由安全的环境，四方土语与欧美语言交相斑驳，汇成一股激流，卷起巨澜，使上海成了中国走向现代的摇篮。没有产前的阵痛和血腥就没有新生儿，没有不同文化和文明的冲突和交集，上海可能还是个僻处长江口的小渔村。没有3大考古文化的汇聚就没有中华文明。所以苏秉琦说：“现在看来，把黄河中游称作中华民族的摇篮并不确切。如果把它称作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个熔炉，可能更符合历史的真实”（《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二里头发现有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宫城、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及铸铜、制陶、制骨作坊，发现了最早的车辙痕迹，将中国发明双轮车辆的年代前推了300多年；还发现了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以及400余座墓葬，出土了大型绿松石龙形器，成组的青铜礼器和玉器，陶器、铜牌饰上的龙图像，有的似蛇，有的脱离了原始形态的蛇形象，有爪有鳍，龙已经成为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代表了王权，这种观念代代相传。遗址距今大约3800-3500年，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 世界上的语言可分为各种大类，依据形态分类法，词内无表示语法意义的附加成分，缺少形态变化，语法关系通过词序和虚词表示的称孤立语(isolating language)；词内有专门表示语法意义的屈折变化的称屈折语(inflected language)；词内有专门表示语法意义的内部形态但无内部屈折，每个附加成分一般只表示一种语法意义的称粘着语(agglutinative language)。与汉语毗邻的广大区域的语言如阿尔泰语、南岛－南亚语、朝鲜语和日本语、藏缅语，几乎都是粘着结构。为什么在粘着语包围圈内的汉语却是孤立型？这是历史上语言混合的结果。 越是混合的语言形态失落越多，比如英语。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伊比利亚人（Iberians）从地中海地区来到不列颠岛定居。他们给不列颠带来了新石器（Neolithic）文化，同时征服了先前在那儿居住的旧石器人。大约从公元前500年开始，凯尔特人（Celts）从欧洲大陆进犯并占领了不列颠诸岛。凯尔特人讲凯尔特语。今天居住在苏格兰北部和西部山地的盖尔人（Gaels）仍使用这种语言。公元43年，罗马人征服了不列颠岛的中南部，“罗马化”导致拉丁语在不列颠的传播。那时，在不列颠，官方用语、法律用语、商业用语等均是拉丁语。在今日英语中，只是在一些地名和河流名称方面还保留着凯尔特的词汇成分。公元449年，居住在西北欧的3个日耳曼部族侵犯不列颠。他们是盎格鲁（Angles）、撒克逊人（Saxons）和朱特人（Jutes），他们借罗马帝国衰落之机，侵入大不列颠诸岛，逐渐形成统一的英吉利民族，他们各自使用的方言也逐渐溶合。从8世纪下半叶到9世纪中叶，说东支日耳曼语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称王英伦，1066年说罗曼语的法国人征服英国。在特定的地理和历史环境中，经过一系列民族迁移与征服，英语的类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印欧语名词有性、数、格的屈折变化，动词有人称、数、式、体、时态的屈折变化，但英语已经由高度屈折向低度屈折发展，词尾变化形式很少，名词已经没有性的区分和格的屈折变化，动词没有复杂的变位；现代英语词与词之间的语法关系主要靠词本身以外的成分，如虚词、词序来表示，已与汉语属于同一个类型。 