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的经典语录

1、如果儿童让自己任意地不论去做什麽而不去劳动，他们就既学不会文学，也学不会音乐，也学不会体育，也学不会那保证道德达到最高峰的礼仪。 —— 德谟克利特 2、当我历数了人类在艺术和文学了所发明的那许多神妙的创造，然后再回顾一下我的知识，我觉得自己简直是浅陋之极。 —— 伽利略 3、当我历数了人类在艺术上和文学上所发明的那许多神妙的创造，然后再回顾一下我的知识，我觉得自己简直是浅陋之极。 —— 伽利略 4、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济之以学问，助之以德性，始能产真正之大文学。此屈子、渊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旷世而不一遇也。 —— 王国维 5、文学与美女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一定要在一个作家之前冠上一个美女的称号，可能是一个男权文化的表征的心态……如果一味强调她是美女，反过来忽略对她文学内在价值的评价，这是对她的损害。 —— 铁凝 6、金钱事小，诚信事大。我不知道中国有多少出版社干过向作者隐瞒印数的龌龊勾当，我只知道这种事对中国文学的负面影响比盗版还大。 —— 郑渊洁 7、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 —— 林语堂 8、艺术应该是一种讽刺文学，对我们麻木了的情感、死气沉沉的思想，和不自然的生活下的一种警告。它教我们在矫饰的世界里保持着朴实真挚。 —— 林语堂 9、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 毛泽东 10、当我历数了人类在艺术上和文学上所发明的那许多神妙的创造，然后再回顾一下我的知识，我觉得自己简直浅陋之极。 —— 伽利略 11、人在写作时，总是孤身一人。作品实际上是个人的独白，是一些发出的信。我觉得自己太缺少与人交流的机会——我相信，这是写严肃文学的人共同的体会。但是这个世界上除了有自己，还有别人；除了身边的人，还有整个人类。写作的意义，就在于与人交流。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在写。 —— 王小波 12、文学一进入考场已经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创作。 —— 余秋雨 13、鲁迅是中国近代爱国文学伟人，可以扮演他，本已开心，再加上是教育电视节目，是小学教科书的课题，非常有意义，不能用金钱去衡量。 —— 马浚伟 14、余秋雨在文学界真的不入流，写点游记，那叫作家吗？一个小说没写过，你配称作家吗？散文作家，青春作家，我觉得余秋雨已经是一个不青春的青春作家了。还来这一套，席慕容他们早搞过了，比你搞得地道多了。 —— 王朔 15、我压根儿对文学没什么认识，不知道什么是文学，自己想自己写。说实在文学的认识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没有什么标准，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标准。 —— 王朔 16、文学的衰落表明一个民族的衰落。这两者走下坡路的时间是齐头并进的。 —— 歌德 17、有些人，就连儿童文学都能使他们腐化，他们带着特殊的乐趣阅读《诗篇》和《索洛门寓言》里那些挑动人心的章节。政论家律师医生等，摸透人类罪恶的全部秘密，却并不以不道德出名；现实主义作家常常比寺院方丈更有道德。 —— 契诃夫 18、我也喜欢看书，但是我不太喜欢看文学史，我就不太信那个“史”和那个分类。我看书就像我看一只漂亮的昆虫似的，看进去了，我就是那只昆虫，随它过上一段它的生活；看书呢我好像就成了那里边的一个个人，作为这个人那个人再经历一次人生。我看《德伯家的苔丝》，我就是那个女孩子。所以我看一本书差不多就是多获得了一份生活，多经历了一个生命过程。 —— 顾城 19、另一方面，如果不让心灵成为自己的先知，不让它经过一个孤独的检验的自我恢复的过程，便让它接受别的心灵找到的真理，那么，无论那真理多么光辉，它也会造成致命的伤害。天才若对别人的天才影响过度便足以永远成为天才的大敌，我的说法每个民族的文学都可以作证。英国的诗剧家已经跟着莎士比亚亦步亦趋两百多年了。 —— 爱默生 20、但我对于此后的方针，实在很有些徘徊不决，那就是：做文章呢，还是教书？