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其人其事

 董其昌其人其事

沈敖大

董其昌在中国书画史上颇负盛名。他是晚明最杰出、影响最大的书画家。他通禅理、精鉴赏、工诗文、擅书画及理论，可以说是个“通才”。就书法成就来说，行草造诣最高，对楷书特别是小楷相当自负。他综合晋唐宋元各家书风，自成一体，笔画圆劲秀逸，平淡古朴，用笔精到，始终保持正锋，少有偃笔，其章法是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布局疏朗匀称，力追古法，集古法之大成。康熙将他的作品常置案头，“晨夕观赏”，评价极高。他的艺术理论和实践在书坛、画坛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是我们松江的骄傲。

然而，董其昌又是一个身份比较复杂的人物，是官员，却多次告病还乡；是书画艺术大家，可对文学、哲学、禅学多方面都有较深的造诣；是驰名海内外的一代大家，却又背负不少骂名。

所有这些，生活在董其昌故里的我们，松江的历史文化研究者，没有理由回避，应该担负起研判的责任，作一些鞭辟入里的分析，还历史一个真相，还历史一个真实的董其昌。

这是一项具体、细微、复杂的工程，有待于大家来合力完成，我今天讲的董其昌其人其事，只能算是抛砖引玉，而且是一家之言，敬请批评。

一、出身望族，崛起寒门。

董其昌（1555~1636）松江府上海县人，后占籍华亭，作者的书画作品署名均称华亭。可历史上对董究竟是上海人还是华亭人，众多志书史籍说法不一。现在据陈继儒《思白董公暨原配龚氏合葬行状》、同治《上海县志》，董其昌为上海县人。而且董氏一族，是上海县的名门望族。他的占籍华亭，是万历十七年（1589）的事，时年35岁。

出身望族

按陈继儒《思白董公暨原配龚氏合葬行状》，董氏“其先汴（开封）人，宋南渡扈跸，遂籍松江之上海”。董家一族在松江最早的先祖是“官一公”，董其昌《容台文集》卷六《渐川兄弟》称“上世有官一公始著，数传为思贤、思忠”，思贤之孙董华之妻，是董其昌的曾祖母。董其昌《画旨》中说：“高彦敬尚书载《上海志》，元末避兵，子孙世居上海。余曾祖母即尚书之云孙女也。”云，第九代。

董思贤的玄孙是汉儒，董其昌是汉儒的独子。

说董氏是上海县望族，那是这家族而言的，因为思忠一支，人丁比较兴旺，所以董其昌的从祖就有6位，思忠一支中有进士，有御史，有任职知府的。所以何良俊说“董氏，上海之望族也”，“盖其先祖已雄长里中”（何良俊《何翰林集》卷二十三《 董隐君墓表》）

崛起寒门

但是思贤一支，就人丁比较单薄，思贤传冕，冕传华，华传悌，四代单传。董悌始生二子，长子董静轩（其昌伯父）、次子董汉儒（其昌父）。在那个年代，不是长房是非常吃亏的。董氏是望族，但皇帝也有三门穷亲，何况董家？董其昌一支是上海望族中的寒门，经济条件很差。差到什么程度呢，差到承担不起徭役，要逃跑。嘉庆《上海县志》引李绍文《云间杂识》称“董思白为诸生时，瘠田仅二十亩，区人亦令朋充役，至弃家远遁。后登翰苑，且别其籍，不敢认为上海人。”

这里的所谓诸生，就是生员，就是明清时通过省内（注意，是省内）各级考试，合格后进入府学、州学、县学的学生。这些学生构成也比较复杂，有增生、附生、廪生、例生，诸生是他们的统称。董其昌十三岁时“补郡庠”算是府学增补生，十七岁时通过府试（第二名），那就算秀才，大致就是这期间13岁、17岁时，家中只有瘠田二十亩，田而又“瘠”，产粮不多，“区人亦令朋充役”，秀才可以免徭役，也许是“寒门”之故，没什么势力，“区人”也要他家“充”“徭役”，而明代时充徭役是很苦的事，沿途的费用——差旅费、饍费都要自己埋单，运送的颜料银之类杂税稍有闪失，就得赔上。有些殷实人家往往“充役”一次就元气大伤，甚至倾家荡产。董其昌承担不起，就“弃家远遁”——逃跑了。类似的文字，《南吴旧话录》也有记载，还记录了陈继儒与董开的玩笑“后来读《董逃行》，惟越境乃免。”这里的“越境”就是逃离上海县境，在华亭寓居。

可见董其昌虽出于望族，但却是生在寒门。

正因为家贫，所以他的启蒙老师是自己的父亲汉儒，“夜从枕上口授经义”。七岁时就寄住外祖父家，在叶榭水月庵读书，13岁补郡庠，17岁成秀才。此后，当过陆树声之子陆彦章（伯达，后成进士）的塾师，在当湖冯氏家坐过馆。《当湖外志》称“董文敏未第时，曾馆于我湖冯氏。家贫，服白布单袍，兴至即书其上，久乃尽墨之。屏帏床帐，淋漓殆遍。”