语言起源于远古一源，后分裂为史前上万种语言。语言的运动总趋势是走向统一。众多语种的消亡正像众多物种的消亡一样不可阻挡。尽管国际语的确立尚需时日，但可以预见，国际语的形成并不是多种语言的杂凑，而是以一种语言为主体的混合。邢公畹指出，一种民族语言必须具备3种特性：系统性、继承性、抗入侵性，世界上没有由几种语言拼凑起来的、无固有系统的“新”语言，除非是江湖黑话和人造语，“融合”应理解为一种语言的系统为主，吸收了别的语言的成分作为零件（《汉藏语系研究和中国考古学》）。笔者可以举现实语言的活例证。湖北省恩施地区土家语是土家族特有的民族语言，文字资料很少，由于与汉族杂居后，汉族语言逐渐成为各民族间共同的交际工具。在历史上曾广泛使用士家语，清代中叶，还有“里籍老户，乡谈多不可解”的记载。有人选择了土家语最常用的基本词与藏语、彝语、壮语、侗语、苗语、瑶语进行比较，与这6种语言互通的约占?，其它的与汉语互通。从词汇上看，古代土家语族与汉语密切。但从语序看，土家语为“主+宾+谓”（即SOV）式语言，动词有复杂的“体”范畴，尽管土家语与藏缅语族的任何一个语支都不接近，但语言学家都认为土家语应属于藏缅语族（田德生等《土家语简志》）。这一现象提示人们，汉语形成的规律也是这样的。 汉语刚产生时是什么样的？近代学者对有文献记载以来的汉语资料语音做了比较详尽的研究，各家得出的结论并不完全一致，但总的变化是清楚的。比如周代语言的特点是单音节化，秦汉以后，词缀纷纷脱落，进一步向孤立型演变，大量复辅音蜕变为单辅音，阴韵尾辅音开始失落，音位性声调渐次出现，复音节合成词逐步增多，语序开始以顺行结构为主导，虚字上升为主要语法手段之一。 王力指出，从总体上看，“在汉藏语系中，汉语和侗傣语、苗瑶语、暹罗语、越南语的关系比较近些，和藏语、彝语、缅甸语等的关系比较远些”（《汉语史稿》）。李永遂指出，从语音上看，“汉语和苗语有关系的字，声母有规律可循，韵母也有规律可循”，“声调，汉-苗也成对应规律”，因而，苗语与汉语在发生学上有关系（《汉语古有小舌音》）。邢公畹致力于汉语与侗傣语的亲属关系的研究。他指出：“我们似乎有理由推想，历史上的东夷集团的语言就是后来逐渐演变为壮侗语族的一种语言”（见马学良《汉藏语概论》引）。蓝庆元说，汉语的“首”、“肺”、“肩”、“肋”、“股”、“臆”、“屎”、“喉”、“奶”、“臀”、“肘”都能在侗台语中找到自己的同源词，显然，汉、壮语之间有同源词存在那是毫无疑义的。词语之间的借用比较容易，但是一个语言把另一个语言的整个词族都借过来，就比较困难。所以两个语言间，如果发现有好多个词族都有语音上的对应关系，那么它们之间存在同源关系的可能性就很大（《汉藏语“胞衣”的同源关系》）。 在考察汉语源头时，单单是词汇的对应还不够，更要注意的是框架。就像日语、越南语都借用了大量的汉语词汇，其本身的基础框架没有改变。5世纪前后日本使用汉字。中古期，先后派遣隋使、遣唐使及大批留学生和僧人来大陆，摄取中国文化。在汉字的基础上创制适合记录日本语言的假名，平安文化时代形成了民间假名文化和官方汉字文化的双层结构。2000年来，日本语虽然在语音结构和词汇系统方面深受到汉语的巨大影响，但是语言结构的粘着类型却没有改变。无论日语、越南语中有多少词汇与汉语词汇相对应，都不能说日语、越南语与汉语同出一源。汉语的产生机制多少可以从“洋泾浜英语”中得到启示。洋泾是上海老县城北郊的一条小河浜，1840年之前，这一带荆棘丛生。英法租界建立后，洋泾浜成为英法租界上的分界河。原来在香港、澳门、广州以及南洋的洋行纷纷在这里开设分支机构，一些作为买办和职员的广东人也随之到了租界，他们用粗通的英语充当贸易中间人，于是在洋泾浜附近出现了一种语法不准，带有中国口音的英语，称为“洋泾浜英语”，在近代对外贸易、外交和文化接触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洋泾浜英语虽被冠以“英语”之名，但它受汉语的影响较受英语的影响要深。它似乎宁可服从于汉语表达习惯和词序，而不肯遵从英语的基本语法，置英语的数、格、人称、时、体、态等基本造句结构于不顾。