因为这两件事是势不两立的：做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我自己想，我如写点东西，也许于中国不无小好处，不写也可惜；但如使我研究一种关于中国文学的事，大概也可以说出点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所以放下也似乎可惜。 —— 鲁迅 21、研究文章的历史或理论的，是文学家；做做诗，或戏曲小说的，是做文章的人，就是古时候所谓文人，此刻所谓创作家。创作家不妨毫不理会文学史或理论，文学家也不妨做不出一句诗。然而中国社会上还很误解，你做几篇小说，便以为你一定懂得小说理论，做几句新诗，就让你讲诗之原理。 —— 鲁迅 22、研究是要用理智，要冷静的，而创作须情感，至少总得发点热，于是忽冷忽热，弄得头昏，——这也是职业和嗜好不能合一的苦处。苦倒也罢了，结果还是什么都弄不好。那证据，是试翻世界文学史，那里面的人，几乎没有兼做教授的。 —— 鲁迅 23、文学史上，我没有见过用阴谋除去了文学上的敌手，便成为文豪的人。 —— 鲁迅 24、怒吼的文学一出现，反抗就快到了；他们已经很愤怒，所以与革命爆发时代接近的文学每每带有愤怒之音；他要反抗，他要复仇。 —— 鲁迅 25、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可平安。殊不知杀了文学家，社会还是要革命…… —— 鲁迅 26、革命成功以后，闲空了一点；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这已不是革命文学。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 —— 鲁迅 27、然而社会讽刺家究竟是危险的，尤其是在有些“文学家”明明暗暗的成了“王之爪牙”的时代。人们谁高兴做“文字狱”中的主角呢，但倘不死绝，肚子里总还有半口闷气，要借着笑的幌子，哈哈的吐他出来。 —— 鲁迅 28、有救人之英雄，亦有杀人之英雄，世上通例，但有作文之文学家，而又有禁人作文之“文学家”，则似中国所独有也。 —— 鲁迅 29、简单地说，伟大的文学就是包涵极其丰富意义的语言。 —— 庞德 30、文学的衰落表明一个民族的衰落。这两者走下坡路的时候是齐头并进的。 —— 歌德 31、我们仰人鼻息，在学术上长期当别国学徒的日子快要结束了。数以百万计的人已经在我们的周围投入了生气勃勃的生活，歌颂的事迹和行为，它们本身就会歌唱。谁会怀疑我们的诗歌会复活并且带来一个新的时代呢？天文学家说，在我们的天顶燃烧的天琴座中的维迦星有一天会成为众星中的北斗，时间长达一千年之久。我们的新诗歌也将会如此。 —— 爱默生 32、特别是在文学与艺术问题上，以及在许多问题上，宁可相信别人与自己都处在瞎子摸象的过程中。人们各有道理又各执一词，世间的诸故事中，没有比瞎子摸象的比喻更深刻更普遍给人以效益了。 —— 王蒙 33、由于人类最原始的感情——嫉妒在起作用，等量级的文人能够成为融和并辉的双子星座的可能性，是极小的。过去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凡势均力敌的两位文人，同时出现在一条地平线上，必然要参辰卯酉，互不相能，不是彼此作对，就是互为仇雠。而其中的某一方，小人程度高一点者，必然要拉帮结伙几位在智商才华成就潜力各个方面低于自己的二流文人，为左膀右臂。然后，张龙赵虎们，又网罗联络若干位在智商才华成就潜力各个方面更逊的三流和四流文人，结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文学圈子。 —— 李国文 34、语文教师应该有一个饱满的情感世界，有文学激情、热情，而不仅仅具有写作能力。 —— 李镇西 35、与其说这是一种属于道德教诲的慈悲，毋宁说这是一种属于文学的慈悲。 —— 田晓菲 36、书话其实是一种随笔，一种很有文学性，很有情趣的文字。 —— 唐弢 37、写作就是为了解决问题，我不太相信为大众写作这样的话，其实写作最终都是在满足你的个人需求的时候而满足了其他。上千年来文学的魅力就在于这是无数的个人表达，充满了不定性，充满了丰富性，每个读者都会找到自己需要，尤其年轻的时候，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参照、榜样或是力量，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 方方 38、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相信文学创作起潜移默化之功效。 —— 凤章 39、80后作者和他们的作品，进入了市场，尚未进人文坛。文坛对他们只知其名，而不知其人与其文；而他们也似乎满足于已有的成功，并未有走出市场、走向文坛的意向。……80后作家这样一种姿态坚持下去，成为主流文学的后备作家是完全可能的，从文学的角度来看，80后写作从整体上说还不是文学写作，充其量只能算是文学的票友写作。 —— 白烨 40、沈从文先生是大作家，可他的工作关系不在作家协会。众所周知的原因，解放后，他先后在历史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做事，1978年以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做事。不过，沈先生的妻子张兆和先生，倒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干部，退休前，是作协所属《人民文学》杂志社的编辑。 —— 陈建功 41、说起来这是个方法论问题，其实是一个对生命的理解问题。在我看来，人的成长是一个不断被污染的过程，只不过有些人能够通过污染超越污染，有些人则不能。而童年是反污染的，是最接近生命本意的，也是最能体现天性的。中国汉语有一个词叫天性。它是和人性对应的一个词。这些年，人们过于强调了人性，却忽略了天性。而我觉得，作家的使命可能就是传达、传承这个“天性”。只要我们回头去看看那些流传下来的文字，那些像火种一样流传下来的文字，能够让人百读不厌的文字，我们就知道什么叫生命力。目前，我还没有碰到哪部文学作品是因为人们出于喜悦，出于生命本质渴求而读一百遍（至少对我是这样），但是确有一些文字，是我们愿意每天都诵读的，而且每读一次都有大欢喜，都有新收获，可谓法悦为食。这些文字肯定是传承“天性”的文字，而不是现代人所谓的“人性”的。当然，当天人合一时，人性即天性。但当天人严重的不和谐时，那么人性就不是天性，可能就是别的什么性。 —— 郭文斌 42、对我本人而言，有两种情况无法想象：一是生命突然出现终止的时候；一是再不能从事文学写作了。前者对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它是仅有的也是不可重复的东西；后者则是我这个人与众有所不同的地方。我爱我的生命，我爱我所执着的事。 —— 何建明 43、文学的路很长，得老老实实地写，我仍然在学步。 —— 胡学文 44、《春城晚报》副刊高品位，多样化，文学性、可读性、趣味性都能够兼顾，而且拥有一批高质量的写稿人和读稿人。这是《春城晚报》深得众多文化人喜爱的原因。 —— 彭荆风 45、美是文学的生命，而绿色是生命的颜色。 —— 叶文玲 46、高速公路与信息网络攀比着展现中国后工业化社会的神奇图景，琳琅满目的商场超市争相炫耀着中国的繁荣昌盛，经济神话正在全面塑造一个“新新中国”的形象，这使得文学要努力跟上这个时代都显得力不从心。 —— 陈晓明 47、时下的文学真是繁荣了。都市生活、官场内幕、历史烟云、民情风俗、神话传说、婚爱活剧……题材内容包罗万象、无奇不有，人类生活涉及的旮旮旯旯，都被作家们尽收笔下。庄重的现实主义、典雅的古典主义、飞扬的浪漫主义、诡异的现代主义，以及魔幻现实、黑色幽默、意识流等等，古今中外的种种表现方法和手段，都悉数拿来、各显其能。老一代、中一代作家还在不懈坚持，更年轻的70后、80后，又一批一批涌现，我们的作家队伍也年轻化、知识化、白领化了。但是，在这一台精彩的文学盛会中，我们不难发现，来自广大的底层社会的内容太少了，来自普通民众的“代表”几近缺席了。 —— 段崇轩 48、当然，所有的文学批评都是建立在对文本“误读”的基础上的，影视也不例外。对于影视“误读”问题的关注一般都仅限于名著的改编，比如对《红楼梦》等古典名著的改编，还有鲁迅的作品、茅盾的作品、张爱玲的作品以至于现在金庸的作品等都会引起一番争论。而对于流行的小说而言，比如琼瑶的小说、池莉的小说、海岩的小说等则很少出现对于影视改编不当的指责。 —— 付艳霞 49、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走过了58个春秋，几乎是现代文学的两倍时间。但是，目前不论是在国内文坛还是在国际文坛，不论是在普通读者当中还是在专门研究者那里，中国当代文学都相当普遍地受到了不够客观、公正的对待，甚至被低估。 —— 李朝全 50、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坛上，周大新大概不能称之为“开风气之先”或独领过什么“风骚”的作家，但是，当我们考察二十世纪中后期河南文学的整体创作时，却无法忽略过他的作品。 —— 梁鸿 51、畅销小说与长销小说二者之间的区别，当然不仅仅体现在销售量的差异上。问题的关键应当是，是什么决定了小说畅销或长销的可能；畅销和长销间的不同，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必然的。这些问题设若不予以厘清，小说的实质性价值便很难得到保证。而此刻的事实情况是，无论读者还是作者，对于这样两种小说始终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偏见。