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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古典小说《水浒传》中，作为作者主导思想的忠义观如草蛇灰线，始终贯穿小说的始终。如果缺乏对忠义观的深刻剖析，和对忠义观性质的深入探讨，我们很难看清《水浒传》的全貌，也很难理解作者基于其矛盾心理和悲怆情怀上的创作意图。在前人的研究中，许多人注意到了“忠”“义”难两全的现象，却少有人对其本质原因作深层次探讨。本文试图以“忠”“义”不同性质立论，在此观点上分析“忠”“义”的矛盾，进而试图据此来分析《水浒传》之悲剧形成原因。 关键词：忠；义；内涵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7—0019—01 一、忠义观的变迁 “忠”的内涵在传统文化中有一个演变过程。忠君思想最早是由孔子提出来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诚心以为人谋谓之忠，故臣之于君，有诚心事之，亦为之忠。”随着封建君主专制的日益强化，君主论被推向极端，至宋代发展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绝对境地。“五常”之“义”本意是“宜，适宜”的意思，《释名》：“义，宜也，制裁事物使合宜也。”儒家对“义”的含义作乐道德化的限定，把“礼”作为“义”的标准，把凡是符合“礼”的规定，服从或有利于宗法等级秩序规定的思想言行称之为“义”。 关于“忠”“义”连缀现象产生的时间，葛楚英与丛彬彬两位学者在论述《水浒传》的忠义观时均曾涉及。葛氏认为“《论语》和《孟子》里没有‘忠’、‘义’二字连缀现象，汉以后这种连缀的现象才逐渐多起来”，基本认定最晚至汉代已经产生了“忠”、“义”连缀现象。此时的儒家思想已经经过统治者改造利用，逐渐成为控制民众思想和精神的工具，其“忠义观”已和其本义大相径庭。 二、“忠”“义”属于不同的性质、不同的范畴 （一）例证 《水浒传》中的“义”与儒家之“义”有本质的区别，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而《水浒传》中晁盖以武力手段劫得生辰纲这笔不义之财，自认为是义举，是“义”而富，而从儒学的观点看来这是不仁的、不道德的，可见晁盖心目中的“义”是杀富济贫、杀无道以就有道，但显然与孔子之“义”背道而驰，是不属于儒家范畴的。由此可见，“忠”与“义”有着本质的区别，此中的“义”固然有一诺千金、路见不平、义薄云天等积极的内涵，然而因其浸染了浓重的江湖气乃至匪气而发生了性质上的根本转变。 （二）定性分析 1、“忠”经历了统治者改造变形，掺入了民间思想，具有了复杂性，但从历史的纵向来看属于儒家范畴。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忠”有着肯定人的善念的成分，但随着不断的改头换面，已失去了鲜活的生命力，由于只是统治者的工具，具有虚伪的一面而不为热爱真诚自由的民众所接受，不实用于底层阶级，在民间失去了受众。 2、“义”在本质上应属于民间思想范畴，是民众自发形成的社会规范，它真诚实用，是适用于“江湖”这个圈子的普遍准则，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人的个性和价值，代表了一种阳刚凛冽的人生态度，反映了人之为人最为真实的精神诉求，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人文主义思潮的萌起。然而与此同时“义”由于是民众自发形成，不严谨不成体系，因而具有狭隘性、排他性、随机性、地域性、盲动性的特征。 综上所述，“忠”“义”分别代表的分别是统治阶层和特定的下层群体的价值观，它们只能维持表面的平衡，一旦发生正面的利益冲突，就会产生尖锐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3、忠义观在宋江身上的集中体现 宋江是江湖和庙堂的一个中间人，是剖析《水浒传》悲剧的最佳切入点，是一个欲调和“忠”“义”矛盾的理想主义者，他最终的失败也充分说明了“忠”“义”的不可调和。 最初在宋江身上，“忠”“义”看似统一：他既一心忠于朝廷，同时又爱结交江湖豪侠，急人所难，助人为乐，可谓忠义两全。然而他效劳的朝廷不能容忍“侠以武乱禁”，而这些江湖豪侠显然也不会安分守己，“忠”和“义”的统一在宋江身上只是暂时的，而决裂对抗才是常态，显然“不共戴天”。 三、基于“忠”“义”矛盾来分析《水浒传》悲剧形成的原因 结论：由上可知“忠”“义”不可弥合的矛盾在实质上是相对立的两个阶层凸现出的价值观的对立和矛盾，因而《水浒传》的悲剧实质上是一种畸形的体制的结果，是等级分明的体制催生出的“上”与“下”的疏离乃至对立。其管理思想是将被管理者压制在一种沉闷的、微妙的平衡中。而这种压制和平衡，毫无疑问，严重戕害了人的个性和价值，阻碍了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而《水浒传》的梁山聚义无疑是对这种压制而展开地悲壮的反抗。 参考文献： [1]毛宗岗批评本〈水浒传〉.北京：中华书局，2009. [2]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12. [3]秦翠红.中国古代“忠义”内涵及其演变探析.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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