洋泾浜英语词汇成分基本来自英语，但都经过简缩。它大约只有700个单词，所以一个词不得不兼有原先几个甚至十几个英文单词的意思。个别英语单词以错误方式被频繁使用。洋泾浜英语的语音的发音特点受汉语音系的影响。在中国，洋泾浜英语曾经存在近2个世纪之久，是文化融合、民族融合的活泼力量，如果它继续发展下去，必将成为汉语的新方言。为什么“洋泾浜英语”是汉语一部分，而不是英语的一部分，正是它的框架不符合英语的要求。 汉语基本语序是主-动-宾，苗瑶语、壮侗语的基本语序也是主-动-宾，而古羌语（包括古阿尔泰语）的基本语序是主-宾-动，所以汉语基本语序可以排除古羌语的影响；汉语类型上是分析语，缺乏形态变化，苗瑶语、壮侗语均属分析语，而藏缅语有一个从粘着语向分析语演变的过程，直到现在，某些藏缅语方言仍有较丰富的形态变化，如嘉戎语还有着丰富的粘着词缀，有些已经不多。现代藏语中粘着词缀还不少，动词的时态都用词缀表示，由此使藏语的语言类型表现为粘着→屈折→孤立的历史演变趋势，也就是说，古羌语的类型是粘着语，所以汉语类型也可以排除古羌语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日本学者河野和桥本万太郎也认为汉语和藏语的语法系统差别太大，可以说是两种不同的语言结构类型。 古汉语中除了语音和词汇方面反映存在壮侗语的底层以外，在语法上也有类似情况。商代语言中，有“词序倒置”现象，人名多祖甲、祖乙，地名多丘商、丘雷，病名为疾口、疾耳，此修饰词置于中心词之后的方式，为南方语的特征。周以后古汉语中亦有“大名”和“小名”的先后次序问题。例如“桑树”，桑为小名，树为大名，小名在大名之前，现代汉语不会讲“树桑”。但是描写青年男女幽会的《诗经·郑风·将仲子》，便提到“树杞”、“树桑”和“树檀”。与诗韵无关的，则有把蝗虫称为“虫蝗”的用法。有关的还有形容词倒置问题（以现代越南语为典型，粤语中也有保留：例如称“公鸡”为“鸡公”，“客人”为“人客”，闽南话亦然：称“客人”为“人客”，称“公狗”为“狗公”）等等。这些从现代角度看来的“倒置”，往往揭示华夏语的基本框架是东夷语。甚至连今天的“中国”一名，都可以源自这种“非汉族”语法，令人不得不深思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原因。在西周初期青铜器“何尊”上，其铭文将包括偃师在内的洛阳平原称为“中国”，意为“国之中”,就是形容词倒置。 但甲骨卜辞中及后来汉语也有主-宾-动这种语序，比如“宾+是/之+动”这类宾语前置。它尽管始终不是主体语序，但这种语序是怎样进人原始汉语的？余志鸿以为古汉语宾语前置中的“是”或“之”来源于藏语的后置宾格助词，可见这类宾语前置的句型来源于古羌语。而陈梦家则说，宾语与动词间加“之”者，在《尚书·无逸》中才有，“尤为晚出”。考虑到商代大规模伐羌以及西周初羌族的姜太公封于齐，大批的羌人随迁至东方，这种句型可能也随之进入汉语。包拟古说，“这种先藏语的影响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公元前1027年周灭商的时间比它要晚，因为许多跟藏语有关的上古汉语词在公元前13世纪的商代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了。周族跟这个影响汉语的先藏语部族可能属于同一支，或者是有某种亲属关系的另一支，不过入侵中原的时间要晚一些。” 笔者在《论汉字和汉语的起源》中，考查了东夷与殷商、甲骨文与山东大汶口出土的象形符号、东夷的构成与汉语的关系，指出：“汉语是在古苗语和古越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它的基础应是东夷族使用的古夷语即侗傣语、苗瑶语、暹罗语、越南语的前身（载《南京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中国上古的百越与南岛语系民族有共同的祖先。凌纯声主张波利尼西亚人的海神——Taaroa即太昊。