在他们看来，畅销小说就应该是一种短命的小说，而且它的商业效果注定限制了其在文学史中的地位。似乎，惟有长销小说才属于实力的范畴，并真正体现了文学的尊严。姑且不论此种看法的合理性究竟何在，仅就畅销小说与长销小说的概念划分而言，我以为其中潜藏的裂隙便是随处可见的。首先，以销售量这种商业指标来决定小说的品位，其依据本身就是令人怀疑的。其次，“畅销”和“长销”的分野，也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般绝对。 —— 路文彬 52、如果你是个文坛斗士，你的事业便使你不能接受任何善意还是恶意的玩笑，你就一味制造战机和接受挑战，于是只要紧张严肃不要活泼宽容。在这种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猛将眼里，如果你注重了很多业内外的雅趣，你就有危险被指斥为故作闲适躲避崇高。于是现在流行这样一种状况，很多人在文字里俨然救世主，一副永远的对他人哀其不幸哀其不争心肠，痛苦和崇高不光要体现在言词里，还要涂抹在脸上。但是，战士的架势和模样端起来了，文学的艺术能力却落下去了。 —— 施战军 53、俄国形式主义诗学以语言的“文学性”作为文学科学的研究对象，并为“文学性”确立了若干重要的原则，如差异性原则、陌生化（或译奇特化）原则、形式化原则等等。这些原则都是以语言作为一种特殊而自足的系统为前提的。它们强调的是语言能指本身的可感性。 —— 张柠 54、面对着人的本质、生命价值、社会的理想等问题，文学，哲学，许多的人都会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切入对话；并且，这种对话只能是“复调”，而不能是“独白”，只能是互为主体体的，而不能是独断的结语。 —— 张柠 55、在诸多对话语的类型中，最令人震惊的正是上文提到的那种挪到了“广场”狂欢场面中的“边沿对话”。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这类对话类型，可以说是世界文学中绝妙的精品。 —— 张柠 56、由于特殊的原因，我们对二十世纪俄语文学的视野曾是那样的狭窄，如今一下子开阔起来了；从前只知道高尔基、马雅科夫斯基、叶赛宁等作家，外加四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今天人们谈论起了曼德尔施塔姆、吉皮乌斯、阿赫玛托娃、安德列?别雷、米?布尔加科夫(小说家)、谢?布尔加科夫(哲学家)，乃至别尔嘉耶夫和洛扎诺夫这些“白银时代”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 —— 张柠 57、文学从来就是俄罗斯知识分子思想的“晴雨表”。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几乎所有的“白银时代”的哲学家、思想家，都直接从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作家的作品中寻找哲学和思想问题的原材料。 —— 张柠 58、十九世纪的文学是适宜于朗读的文学，因为它有着一种总体上的“忧伤”的基调，也就是浪漫的、抒情的、可以朗读的基调。诗歌不用说了，即使是小说，屠格涅夫的、托尔斯泰的，甚至陀斯妥耶夫斯基早期的某些小说，都能在上流社会的沙龙里，把贵族小姐感动得眼泪汪汪。 —— 张柠 59、必须正确地认识到，“白银时代”文学的独特形式，并不是一种盲目借鉴过来的东西，也不是作家故弄玄虚的结果。它与十九世纪的文学和世纪之交的革命运动有相通之处，即带有浪漫色彩。区别在于，十九世纪文学的浪漫在本质上是带有伦理色彩的“感伤主义”；革命运动的浪漫，是一种行动的狂躁症和毁灭的激情；而“白银时代”文学的浪漫，是一种精神结构深层的“狄奥尼索斯精神”。 —— 张柠 60、当我们试图找到一个典型的、代表转型期农民的文学意象时，我们会发现，城外的纯农民与进城的假农民都不典型。最典型地代表都市化过程中的中国农民的意象，就是介于上面两种农民之间的一个特例：“修鞋匠”。这是已故的西安诗人胡宽的发现。修鞋匠的遭遇，就是中国农民在都市化进城中的典型遭遇。 —— 张柠 61、我主张，在人文学科领域，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和主张，但不能强求别人同意。 —— 易中天 62、我们所有的文学人都应该进行文学的二次回归。 —— 陆天明 63、如果整个作家群都是游离在时代之外，那么这个国家的文学必定要疲软、必定要苍白、必定要走下坡路，这是铁的事实。 —— 陆天明 64、在当代中国农业文明向现代都市文明转变的历史逻辑中，“陕军东征”第一次将文学事件变成了一个商业事件。在全国媒体的鼓动下，审美经验变成了消费快感，精神符号变成了消费符号。 —— 张柠 65、古典政治经济学发现了隐藏在商品背后的秘密，也就是商品形式所隐含的内容（对于文学来说，就是隐藏在作品形式背后的内容），或者说，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古典经济学陶醉在对商品形式的内容阐释中，研究商品生产消耗了多少劳动量，并进而判断商品的价值。其批判性，就消失在这一研究过程之中。 —— 张柠 66、文学终于离开了乡村的土地，离开了军事城堡，来到了农贸市场，来到了都市的街道上。它与光怪陆离的都市符号混到了一堆，并且丝毫也不逊色。它有时甚至瞧不起戏剧、绘画和音乐，还经常跟电影和电视争风吃醋，眉来眼去，争夺媒体的注意力，争夺符号体系的中心位置，抢夺市民的剩余时间。 —— 张柠 67、文学作品就这样成了流通物、交换物。于是，作家、作品这样一些封闭的文学概念，变得无足轻重了，没有独立的美学意义了。这对文学批评是一种新的挑战。 —— 张柠 68、都市经验一直是作为农村经验的对立物出现的。这种对立是近代文学叙事的一个基本矛盾。艺术家告诉我们，这一矛盾转变成“迁移/伤害”的主题，不是人为的虚构结果，而是生活所逼。 —— 张柠 69、文学艺术领域的突出问题，当然不是简单的“道德”问题，而是一个“话语符号的道德”问题；换句话说，也是一个“当代叙事”如何可能的问题。符号本身的复杂性，是多种文化背景（现代化、全球化、商品化）交织在一起的结果。它对符号分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下面我将分析一位以“农民经验”亲历者姿态出现的作者的作品。 —— 张柠 70、土地与街道的关系；迁移者改变身份的意图；将自己变成自然一部分的劳动方式与把自己出卖给都市并从自然中摆脱出来之间的转变；以及这个过程中的各种遭遇，都是当代中国文学必须面对的新的经验。 —— 张柠 71、文学对自由和人的完整性的追求，一开始就与街道经验发生了根本的冲突。这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任何一位试图进入都市的作家一开始就要面临的问题。 —— 张柠 72、现代文学研究者最大的尴尬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就拿叙事作品来说吧，你面对着一大堆一大堆的作品，你的专业知识根本用不上，你无法从审美的角度，尤其是从叙事诗学的角度来谈论它们，你被迫不得不使用许多专业之外的术语：文化、道德、启蒙、批判、民主、科学、权力、反抗……弄得这个学科身份十分可疑，文学研究的四个层面：文本形式、文类史、文学史、文化史，是四个同心圆。 —— 张柠 73、这里要说的是：近代以来，西方的有经典而拆解、拒绝之，与中国的求经典而不得，决不是一回事；并且，当代西方文学，与鲁迅先生当年“别求新声于异邦”时的情形也已是南辕北辙了。所以，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当代中国的具体情况，而不能去轻信那些喜欢新潮的“跟潮虫”们的话。 —— 张柠 74、一个世纪即将过去，我们的文学出现了什么样的“撄心之作”、“新生之作”？我们听到了“沉痛至大之声”吗？我们只能对鲁迅先生说：没有！我们鹦鹉学舌一样地跟着西方人跑，一直跑到了后现代的泥淖之中。 —— 张柠 75、“想象力”作为传统“文学性”的基本要素，其美学的自足性已经崩溃。这正是当代理论（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所关注的问题。文化研究和批评与传统文学研究和批评之间，其实并不存在根本的矛盾，只不过是发掘、考古的对象和范围发生了变化。 —— 张柠 76、历史叙述或历史想象，与狭义的文学叙述或文学想象，在本质上具有同构性。因此，文化研究（批评）就是将文学研究（批评）的方法运用到其他文化材料的分析中去。或者说，文学研究关注文学语言的符号系统，文化研究关注一般的符号系统（文学符号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 —— 张柠 77、如果说在传统的文学作品中，“想象力”是赋予作品以美学意义的重要手段；那么，文化研究的目的，并不是要像传统文学研究那样，到文学作品之中去寻找、发现这种“想象力”的表现形式或规律。文化研究就是要通过对各类文化材料的重新分析和考古，去阐释历史（特便是那些被遗忘的历史）实践的意义，去发现或再现真实的历史经验。不妨再说得吓人一点：文化研究就是要试图重塑历史想象的主体。 —— 张柠 78、拉伯雷描述的是一种文艺复兴时期民间文化中的理想状态的可能性。他之所以在文学史上变得具有特殊意义，就是因为他在一个独特的背景上将世俗变成了理想，将理想变成了世俗。就饮酒而言，拉伯雷的世俗方式既拒绝以往的神的气息，也批判后来的资产阶级的趣味。