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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研究】“传卫第八”辨析 ■李廷华 “传卫第八”辨析 ■李廷华 南海既以本汉为尊碑非帖之端绪，遂顺流而下，将魏晋之交书体变衍之脉络，尽收束于碑体之下。南海云：“然则钟派盛于南，卫派盛于北矣。后世之书，皆此二派，只可称为钟、卫，慎伯称钟、瓘，未当也。按卫觊草体微瘦，瓘得伯英之筋，恒得其骨。然则北宗之书，自当以筋骨无上，其风韵之逊于南，亦其祖师之法然也。”阮元《南北书派论》开篇即云：“书法迁变，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返于古？盖由隶字变为正书、行书，其转移皆在汉末、魏晋之间；而正书、行草之分南、北两派者，则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也。南派由钟繇、卫瓘及王羲之、献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钟繇、卫瓘、索靖及崔悦、卢湛、高遵、沈馥、姚元标、赵文深、丁道护等，以至欧阳询、褚遂良。南派不显于隋，至贞观始大显。然欧、褚诸贤，本出北派，洎唐永徽以后，直至开成，碑版、石经尚沿北派余风焉。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尺牍，减笔至不可识。而篆隶遗法，东晋已多改变，无论宋、齐矣。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而蔡邕、韦诞、卫觊、张芝、杜度篆隶、八分、草书遗法，至隋末唐初，犹有存者。两派判若江河，南北世族不相通习。至唐初，太宗独善王羲之书，虞世南最为亲近，始令王氏一家兼掩南北矣。然此时王派虽显，缣楮无多，世间所习犹为北派。赵宋阁帖行，不重中原碑版，于是北派愈微矣。”阮元以书家地域划分南北，太过简单，亦难以此阐述书史，遂以钟元常、卫瓘兼南北两派而模棱之。以卫氏当时，与之抗衡者惟钟氏，王羲之尚未出世也。如此划分，则又遗后世强为碑帖两造者之麻烦，故南海已对阮氏此说不满。南海“传卫”即先将卫、钟两氏分立为北南两派，此既不同于阮氏之模棱，更大便于将后世书法之美，尽归于北派也。阮氏康氏之学，谓其于分辨书法风格美学有倡言之功，然其强分宗派硬划风格之鲁莽亦在此也。阮氏划分南北，尚欲取撷其各自优长，故其论及北派之书，亦不讳言其“拘谨拙陋”。南海欲横扫帖札，则于南北书派宗主之名，亦必重为布置，非如此则依然难奏其树立之功焉。其云：“元常之获盛名，以二王所师。嗣是王、庾品书，皆主南人，未及北派。唐承隋祚，会合南北，本可发挥北宗，而太宗尊尚右军，举世更无异论，故使张、李续品，皆未评及北宗。夫钟、卫北流，崔、江完绪，孝文好学，隶、草弥工，家擅银钩，人工虿尾。史传之名家斯著，碑版之轨迹可寻，较之南士，夫岂多让！而诸家书品，一无见传，窦臮《述书》，乃采万一，如斯论古，岂为公欤！”南海所不满者，盖古人论书，不强分南北，虽以涵茫为观照，未必得其幽微，然亦避强求之拘执。 王羲之《快雪时晴帖》 北宋欧阳修考论碑帖，于两造之书法风格有所发撷，为后世尊碑之说张本，南海亦得其援奥云：“唐宋论书，绝无称及北碑者。惟永叔《集古》乃曰：‘南朝士人，气尚卑弱，率以纤劲清媚为佳。自隋以前，碑志文辞鄙浅，又多言浮屠，然其字画往往工妙。’欧公多见北碑，故能作是语，此千年学者所不知也。”欧公之谓，不以文辞之深浅论书法之高下，其于未见经传之书法亦多留心，此为史家具眼也。然欧公云南朝书，所谓“以纤劲清媚为佳”，清媚亦未离纤劲，即“遒媚”之谓也，纸本翰墨之优长，端在此间，欧公集古，撷取碑版，以广艺文学术，岂有非帖之意？其所作书翰，又岂非帖耶？南海云“传卫”，其术亦同前论之“本汉”，即将后世书法妙造悉数归于卫氏、北碑影响之下，其云：“北碑《杨大眼》《始平公》《郑长猷》《魏灵藏》，气象挥霍，体裁凝重，似《受禅碑》，《张猛龙》《杨翚》《贾思伯》《李宪》《张黑女》《高贞》《温泉颂》等碑，皆其法裔。欧师北齐刘珉，颜师穆子容，亦其云来。《吊比干文》之后，统一齐风，褚、薛扬波，柳、沈继轨。然则卫氏之法，几如皇帝子孙，散布海宇于万千年矣。况右军本卫漪所传，后虽改学，师法犹在，故卫家为书学大宗，直谓之统合南北亦可也。”