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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健三郎《个人的体验》中的自我重构

 优雅a 2016-01-31
大江健三郎《个人的体验》中的自我重构
  
  日期:2009-04-3011:29:02来源:未知
  
  周怡
  
  1964年,二十九岁的大江健三郎发表长篇小说《个人的体验》,并于同年11月获得日本第十一届新潮社文学奖。《个人的体验》是被评论家论及最多的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之一,小说讲述了主人公鸟得知自己初生的孩子患有先天性脑残疾后,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并几乎要放弃之后,最终选择坚强地与残疾孩子共同面对的故事。小说的题材来源于作家自己真实的生活经历。大江健三郎1963年出生的孩子大江光患有先天脑组织缺损,残酷的现实不仅使作家的生活发生剧变,也强烈地影响了其创作,这些变化反映在作品中,就是这部长篇小说《个人的体验》。
  
  个人生活中突如其来的不幸曾让大江健三郎身心疲惫,这种心态在其散文集《广岛札记》中有所记述。1963年7月,大江健三郎和当时《世界》总编安江良介一起赴广岛采访,这个时候他刚刚出生一个月儿子的大江光正躺在玻璃箱里,处在濒死的状态,看不到康复的希望;同行的安江良介的第一个小女儿刚刚夭亡;而两人一位共同的朋又因担忧爆发核战争而惶惶不可终日,最后在巴黎自缢。接连的打击几乎让大江健三郎不堪重负,他称自己“从未经历过如此疲惫困顿、忧愁沉郁的旅行[①]。”但是,在广岛接触到大量原子弹爆炸受害者之后,大江健三郎从他们身上发现了“真正的广岛人”所具有的“人类的威严”:
  
  那些似乎真正的“广岛人”的人们,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直接地给了我勇气,反过来,我也品尝到了因儿子置身于玻璃箱中而深藏在我心底的精神恍惚的种子和颓废之根,被从深处剜了出来的痛楚。而且,我开始希望以广岛和真正的“广岛人”为锉刀,来检验我自己内心的硬度[②]。
  
  大江健三郎选择用新的创作激励自己重拾勇气,因此有了《个人的体验》这部小说。1994年10月4日,大江健三郎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当天接受日本《读卖新闻》采访时曾这样说:
  
  说实话,生下一个有残疾的儿子,自己成了一个残疾儿的父亲,这让我有些不知所措,我陷入痛苦的挣扎之中,几乎无法再顾及小说。但后来我发现,自己渴望得到激励,而我在此前的五年间写下的小说,都无法激励自己,也于将来无益。于是我开始觉得,小说应该给人以勇气和激励。我这才将与残疾儿子的共生作为我的主题,并想以此疗救我的儿子[③]。
  
  面对自己生活的不幸,作家感到已经无法从以前作品中获得勇气和激励,因此将自己与儿子的经历写进小说,可以说,他写作的初衷就是从创作中获得新的激励,获得面对不幸的新的勇气。小说主人公鸟在彷徨犹豫之后最终选择坚强地与残疾孩子共同面对生活,这与作者自己在实际生活中选择的道路是一致的,通过这部小说,大江健三郎跨越了自身生活的危机,同时使得自己的创作迈入一个新的阶段。
  
  《个人的体验》一共13章[④],故事实际很简单,时间限制在一个夏季的八天之内,主要讲述了主人公鸟得知自己刚刚出生的孩子患有脑残疾,由于不知如何处置这个不幸的残疾孩子而彷徨犹豫,并最终作出抉择的故事。小说主要以描写鸟的心理和行动为主,充分展现了其内心的彷徨、犹豫和痛苦,可以说,整部小说描写的就是面对不幸如何抉择的过程。最初,鸟希望摆脱这个孩子给自己带来的不幸,在经过了大约一周痛苦和犹豫的煎熬之后,一度想把婴儿送到一家非法堕胎医院,并暗示医生以喂糖水代替牛奶的方法让婴儿因营养不良而死去。可是在小说在最后一章,鸟突然改变注意,决定让孩子接受手术治疗,与亲骨肉共同面对生活的考验。
  