他用唯物主义来对抗神学，用集体性来反对资产阶级卧室的日常生活。 —— 张柠 79、按照人的本性，他们会对任何人或任何一种私人秘密感兴趣。真正的文学创作，恰恰需要关注的就是私人经验和私人秘密，既满足了“窥视癖”，也顺便承担了人性批判的任务。而实际上，当代阅读市场根本就不会让人们消费真正的“私人秘密”，因为这种孤立的秘密，既无法充当成功的楷模，也无法提供历史审判的证据。 —— 张柠 80、真正的解密性写作和阅读只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对人性秘密的刺探，它应该由真正的文学创作和阅读来完成。还有一种就是对历史的解密，它应该由“历史档案管理员”（包括社会学家的调查）和读者来完成。所有打着“揭密”幌子在市场吆喝的“创作”，都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 —— 张柠 81、近些年国内研究近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人不少，论著也很多，但令人满意的成果不多。主要原因，一是大都为集体项目，个人创造太少；二是史料和编排体例还是老一套，几本文学史摆在一起，区别不大；三是缺乏问题意识，一些文学史中重要的问题，没有在研究中被凸现出来。 —— 杨扬 82、都市生活对于文学的影响，是当代中国文学实践中可以明显感受到的变化之一。表现城市生活的作品在快速增长，假如将农村题材与城市生活题材的作品做一番数量上的统计的话，很有可能城市题材的作品会占据数量上的优势。另外，城市生活对于文学的影响力在扩大。 —— 杨扬 83、都市生活在当代文学中的凸现，自然与都市生活的社会影响力的加大有关。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国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城市生活没有自己的地位。在一般人的理解中，城市像某种寄生物，是依靠农村农民的劳动被奉养着的。寄生在城市中的人们，有着某种社会政治的特权，他们天生有着一种优越感，而广大的农村则是社会政治权力的最低处。 —— 杨扬 84、1990年代以来这10多年，是中国社会城市化进展最快速的时期，与此回应的是文学上一些年轻作家的创作正面展示着城市的生活经验和生活状态。这些生活经验和生活状态形形色色，很难用一个概念来表述，但在文学作品中，这样的城市景观无疑是前所未有的，中国文学的长廊中的确还没有诞生过这样的人物、这样的场景和氛围。 —— 杨扬 85、城市文学在今天不是要注入批判的药水，而是应努力展示一种新的生活场景和新的生活想象，这倒是城市化在文学创作中当务之急的事。 —— 杨扬 86、2003年的文学上海，最值得关注的话题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应该是《上海文学》的改组。《上海文学》是上海最有影响的文学期刊之一，历史上，主编易人，编辑风格的改换，常常带来新的文学气象。近年来，《上海文学》经济上一直处于低靡状态，甚至一度连维持正常的编辑出差活动的经费都得不到保证。 —— 杨扬 87、文学评奖以往也有，但2003年文学评奖却构成了一种文学现象。这是因为一些重要的文学评奖碰巧集中在这一年，同时各地又新增了不少文学奖项。 —— 杨扬 88、尽管2003年上海的文学世界波澜不惊，风平浪静，好像一切照常，一切都处在慵懒的生活状态。但从根本上讲，上海依然是中国文学的重镇，没有人敢轻视上海，南来北往的作家、批评家还不时驻足上海。另一方面，人们显然对今天上海文学的现状感到不满，特别是将上海这些年的经济发展与文学影响相对照，那种不平衡是显而易见的。 —— 杨扬 89、上海是一个深不可测的海，人们对上海有所期待。文学上也如此。尽管北京是如今中国文学的绝对中心，但中国作家协会的主席人选却没有在北京诞生，而是在上海。 —— 杨扬 90、上海文坛就是这样，看看很平常，但一些人，一些事常常会在全国文坛引起回响。巴金、施蛰存先生的生日祝寿，是这样，另外，一些原本很小的个人事件，也会演变成社会新闻。这是上海文学的一个特点。 —— 杨扬 91、上海的小说和文学批评是上海文学中的强项。所谓的强，一是体现在人数上，二是社会影响方面。但2003年，上海的小说家和批评家似乎都变得很沉默，人们不知道小说家和批评家们在做什么。这可能与一些有声望的作家、批评家不愿意太张扬自己的低调处理有关。 —— 杨扬 92、上海的批评家在全国的文学期刊和文学活动中依然是一支活跃的队伍。那些专业的文学批评杂志，简直就离不开上海批评家的稿件，用一个形象的说法，中国的文学创作，没有上海作家的参与，大概还能存在，而中国的文学批评如果没有上海批评家的声音，那简直就不能算是完整的批评。