南海尊卫氏笼统南北，卫氏固未必能当，又以王羲之乃卫夫人流脉，便纳王羲之为北派门下，斯可笑也。书法之美艺，本在涵茫之中，以碑帖之判强分南北，已为胶执，至南海之挪移尊座，乱敲木鱼，以呈教化，则入荒谬也。后世尊南海者每惑其声名而忘怀书法艺术之美学素质乃存在于具体作品之中，非某种概念可强为规擘。即以汉隶八分为说，倘以碑帖划分，纯为碑学范围，然汉隶名碑之中亦各有美学风格之判然，其中若《曹全碑》则多秀媚韵雅，岂可为北碑意态？以此反瞰南海至于包氏阮氏之说，乃步步趋于极端，终至于强分宗派而泯灭感官觉悟。故论书切不可拘执于碑帖之囿，而必达于美感美学之解为宜也。 卫夫人《近奉帖》 南海“传卫”一章，闪转腾挪，即欲以王羲之书风亦自北来为说。王羲之续承钟氏，而二王书又涵盖盛唐一代，流风远绍宋元明，倘不破此旧范成说，则尊碑之说何以成立？其实，王羲之从王导得钟氏《宣示表》，与从卫夫人学书，均为其“变法”之前奏，卫氏之书，传流惟以章草，正为王氏“新体”所代替者。此本中国书法变化发展一大纽结，南海欲改写书史，亦必于此发难也尔。其云：“《述书》所称，皆亲见笔迹。晋六十三人，宋二十五人，齐十五人，梁二十一人，陈二十一人，而北朝数百年，崔、卢之后，工书者多，绝无一纸流传，惟有赵文深兄弟，附见陈人而已，岂北士之笔迹尽湮耶？得无秘阁所藏，用太宗之意，摈北人而不取邪！”南海此说，乃对于书法史一大诘难。唐太宗固以王羲之为崇尚，出于目悦心赏，原非党同私结，倘北朝书翰有妙诣留存，决不致尽为扬弃，况数代积存，岂一意可为消泯者？再者，古人观书，必先详其文意，继则论其书法，北朝之书倘在，其内容亦不必尽违忤新朝新主，太宗又岂有尽数毁灭之理？南海此说，不惟对今人强词夺理，且与古人以无为有，复以有为无也。南海颇忿忿于北朝无书翰之存，然南朝碑版亦不多见耶，岂出于君王之私邪？有论及此，当注意汉、晋之间，纸张之制造对书法发展所起之关键作用。王羲之以前之书法家，多不具名，因士大夫之个人笔墨习惯尚未形成。将文字刻制留存于碑石器皿，甚至笺牍，均为庄严繁难之事，故名碑之作手虽皆一时之选，其与撰文多非一手，碑版纪事，初未及于艺术欣赏，又以史迹沦湮，致书家名不能尽显。王羲之以后之书家，以便宜可得之纸张书写，随心怡兴，使得书法性质由典重庄严之工艺特色衍变为自由浪漫之艺术特色。且以造纸术之原料技术诸因素考论，南朝之书翰必繁，北朝于此无能为亦明矣。物质条件、社会发展条件、人文构成条件，诸端齐凑，使得中国书法在东晋这样一个战乱频仍的时代涌现出王羲之，亦有其必然也。以后之时代，以后之书法，王羲之成为效法典型亦必然也。康有为所处时代，从其在《新学伪经考》中所宣示，不论于政治、学术或者书法方面都必欲改弦更张，于书法则必然向延续千载之文人帖札开刀。崇碑抑帖，以碑代帖则成为必然途径。但是，在王羲之书法的巨大魅力面前，康有为亦不能轻易否决，遂以王羲之书法中具有的汉隶意味，夸大之，渲染之，甚至干脆就将王羲之书法纳入汉隶北派藩篱之中。南海谓逸少曰：“夫书先须引八分、章草入隶字中，发人意气。若直取俗字，则不能生发。”又云：“右军所得，其奇变可想。即如《兰亭》《圣教》，今习之烂熟，致诮院体者。然其字字不同，点画各异，后人学《兰亭》者，平直如算子，不知其结胎得力之由。宜山谷曰：‘世人日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不知洛阳杨风子，下笔已到乌丝栏。’”其实，黄庭坚诗歌所谓，与康有为所举之意，本非一事。右军善学古人，更独具创意，其于书法之最大贡献，正是在反复研寻中自立新则，独具面目，所谓字字不同也。以前之篆籀、分隶及章草，其基本特点即字字皆同，自王羲之出，始使一字之重，各见攸宜，一篇之内，极其变化。蔡希综《法书论》具体言之云：“汉、魏以来，章草弥盛，晋世右军，特出不群，颖悟斯道，乃除繁就省，创立制度，谓之新草，今传《十七帖》是也。”章草从隶书演变而来，其笔画多留隶意，而“新草”与章草已经别具面目，与隶书更系不同轨范，否则，就没有王羲之书风的确立，也不会有以后唐宋书坛丰富面貌的出现。王羲之与前代之根本不同即在于引领中国书法走上个性化、艺术化之坦途而非囿于格式化、工艺化之窄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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