大汶口文化居民的体质与波利尼西亚人相似。《淮南子》说东方一万二千里是太昊、句芒治理的地域，应该有历史的影子。1988年和1994年，倪大白在《中国的壮侗语与南岛语》和《南岛语与百越诸语的关系》中，把壮侗语和印尼语、阿眉斯语、布嫩语、回辉语、菲律宾语、马来语进行比较，得出侗台语和南岛诸语言的无论是基本词汇，还是结构类型都具有一致性的结论，并且参照考古资料、人文史资料，证实侗台语和南岛诸语言同出一源。 从理论上讲，伴随民族融合，其主体语言的选择的主要因素按顺序应是文明的高下，实力（主要指武力）的强弱，主客的差异，人数的多寡等。以上因素的综合作用，就构成了以下几个语言选择的类型，1，文明实力型，文明、实力均占优的一方在融合中，应选择其语言，如近现代西南少数民族对汉语的选择；2，文明地主型，文明占优又是当地主人者，应选择其语言，如满族、蒙古族恃其武力人主中原，但最后他们还是选择了汉语。3，人数地主型，人数绝对占优者，应选择其语言，如周太伯、仲雍及其族人统治吴越等，结果不是选择了文明实力均占优的外来语而是当地语言。罗骥从原始汉族融合中东夷拥有的空间优势（主要的、大规模的融合都发生在东夷之地）、文化优势（东夷之地的大坟口文化和典型的龙山文化都大大优于相同考古年代的黄河流域其他文化）、实力优势（在部落联盟中，东夷的统治时间和统治力量出人意料地长和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东夷是天下的中心）、人口优势（几乎所有东夷人都整体融入了原始汉族）等方面，论证了汉族的主体来源应是东夷。既然汉族的主体源于东夷，那么汉族语言主体来源自然也应是东夷语（《论汉语主体源于东夷》）。 包拟古(Nicholas C.Bodman)《原始汉语与汉藏语》说，那种具有“单音节－音调”特征的古代语言，对“中原古代语言”的冲击，更可能是直接来自长江以南的“南蛮”诸族。这种语言的运动取向，与亚洲东部古代人类的由南朝北的迁徙态势也是一致的。中国南方古代居民向北方的迁徙活动，是改变黄河流域古代部落语言特征的根本原因。新石器时期各个文化区之间并不是孤立的，强势文化始终对弱势文化有着强烈影响。仰韶文化分布以渭、汾、洛诸黄河支流域的中原地区为中心，北边长城沿线，南抵湖北西北部，东至河南东部，西达甘青接壤地区。但公元前3000年，仰韶文化在黄河中游地区就突然衰落，取而代之的是河南龙山文化。河南和山东的龙山文化具有地区性的区别，但中游文化受到下游文化的影响是明显的。所以陈连开说，黄河中游的仰韶彩陶文化于公元前3000年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龙山黑陶文化，换句话说，东夷文化战胜了西羌文化（《中华民族研究初探》，知识出版社，1994）。可知，在这场频繁的文化交汇中，东方的大汶口文化等，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曾经起过“原动力”的作用。《说文》：“夷，东方之人也，从大，从弓。”又在“羌”下解释：“唯东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孔子曰：‘道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于海’，有以也夫。”可见东夷文明程度较高。殷商后裔的孔子，其“仁爱”伦理说实导源于东夷古俗或殷商旧礼。 陈其光指出：汉语在词汇方面比较接近藏缅语，而在语法、语音方面则接近苗瑶语和侗台语，换句话说，就是成分接近藏缅，框架接近苗瑶、侗台（《汉语源流设想》，载《民族语文》1996年第5期）。为什么从总体框架来看，汉语来自东夷语，但从词汇来看，藏语和汉语之间存在的不是一般意义的对应关系，而是系统性的一一对应呢？这是东夷语“氐羌化”的结果。周人属氐羌民族，当时的中原殷商文明明显高于渭水流域的姜周文明，周的统治者对商的语言和文字采取学习的态度即“拿来主义”，如同后来的日本、朝鲜那样。