上海批评家有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没有所谓的团队意识和地方意识。除了极少数批评家之间的师生血缘关系外，大多数上海的批评家都是自己做自己的事，这种距离感有时是相当大的。 —— 杨扬 93、对上海文学的生存空间而言，宣传不宣传倒是次要的，真正当务之急的事，是让那些作家、批评家能够有一个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正常环境，也就是能够形成一种宽松而健康运转的文化市场机制，来吸纳全国的作家、批评家的作品，促进国际间的文化交流。 —— 杨扬 94、社会时代思潮的冲击，对学术思想的发展有着很大的作用。与此同时，文化现实条件的改变，也是影响学术研究的重要因素。所谓文化现实条件，就是特定样式的文化需求以及满足这种需求的生产方式。从20世纪初到五四时期，一方面是传统的诗文领域，刮起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的风潮，人们已不再满足文学写作的模式依然停留在模拟古人的格局中，而是希望有所突破，从感情到具体的表现手法上都有新的探索。 —— 杨扬 95、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研究，在原有的传统研究领域，特别是诗学、词学、文论方面尽管没有像小说研究等俗文学研究领域那样表现出蓬勃发展的强劲势头，但因为传统积累的深厚，所以，依然还是有不少名家名作问世。 —— 杨扬 96、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将传统的词学赋予了新的现代的意义。《人间词话》最重要的贡献，不外乎人们经常提到的3个方面：一是“境界说”；二是“写境”、“造境”与对应的理想派、写实派之分；三是艺术风格上“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区分。这些论述之所以有别于同时代之处，就在于王国维的思考问题的着眼点不像梁启超等仅仅从文学有益于社会改良、能够开启民智等文学的社会功能来论述问题，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词的把握，是从文学的审美基本特征入手来思考问题的。他自觉意识到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贵具体”，而这种具体又不是停留在一人之私己意义上的具体，而是要能够书写“人类全体之性质”的共同人性。而且，王国维对词的论述，不是停留在对个别文体的一般阐述上，而是以词作为论述的切入对象，从文学审美特征（有境界）、审美形态差异（造境、写境）、艺术风格（有我之境、无我之境）到作家创作心理（能入、能出）等，较为全面地思考了文学理论问题，代表了当时文学理论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另外，王国维论词，摆脱了中国传统文人狭隘的门户之见，他不管浙派还是常州词派的既定说法，一切都按照自己对文学的理解，给予重新论述。 —— 杨扬 97、文体演变历史的梳理和总结，是20世纪初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体演变历史的研究中，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吴梅的《顾曲尘谈》、《中国戏曲概论》最有影响。 —— 杨扬 98、如果说，城市生活是上海作家的写作优势的话，那么，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以乡土为根基的文学国度而言，无论是文学积累还是有影响的作家作品，毫无疑问，大量地还是维系在农村生活经验的维度之中。 —— 杨扬 99、历史上，上海的小说创作曾一度代表了中国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这种文学史的历史荣誉常常被人们简单地归之于一些作家的个人天才。但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理解，其实一个地方之所以能够成为文学的中心，能够吸引大量的作家落户，集中出版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与一个地方的文化运作机制有密切的关系。 —— 杨扬 100、当然，上海在文学方面近些年也不是没有创造过奇迹，这主要是《收获》和《萌芽》这两家文学期刊创造了国内文学期刊出版的最佳业绩。 —— 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