至于董其昌赴南京应乡试，他的盘缠也是他人资助的。这资助人是范尔孚（《陈眉公先生全集》卷三十六）。

艰难困苦，玉成于汝。董其昌从寒素中崛起，乡试名列第三，为举人；第二年应进士试，中二甲一名，入翰林院当庶吉士，步入仕途。

读书可以改变命运，他的成功可以复制。

二、陈力就列，不能则止——儒家的政治智慧

董其昌的一生三次为官，三次主动求退，为官的时间短，退隐的时间长，其中体现的是他圆稳的政治智慧。

董其昌中进士较晚，算是大器晚成。在万历十七年（1589），时年35岁。从此走上仕途，当庶吉士，翰林院编修，充皇长子（即后来继位的光宗）讲官。充皇长子讲官后一年，即万历二十七年（1599），“奉旨以编修养病”。董其昌实没有什么病可养，而是主动求退。为什么呢？因为这十年间，朝廷的状况是每下愈况，关于册立太子一事，朝廷内争执不休，君臣意见分裂，斗争甚烈。这段历史，史书称“国本之争”。

这国本之争，长达十余年之久，其中还发生了“妖书案”、“楚太子狱”两大案件，朝廷中乌烟瘴气。董其昌以编修养病，是一种避祸的高招。就是既可远离斗争漩涡，又可养病为名照拿俸禄。

这一次出仕9年，“养病”就是20年。

第二次出仕，是在泰昌元年（1620）。

董其昌充任讲官的皇长子是朱常洛，神宗驾崩，朱常洛即位，是为光宗。光宗即位，就想起了老师，启用董其昌为太常少卿，掌国子司业。期间，他奉命修《神宗实录》，作出不少贡献。可惜光宗不到一年就驾崩，继任者是熹宗，年号天启（1621为天启元年）。魏忠贤和熹宗的乳母客氏相勾结，把持朝政，又陷入大乱，杨涟、左光斗等众多正直大臣被下狱迫害致死。天启五年（1625），董被任命为南京礼部尚书，在任一年，就又退隐。第二次出山6年。

第三次出仕是在崇祯五年（1632）。崇祯继位以后，励精图治，崇祯二年（1629）魏忠贤死，政局开始澄清。董其昌“起故官，掌詹事府事”，时年七十七岁。崇祯六年（1633），朝中周延儒遭温体仁排挤，离开内阁，温体仁在魏忠贤余孽的鼓动下，又掀起党争，排斥东林，崇祯七年（1634），董其昌又乞求致仕。据陈继儒的统计，第一次退隐“家食二十余年”，第二次退隐“家居八载”。第三次出山，三年。任职时短于退隐时。

大致算，董其昌35岁走上仕途，80岁告老还乡，亦官亦隐45年，总计为官18年退归田里27年，隐多仕少。

董其昌的政治智慧有他的鲜明的个性。他与松江历史上的先贤不同，陆机的政治态度是士为知已者死，明知不可为也不退缩；徐阶的政治态度是在政治环境险恶的情况下，选择的不是退隐而是坚守，在隐忍中创造条件斗倒权奸；董其昌则是“陈力就列，不能则止”。能施展才能则做官，不能施展才能就走人。

三、官隐结合，优势互补，成就一代宗师

中国有句话，叫“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这是说写文章与当官是相冲的，文章最“憎”的是“命达”，当官难以在文章上成名。这当然是一般而论，当官而写出好文章的也不在少数，唐宋八大家，都是当官的。然而——这些当官者的传世之作，却往往是被贬官，也就是“命”不“达”的时候写成的。比如苏轼的《赤壁赋》，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从这一点上看，如果我们假定董其昌35岁走上仕途直到80岁退休，一直都在官位上，我想董其昌在书画艺术上的造诣就未必这么高。董其昌的成功在于“亦官亦隐”，优势互补，才成了一代宗师。

当官的优势在哪儿呢？在于结识了很多官场和文坛的名人，董考进士的主考官是许国，成了座师。许国的一大批门人，就成了董其昌的同门。他的同年进士陶望龄、焦竑（状元）等人都是文坛上炙手可热的人物，由于为官的原因，他与袁宏道为首的公安派、阳明心学的泰州派、修正派、东林派、新王学派中的诸多文人如许孚远、冯从吾、顾宪成、高攀龙，甚至与反东林党人物潘云翼、阮大铖等，或成好友（这就是董的圆通之处，他的“文敏”谥号就是弘光朝赐予的，发起人好像就是阮大铖），或颇多交往，一起探究义理，切磋文章，自然文学功底更为深厚；由于为官的原因他的书画走进了社会精英的视野，声价就高；官以传书画，通过官场的渠道、精英的渠道，他可以广览历代书画真迹珍本，拓宽了艺术的视野。他的书法传入朝鲜，也得力于官的优势，《枣林杂俎》称“华亭董玄宰宗伯，坐部堂上，朝鲜贡使谓为异人。夏给事子晹，使琉球归，求董书，贻其来使。”