  在小说“秋后”这一章中,鸟在同岳父交谈时曾说:“在这种现实中生活,归根到底,就是要强迫自己正统地生活”,主人公对“正统地生活”的认同似乎使他最后的突然转变变得可以解释。但是仍有不少人认为小说结尾的这种转变太过突然。《个人的体验》获得新潮文学奖后,几乎所有的评委都对这个结尾持否定态度。三岛由纪夫也认为作者对作品的干预太多,以至于破坏了作品的紧张关系,并直言:“我并不认为这部小说是一部杰作。的确,从技巧上讲,它明显要高出《性的人》和《日常生活的冒险》一筹,但是,作为艺术作品,或许选择与残疾儿共生的道路的结尾是不真实的,而初期作品中经常出现的那种走自我放弃、自我破坏道路的结局才是真实的[⑤]。”对结尾真实性的争议甚至影响了人们对这部小说艺术水准的评价。实际上,这些批评以小说前面部分的叙述为依据,站在真实的立场上批判结尾的失当,确实有其道理,因为整部小说绝大部分章节都在叙述主人公鸟的痛苦和犹豫,着重渲染残疾孩子对鸟造成的影响,让读者觉得鸟无力扭转自己的命运,只能一直走下坡路。但是结尾处的转折却突然带来希望,似乎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因此才会给人一种不真实和突兀的感觉。
  
  那么该如何理解作家采取选择一种结尾的初衷?在出版《个人的体验》的同年,大江健三郎还发表了短篇小说《空中怪物阿古伊》,同样是一个关于脑残疾孩子的故事。主人公“D”的孩子被诊断患有先天脑疝,在与医生商量后“D”让孩子衰弱而死。但是在知道诊断实际为误诊后,“D”总感觉自己身边有一个“袋鼠样的婴儿”的幻影,最终撞在大卡车上自杀身亡。鸟与“D”实际上代表了摆在大江健三郎面前的两种截然相反的选择:放弃残疾孩子还是与之共生。对于前一种选择,作家在《空中怪物阿古伊》中侧重描写了放弃之后可能出现的悲剧结果:由于“D”错误地剥夺了自己孩子的生命,一直陷于悔恨之中,因此常常产生幻觉,并最终因无法面对而自杀身亡。而《个人的体验》主要讲述的是如何作出抉择的过程,小说在主人公作出选择之后结束,没有给出具体的结果,但是却留下了希望。从这两篇小说内容的侧重点来看,作者很明显地融入了自己的态度,就像鸟对自己岳父所说的,人还是要“强迫自己正统地生活”,这是鸟的看法,同时也是作家自己的看法。可以说,在创作《个人的体验》的过程中,大江健三郎自始至终都不止是一个叙述者,他同时还是一个当事人,对小说中人物选择与命运的安排实际表明了作家对于自己生活的抉择。
  
  从这个意义上看,《个人的体验》这部小说确实如三岛由纪夫所言,包含了太多作者自己态度的干预,但是是否这种干预破坏了小说本来的艺术性呢?
  
  大江健三郎在《个人的体验》的后记中谈到:“我想恪守最初的构思,即表现鸟的经历为鸟带来的变化和成长。”如果说,上文谈到的鸟如何抉择的过程体现的是主体(鸟)如何对客体(患脑残疾的儿子)或者说外部环境(儿子生病的不幸命运)作出反应的话,那么大江健三郎这里强调的是主体面对外部变化时如何使自身得到调整和提升,侧重点在于主人公自身。事实上,小说中许多地方都表现出鸟对自我的注重。例如鸟在等待孩子出世时在街上乱转,从玻璃橱窗中观察自己的模样,感叹自己一成不变的生活的乏味无望。同时小说中大量出现诸如“自己”、“自我”、“自身”,以及“感到、发现、注意到”等表现心理和意识的词汇[⑥]。并且,鸟曾经“对核武器一直持有关心”,还参加过呼吁废止核武器的“斯拉夫语研究会惟一的政治活动”,但是在儿子出世后,鸟一反常态地对苏联核试验无动于衷:“我的神经让孩子的事拽着,对旁的事没有反应”。鸟已经完全陷入个人的痛苦之中,而对周围的一切选择逃避。
  
  实际上,小说中鸟的种种所思所为,包括面对残疾儿不知如何抉择的犹豫,都是以自身的考量为出发点的:
  
  “这的确是只限于我一个人的、百分之百的个人的体验啊。”鸟说。“就算是在个人的体验里,不久就会来到可以与一般人相连接、并且可以展开真实展望的通道了。那时,痛苦的人在痛苦过后会结出果实。……然而,现在我个人体验着的苦役,却是在孤立于世界上其他所有人的我自己的纵向深坑里越陷越深。即便在同一个黑暗的洞穴流下痛苦的汗水,我的体验,也生不出半点人性的意义来。”
  
  鸟在这里耿耿于怀的,是自己“个人的体验”无法与所处的真实世界相连,由于他一味逃避,只求保全自己本就平淡乏味的生活,他的生活是虚空的,他的痛苦也时无意义的。放弃自己孩子的生命可以使鸟摆脱残疾儿带来的生活上的困扰,但是却无法填补他生活上的空虚,那种由于逃避带来的不真实和无意义。只有与孩子共同面对生活的不幸,才能赋予生活以意义,因此,鸟才会对不理解自己最终改变注意的火鸟子说:“那是为了我自己。为了让自己不再是一个逃避的人。”
  
