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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叫王福重的经济学者在其参与的公号中发表文章《全社会都应该感谢号贩子》，他在里面说：其实大家“误会了”号贩子，对于排队造成机会成本高的患者而言，花高价从号贩子手中买号，从经济学角度讲是“公平”的；号贩子做的是类似炒股、卖菜一样正常的低买高卖的生意。换言之，号贩子“缓解而不是加剧了看病难，并且指出了看病难的解决方向。” 很多票贩子立刻认可了这种说法，并将自己定义为中介。但问题在这里吗？就像这位经济学者指出的一样，票贩子不是根源问题，真正的问题乃是制度，或者说，是规则。 如今买票公认的规则是排队按顺序“上车”，而票贩子恰恰是不守规则的人，他们或者采用插队或者作弊或者用涉黑手段来购买，其实都超出了规则所限，如果认同他们的行为为中介，等同于购买者认可了这种规则，那么最后胜出的将是“暴力、权力以及各种偷盗式方法”。有法不依，则天下失序，而同样“恶法非法”，这两种选择都不可能被公众认可。 王福重还说了引入市场竞争的手段抬高票价，这与某些注重医生自主定价的观点一致。按照市场，尤其是中国市场的惯有现象，我严重怀疑，很可能出现“医生拍卖行”。对于医术高超的、名声显著的医生，这将是一个巨大的福音，为了救一个人，他有机会瞬间身价过亿。但问题是，这是医生还是商人呢？ 大概所有的医生都背过希波克拉底誓言，其中有云：
如果前面加上条件，“如果钱足够的话”，大概这誓言就变成了笑话。 我们很多经济学者把市场看成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灵药，这是非常奇怪的。就像以往一个叫铅笔社的组织，主张儿童合法买卖一样，都具有反人类的特性。我们之所以称之为人，乃在于人心有道德和底线，有伦理之限，有些公共领域不能纯粹以金钱衡量，比如医生、教师、警察等等，所以亚当斯密在写《国富论》之时，还有《道德情操论》，否则人与禽兽几希矣。 反过来说，如今突然大批抓捕票贩子可以奏效吗？也很难。我国刑法对倒卖车票、船票的票贩子有明确入罪规定，但对于倒卖医疗机构挂号凭证的“黄牛”，我国刑法目前没有针对性规定。即使被抓，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他们也只是被处以5-15天的拘留和1000块钱以下的罚款。拘留时间满后，号贩子们会继续“重操旧业”。 中国的医疗改革是一个整体性问题，不是用抓或者放纵票贩子就可以解决的。也不是允许医生自主定价就万事大吉。事实上，在寻找王福重先生的文章时，我还发现了他另一副面孔，在两年前，他曾写文叙述医改问题，在文章中他写道：
这就是事件的吊诡之处，包括像李希光这样的学者，还有写财经时评的叶檀，他们永远拥有两副面孔，左右手轮流打自己的耳光，以致于我们难以分辨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但有一点很显然，因为什么观点都说了，以致于不断显得“很正确”。 说起来，这就是我们的公众知识分子领域，那些真正拥有专长、拥有理性态度的知识人哪里去了呢？不能不说，这也是制度的失范，或者说规则的失守。 我们，这些每天都去排队买票遵守规则的凡人们，总要想办法抵住社会的反教育。这些人，一手指前，一手指后，开出五花八门的药方，但你终要凭自己的内心，凭你的经验，凭你眼中所见，如同那位白衣女生一样，说出不公。我们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那是大人物的事，但可以问一问：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规则，还有用吗？ 2005年10月24日，罗莎·帕克斯去世，享年九十二岁。经美国国会提案通过，她的遗体安放在国会大厦圆形大厅供民众瞻仰，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位女性，这种特殊礼遇通常只有美国总统像林肯、约翰·肯尼迪等卓越政治人物才能享有。她是谁呢？ 在她逝世前50年，即1955年12月1日， 还是裁缝的帕克斯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就座时，被司机要求黑人给白人让座。当时美国内战后种族隔离依然盛行的美国南方，法律明确规定黑人与白人在公车、餐馆等公共场所内需分隔，且黑人必须给白人让座。但帕克斯拒绝了司机的要求。她随后遭到逮捕监禁，并被罚款10美元。她的被捕引发了蒙哥马利市长达381天的黑人抵制公交车运动，并引发了金博士著名的演讲，后面的事整个世界都知道了。 那位白衣女子说的是，既然制定了规则，那么为什么不实行呢？帕克斯则说，规则不对，重来吧。这是一个社会前进的必要的两种方向。也是抵制社会反教育的重要手段，一切似是而非的理念，在现实面前，在双脚之下，都会破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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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9日，广安门医院，一位白衣女子怒斥号贩子。这段视频被人拍下来后，迅速在网络流传。随后几天，无数专家支出各种妙招，但很显然，这些招数并不新鲜，我国票贩子不但存在于医疗领域，其实在火车站的倒票行为更为持久，数年下来，各专家各部门想出来无数办法，但在春节临近之时，可曾收到遏制之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