周代商以后，承袭了中原文化和殷商文字，仍采用商代东夷语作为通行语，并推行贵族语言、行政语言、礼仪语言，称之为华夏语或雅言，把大量氐羌词汇（先藏语）带到通行的东夷语中去了。周朝从公元前1100年到前200年，历时900年，通过分封宗亲、移民洛邑，致使中原词汇“氐羌化”。 周代形成了大量的汉文典籍，通过师生传授，形成了绵延至秦汉的书面语，从而把大量的羌语词汇带到华夏语里。虽然如此，华夏语并未改变从东夷语那里继承的基本语言框架。从周代开始就已形成一种在官场和文学中使用的主导语言。西周初期，山东半岛仍存在没有华夏化的东夷，他们的语言与当时的汉语存在很大差别。以洛阳为标准音的华夏语后来成为东周通用全国的雅言，《诗经》的语言就是雅言，孔子讲学用的就是雅言，而不是鲁国方言，孔子成为推广民族共同语的先驱。秦汉帝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历史走上了全新的发展历程，也标志着汉语历史走上了全新的发展历程。 汉代学者把汉字的构成和使用方式归纳成6种类型：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总称六书。然而“六书说”并不能解决所有的汉字构造问题。刘博平曾发现《说文》有以合音兼义为训的现象，如“祲,精气感祥”，精感合音为祲；“萍,无根,浮水而生者”，浮生合音为萍；“竹,冬生艹也”，冬艹合音为竹；“黑,火所熏之色也”，熏色合音为黑；“媌，目里好也”，目好合音为媌；“社，地主也”，地主切为社；“班，分瑞玉”，分瑞切为班；“蔟，行蚕蓐”，蚕蓐切为蔟；“八,象分别相背之形”，分别切为八；“必,分极也”，分极切为必；“咤,叱怒也”，叱怒切为咤；“咮,鸟口也”，鸟口切为咮;“彷,附行也”，附行切为彷；“很,行难也”，行难切为很;“廿,二十並也”，二十切为廿；“谢，辞去也”，辞去切为谢；“韶，虞舜乐也”，舜乐切为韶；“殹,恶姿也”，恶姿切为殹；“眅,多白眼也”，白眼切为眅；“眊,目少精也”，目少切为眊；“眇,一目小也”，目小切为眇；“眄,目偏合也”，目偏切为眄；“盻,恨视也”，恨视切为盻；“隹,鸟之短尾总名也”，短尾切为隹;“筱,箭属小竹也”，小竹切为筱；“豆,古食肉器也”，食肉切为豆；“舍,市居曰舍”，市居切为舍；“杪,木标末也”，木标切为杪；“欂，壁柱也”，壁柱切为欂；“枑,行马也”，行马切为枑；“梜，检匣也”，检匣切为梜；“梼,断木也”，断木切为梼；“麓，林属于山为麓”，林属切为麓；“粉,傅面者也”，傅面切为粉；“疡,头创也”，头创切为疡；“胄，兜鍪也”，兜鍪切为胄;“辬，驳文也”，驳文切为辬；“驸，副马也”，副马切为驸；“骤，马疾步也”，疾步切为骤；“狄之为言淫辟也”，淫辟切为狄);“赭,赤土也”，赤土切为赭;“赫,火赤也”，火赤切为赫；“欢,喜款也”，喜款切为欢；“潏,涌出也”，涌出切为潏；“泭,编木以渡也”，编木切为泭；“澍,时雨澍生万物”，时雨切为澍；“龙，鳞虫之长也”，鳞虫切为龙；“挢,举手也”，举手切为挢；“扣,牵马也”，牵马切为扣；“奼,少女也”，少女切为奼;“嬥,直好貌”，直好切为嬥；“繑,绔纽”，绔纽切为繑；“彝，宗庙常器也”，常器切为彝；“蜂，飞虫则人者”，飞虫切为蜂；“钯,兵车也”，兵车切为钯；“镛,大钟谓之镛”，大钟切为镛等（《说文有合音说》）。这些规律超出了六书范围。林语堂在《古有复辅音说》一文中，还列举孔曰窟窿、角为矻落、圈为窟挛、云曰屈林、锢为锢鏴、窟礌子亦名魁礌子、不律谓之笔、狸之言不来、风曰孛缆、蒲为勃卢、蓬为勃笼、盘为勃阑、团为突栾、螳为突郎、铎为突落、秃说秃驴等作为复辅音的证据。关于“云曰屈林”出于宋代的孙穆《鸡林类事》，所记为古代朝鲜语。 “佛曰孛而”，明显来自梵语buddha(佛陀)。“孔曰窟窿”，林语堂找到了一条旁证,“直接的如暹罗语之klong、kluang、kuang（一卷，一圆筒）”。“风曰孛缆”，学者认为“孛缆”是阿尔泰语的借词。提倡此说的论著有黄有福等《‘孛缆’语源考》、金永哲《关于‘风曰孛缆’和复辅音———与尚玉河同志商榷》、应琳《‘风曰孛缆’考》、尉迟治平《“风”之谜和夷语走廊》、丁启阵《论古无复辅音声母》。