  正是抱着这样的考量,鸟选择与残疾儿共生,希望在保留自己儿子生命权力的同时,也为自己创造一个获得生活的机会。在小说结尾作者这样描述:
  
  鸟看着护在妻子臂弯里的儿子的小脸。鸟是想让自己的脸映在婴儿的瞳仁上。婴儿深灰色的眼睛清澈透明,映着鸟的脸庞,但是由于太过细微,鸟无法确认那就是自己的新面孔。回到家里,我要先找找镜子,鸟想。鸟接着又想,得翻翻那本扉页上题着“希望”一词飞巴尔干半岛小国家爱的辞典,那还是被遣返回国的戴尔切夫送给他的,查一查“忍耐”这个词。
  
  在儿子的瞳仁里映照出的是鸟的新面孔,这就意味着鸟最后的选择使得父子二人都获得了重生的机会。小说最后以“忍耐”结束,正表明作者对重生的希望的态度:生活中充满不幸,鸟父子以后的生活不会顺畅,但是“忍耐”却可以赋予人继续活下去的力量和勇气。作家曾说:
  
  人不是为了人生中的幸与不幸写小说的。正因为死使人不幸,人才写小说。而作家,是知道自己难免一死才写小说的。这不只是作家的问题,也是与所有人都密切相关的问题。人的行动都是为了掩盖时光的流逝、亦即死亡降临的事实,甚至喝酒吸烟都无非是为了忘却时光的流逝,写作亦然。作家之所以把写作看得比烟酒重要,是因为抒写行为能给予他更大更真实的幻影。在抒写过程中,忘记自己曾经不幸忘记爱已逝去,而且忘记挨饿的孩子。文学和书籍中不死的永恒就是这样残酷。……我们希望挨饿的孩子原谅我们,但是,所谓文学,依然是个人拯救的尝试[⑦]。
  
  从上面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大江健三郎对于所谓生活中的真实的态度。人生充满不幸,但是小说的作用不在原封不动地展现这些不幸,而是通过抒写创造一种“更大更真实的幻影”,让人们在不幸中永远存着希望。尽管现实生活中希望不会总是实现,但是文学作品的使命使得它永远不能放弃拯救人的尝试。也正因为此,大江健三郎才在小说的结尾处安排那样一个看似突兀的转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赋予主人公鸟的个体生命以新的意义,使他可以超越个人的不幸,实现自我的唤醒与提升。从这个意义上看,大江健三郎所要展现的不止是一个弱小的有残疾的生命的保全,更是一个本来空虚的个体生命的自我重构和自我拯救,充满了人性的力量。
  
  2002年,大江健三郎在与中国作家莫言的对话中再次表达了他的这种态度:
  
  我今年六十七岁,直到今天我仍然顽强地认为小说写到最后应该给人一种光明,让人更信赖人。……而在我小时候我就想过,无论文学描写了多少人类的黑暗,一边写那深夜中河水流逝的令人胆寒的声音,一边要思索写到最后,展现于人类面前有多少欢乐?这几乎是我文学创作的核心。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文学是对人类的希望,同时也是让人更坚信,人是得庆幸的存在。[⑧]
  
  时隔三十余年,这位作家依然怀抱着这样的信念。莫言在与他的对话中谈到,大江健三郎在《小说的方法》中引用麦尔维尔《白鲸》的一句话:“我是惟一一个逃出来向你报信的人”,表现了一种自信的口吻和开天辟地的勇气,而正是这种气度和胸怀赋予大江健三郎的小说更高的艺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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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大江健三郎:《广岛札记》,第3页。
  
  [②]大江健三郎《广岛札记》,李立伦等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第4页。
  
  [③]“大江健三郎:谈我的文学”,《读卖新闻》,1994年10月4日。转引自王新新《大江健三郎的文学世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127页。
  
  [④]大江健三郎《个人的体验》,王中忱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
  
  [⑤]《三岛由纪夫全集》(第31卷),新潮社,1995年11月。转引自王新新《大江健三郎的文学世界》,第138页。
  
  [⑥]王新新《大江健三郎的文学世界》,第139页。
  
  [⑦]大江健三郎:“在饥饿的孩子面前文学有效么?”,《严肃的走钢丝》,文艺春秋社,1965年5月。转引自王新新《大江健三郎的文学世界》,第147页。
  
  [⑧]“文学应该给人光明——大江健三郎与莫言对话录“,见王琢《想象力论——大江健三郎的小说方法》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附录二,第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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