其它的一字读二音的现象是否最终来自多音节语言，亦值得深入研究，不可轻下结论。 反切中还有所谓“倒纽”。傅定淼在《反切源于合音新证》中揭出古籍中的许多倒纽的现象，如班固《东都赋》“棽丽”之“棽”，司马相如《大人赋》作“林离”，“林”实为“丽、棽”合音；《左传?哀公十一年》“属镂”之剑,《荀子?成相》作“独鹿”,“镂、属”合音为“鹿”；《说文?金部》:“鐎,鐎斗也”,段注:“即刁斗也。”“斗、鐎”合音为“刁”；《尔雅?释草》:“蒤,虎杖”,“杖虎”合音为“蒤”；《后汉书?光武纪》注引《广雅》:“兜零,笼也。”《说文?竹部》:“篓,竹笼也。”“零兜”合音为“篓”等。但这些说辞全属无稽之谈。”张世禄《中国音韵学史》指出：“中国文字上的表音方法,完全是某音某式的一种直音,决不是一种拼音;拼音的原则,可以说真正汉字的结构上始终没有存在过。”並批评自反字(又名合音字)“只是根据偶然巧合的事实,来推定拼音的方法也是中国造字的一种原则,终不免文人学士好奇之过。”《史记?封禅书》：“是时苌弘以方事周灵王,诸侯莫朝周,周力少,苌弘乃明鬼神事,设射狸首。狸首者,诸侯之不来者。”《集解》引徐广曰:“狸,一名‘不来’。”《仪礼?大射三》:“上射揖,司射退反位。乐正命大师曰:奏《狸首》。”郑玄注:“《狸首》,逸诗《曾孙》也。狸之言不来也。”胡培翚《仪礼正义》曰:“云‘狸之言不来也’者,解诗篇名狸之意。‘狸’与‘来’古音相近,‘不来’即‘狸’之合声,犹‘终葵’之为‘椎’,‘邾娄’之为‘邹’也。”胡培翚这里明确地说“不来”合声为“狸”，但是，稍具语言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不来”不能合声为“狸”；它与“终葵”合声为“椎”、“邾娄”合声为“邹”不是一回事。有人解释：这是因为“倒纽”的原因，即不是“不来”切为“狸”,而是“来不”切为“狸”。实际上我们知道，“不来”一词是突厥语bars的音译，指虎豹之类的大型猛兽。 汉字史中还广泛存在的“异字同形”的现象，就是同一个字表达意义不同的字。裘锡圭说:“在早期的汉字里,一形多用曾经是相当普遍的一种现象,而且这种现象通常是存在于同时同地的文字里。”他说甲骨文中,象成年男子的一个字形既表示“夫”,也表示“大”。林沄《王、士同源及相关问题》指出甲骨文中“月”与“夕”、“卜”与“外”同形，两字之间都没有音韵上的任何关系,不是同源字,只是字形相同而已。在金文中“王”与“士”2字有时候同形。他在《古文字转注举例》中又说，在甲骨文中,“立”-“位”、“女”-“母”、“鼻”-“自”、“主”-“示”、“禾”-“年”、“帚”-“妇”、“毕”-“禽”都是同一个字形，而且这些同形字之间只有意思上的一定的相关性,却完全没有音韵上的同源关系。还指出金文中的“考”与“老”同形:“同一字形兼具老、考两字之用。因为,这个字形不但可以表示年老之意,也可以表示父亲之意。…至于‘考’字,是在原有的‘老’字上加注声符‘丂’而产生的分化字。…总之,‘老’字本来兼作‘考’字用,是不添新字形的造字,这就是转注。西周已出现了加注‘丂’声符的‘考’字。出现专用的‘考’字后,‘老’字仍有按旧习惯用作‘考’者,‘考’字则不能用作‘老’字。大概到东周后期才完全分化为用各有当的两个字。”他特别解释说：“古汉字用同一个字形兼记这两个词,就好象东巴文中用一个戴男式帽子的人形兼记‘子’、‘男’、‘丈夫’三个不同的词,用戴男式帽子而又披长发的人形兼记‘叟’、‘祖父’两个不同的词。”这种现象能说是“转注”吗？《经典释文·条例》引郑康成云:“其始书之也,仓卒无其字,或以音类比方假借为之,趣于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用其乡,同言异字、同字异言,于兹遂生矣。”这里说的是“假借”，但是有些字，也不能用“假借”解释。《说文》:“命,使也。从口从令。”在甲骨文中已有“令”字,但没有“命”字。在西周的金文中才产生了“命”字。《说文解字句读》说:“金刻多借‘令’为‘命’。《史伯硕父鼎》‘永令万年’,其证也。”所以容庚《金文编》说:“‘令’孳乳为‘命’。”战国时代的三晋兵器铭文中的作为地方长官的县令的“令”常常写作“命”。楚国行政长官“令尹”,在《郭店楚墓竹简?穷达以时》中写作“命尹”。王力《同源字典》把它们归入同源字。《说文谐声补遗》称‘令亦声’，而且也引用金文为证:“命、令二字通用,故从其声。”徐锴《系传》明确地称“命”是会意字。段注本作“从口令”。本来依据段注惯例,段注也是认为“命”是会意字。但是段注与王筠《说文解字句读》却明说“令亦声”,这就把它当作形声字了。《说文通训定声》还认为“命”是会意兼形声。大师尚分歧如此，常人则更难择善而从了。 “一形多用”的形成原因是复杂的，有时是因为一个字的俗体写法与其它字同形；有时是因为一个字在使用中发生讹误、繁化、简化、同化或异化；有时因为一个字形和几个不同词的词义都有关系,可以兼作不同词的表意字；有时原本是不同系统的字,但恰好是同形,后又因为不同方言的字混合在一起,于是就出现了同形字；有时是因为两个字产生和使用的时间与地域都不相同，而正好变得与另一个字同形。笔者认为前3种情况平时并不多见，但后2种情况在不同民族之间发生语言交换时就会容易出现。比如“妇好”的后一个字，商人读zi，可周人读hao；日本人读汉字，其音也与原音不同。古汉语中的训读与此相同，一些字的读音既不是自古相传的音,也不是语音讹变,而是由于这个字与另一个字在意思上相同或相近,于是便被读成了那个意思相同或相近的字的音。《后汉书?段颎传》:“颎复追击于鸾鸟,大破之。”李贤注:“鸟音爵,县名,属武威郡,故城在今凉州昌松县北也。”《后汉书?西羌传》:“贤追到鸾鸟,招引之。”注:“鸾鸟,县名,属武威郡,鸟音爵。”这就是训读。因为“鸟”与“雀”义近,而雀与爵古音相同,所以唐代的学者可以注音为“鸟”音“爵”。众多的语言学家却把这作为上古汉语有复辅音的证据，拟构了许多无法读出的复辅音。这使我想起南京人说“来斯”，有“棒”、“厉害”、“很强”的意思，原型可能是洋泾浜英语nice,有和蔼,可亲,嘉,爽快之意。如果有人用复辅音理论去解释“来斯”，那才是令人喷饭的事情呢。 不可忽视的是，汉语的融合和分化从未停止过。普通话的基础是北京语音，北京语音也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远古时代，黄帝之后分封于蓟，当时北京居民可能操原始阿尔泰语；西周建立后，分封宗室于燕（今北京房山区琉璃河），东胡大部分被驱逐，北京开始操周族雅言。此后，北京一直是汉族、乌桓、鲜卑、契丹杂居之地。辽金元时代，大量少数民族以北京作为首都并驻兵移民，时间长达430年。这些北方民族对汉族文化并不重视，却最喜欢听戏，并且以曲取士，因此促进了戏曲的发展。据成书于元泰定甲子年（1324）的《中原音韵》记载，原金元统治区内的主流语言较之北宋时的官方语言产生了如下差异：全浊音声母依据声调（原声调）转化为阿尔泰语系中相对应的送气清音和不送气清音；与入声有紧密关联的复杂的辅音韵尾归并转化，成为简单的元音韵尾和鼻音韵尾，入声在北方从此消亡；大量平舌擦音和舌头音变为阿尔泰语系语言中特有的翘舌擦音；部分原来的入声非重读变调音转变为新的读法——轻声；儿化音的来源是指小表爱的词尾，是阿尔泰语系特别是蒙满民族所带来的语言特点。这种新兴的语音结合简化了的汉语语法，成为方言内部分歧最小，语音结构最简单、保留古音最少的汉语方言。 随着元灭南宋、统一中国，官话凭借政治优势，向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扩展,相当一部分蒙古词语进入汉语。自秦汉时起，中国就有传送信息的“驿”。成吉思汗时期，仿效中原的驿传制度，在境内设立站。所谓“站”，由蒙古语?am（路，驿道）音译而来，与汉语站立的“站”完全不同。该词在北魏时代就有，《南齐书·魏虏传》国中呼“诸州乘驿人为咸真（zhamchin）”，就是后来蒙古人的“站赤”。但由于北魏政权短暂，该词并未在汉语中立足。元朝大约每隔六七十里设一个站，构成以大都为中心的交通网，每个站配有站赤、站户、马、车、粮食、菜、酒等，负责接待来往使臣。范围之广，组织之严密，为前代所未有。“驿”这个词被日语吸收，今天的日本车站都称“驿”，反而中国的“驿”全被“站”取代了。明代曾通令从洪武元年（1368）9月起，改站为驿，可到崇祯三年（1630），有个大臣上奏折还是用了“站”字，事见《明史·魏呈润传》，可见“站”字并未取消得掉。不但取消不掉，而且表现出强大的构词能力，如兵站、车站、站台、粮站、广播站、站长、水电站、水文站、扬水站、茶水站、发电站、交通站、供应站、运输站、收购站、接待站、气象站、防疫站等，随着新生事物的出现，“站”字还会滋生出更多的新词语来。 英语称华北官话为Mandarin（满大人），这是为什么？原来清代女真族改称满族，第二轮涌入中原。统治中国的满族人所遇到严酷的语言现实，除了直接使用北京汉人的语言的词汇和模仿他们的语音之外再也没有第二种可能。用满语套学汉语的发音，用满语的腔调读汉字，入声字一下子就全丢了，这就是汉语同音字增多最根本的历史原因，可以肯定地说，这是发音最糟糕的汉语。但是，历史就是这么残酷，满人的这种蹩脚汉语比起日本皇军的蹩脚汉语要幸运得多，随着使用人口的增加，这种让当时的汉人老百姓笑掉牙的蹩脚汉语成了清朝统治阶级的“共同语言”，这就是早期的普通话，英语把这种语言称为“满大人”。在《红楼梦》中使用的“满语式汉语”俯拾即是。如第3回：“将来只怕比这更奇怪的笑话儿还有呢。”第8回：“我愿留着来着，拿会子李奶奶来了，喝了去了。”第14回：“巴不得今日就念才好。”第16回：“只好学着办罢咧。”第85回：“帐子的栀子是红的，火光照着，自然红是有的。”“说的两个人咕嘟着嘴，坐着去了。”第86回：宝玉道：“我白问问。”袭人道：“有这样白操心，倒不如静静儿的念念书。”这里的“有的”、“有呢”是满语谓语动词放在末尾，“来着”是满语动词过去时完成体进行时态，“巴不得”是满语bahaci tuttu的译词、“罢咧”是满语dabala的对音，“咕嘟”是蒙古语gudu-(往下，向下弯曲)的对音，“白”是满语baibi的译词。“满大人”进一步胡化华北官话的语音，大量清洗官话中的古汉语词汇，致使言文脱离现象日趋严重，清中叶以后北京语音终于取代了中原雅音的标准音地位，中原古音被压缩在江浙闽广诸省。 汉族有悠久的文化，辽阔的领土，众多的人才，丰富的治国安邦之道，进入农耕世界的征服者都不得不适应当地的经济文化而为被征服者所同化，在中国历史上，农、牧民族的大融合，总是以“汉化”为主要的形式，即游牧社会的封建化、游牧人口的农业化和定居化、思想上的儒家化和文化上的用汉字、说汉话等等。每一个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地区，不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都走上了这条汉化的道路，否则就得退回边塞。汉语和侗傣语、苗瑶语、暹罗语、越南语等虽然有发生学上的关系，但是，起码在商代以前，它们就已分道扬镳，各自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邢公畹说：“龙山时代庙底沟二期文化与当时其它各文化之间的强烈交互作用，可以称为‘华夏化’运动。伴随发生的还有‘夏语化’运动，…远离中原的方言区对此有一定的抗拒性，所以仍然独立发展为侗台、苗瑶等语”（《汉藏语系研究和中国考古学》）。中国的历史，就是在这种同化与融合中一次次重复着它的历程，中国的封建社会也因此获得了长期延续。不同语言之间的接触、融合、再接触、再融合，汉语成了通用语言。汉族并非仅系华夏族名称的简单变化，实际内容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华夏族吸收了众多的民族成分，扩大和发展了族体，形成比原来更大、更强盛的族体。 作者简介：唐善纯（1944-），1968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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