史书称董的书画“名闻外国”，指的就是这件事。

这一切，用当今的话来说，因为为官，董其昌的人脉资源十分丰富，这对他的成功大有益。

他的最大成功是画开南北宗，书创华亭派。所谓南北宗，是受禅分南北宗的启发。在审美意境和风格方面，他提倡平淡、秀润、超逸的风格，与北方文人画的富贵、刚硬、严谨不同。也就是说北宗性刚主骨，南宗性柔主筋；北宗主外力，南宗主内力；外力以动制动，内力以静制动。以动制动气短，以静制动气长。在绘画价值取向上，南宗“以画为寄，以画为乐”，作者的心态是“超脱尘俗”才能创作出“平淡天真”的画作。而北宗则以画为职，以画谋利，最终落入“为造物役”。在书法理论上，主张“字须熟后生”，主张“以禅入画”，追求忘我、无我的禅定境界以创作自然适意、平淡幽远的佳作；追求率真之笔，用笔强调虚灵，骨力内蕴，章法强调疏空，气势流荡，用墨强调浓淡相间，神韵反出。

董其昌的画，“非人力能及”，他的书法“浮华刊落”，终成一代宗师。

远离官场，亲近书画

董其昌为官不到20年，而退隐却有20余年，这退隐的20余年，他又得益于为官的优势，可以俸禄照拿，经济条件优裕。“以编修养病”是什么意思？就是“编修”的官衔照旧，俸禄不少一分，这是董的物质条件。又正因为退隐，他时间充裕，优游山林，广交书画界朋友，尤其是与汪呵玉、顾正谊、项圣谟、王时敏等收藏和鉴赏名家往还，探究道、儒、佛的精义，深究书画精髓，有更多的时间从事书画的创作和研究。

亦官亦隐，优势互补，加以刻苦的钻研，董其昌成了一代宗师，不仅画创南北宗，为南宗开山，而且书创华亭派，为华亭派掌门。登上辉煌的顶峰。他以书画成名，而且诗文造诣同样很高。

对于这一点，董其昌本人也很自负，他说“《图画谱》载尚书能画者，宋时有燕肃，元有高克恭，在本朝余与鼎足。”（《画旨》）这说明董其昌虽以书画名家，但他对于自己的官衔（正二品）还是很在乎的。他的巨著命名为《容台集》也是一证。什么叫“容台”？容台就是礼部（董任南京礼部尚书），用陈继儒的话来说“大宗伯典三礼，敕九卿，观礼乐之容，故称容台。”用今天的话来说，《容台集》就是礼部尚书文集，不称董其昌集、思白集，董元宰集的道理就在这里。

四、民抄董宦，白璧微瑕，罪在劣子豪仆

对于董其昌的评价，从清代至今，可谓大起大落，董其昌在世时发生的民抄董宦事件，使他的名誉遭到巨大的毁损，这些记载散入一些文人的笔记中。试举一例，清浙江候补盐大使毛祥麟，祖籍苏州，却是松江府上海县人，他的《墨余录》中有一篇叫《黑白小传》，称董其昌“文章书画，冠绝一时，海内望之，亦如山斗（泰山北斗）。”肯定了董的成就之后，又说“徒以名士风流，每疏绳检，且以身修为庭训，致其子弟亦鲜克有礼。仲子祖常，性尤暴戾，干仆陈明，素所信任，因更倚势作威”，对董作了批评。所谓“每疏绳检”就是疏于自律；所谓“鲜克”就是很少能够》对董的人格批评又殃及对他书画的批评。1930、1940年代，那时滕古、童书业、启功等指摘董的“南北宗”理论不符历史。此后，长达半个多世纪，对董其昌是一片诋毁声。1980年以后，董的名誉才得以日渐恢复。这一切，起因于“民抄董宦”。

研究董其昌，“民抄”之事无法绕过，却可以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厘清。

纵观“民抄董宦”相关史料，加以分析研判，我的看法是白璧有瑕，毁损失实。

“民抄”一事可谓一波三折，就事件本身来看，可分三个阶段。

风起于青萍之末，江南奴变是社会根源

所谓“奴变”，是明末江南的社会现象，谢国桢《明末奴变考》，吴晗《明代的奴隶与奴变》就是研究此现象的论著。明代建国初，朱元璋解放奴仆，对蓄奴数作了严格限制，明晚期蓄奴越来越多，江南蓄奴现象越发严重，动辄上千。松江徐三重就说，江南有十大乱象，“奴婢众盛”是其一。奴婢一多，也会乱象丛生。或倚仗主子权势欺压百姓，或财力渐厚与主子分庭抗礼。董其昌同宗的董传策（礼部侍郎）就是被奴仆杀死的。“民抄董宦”起因，也是奴变。

抄董事发生在董其昌62岁时，即万历四十四年（1616），董其昌以编修（七品）离京还乡的第16年。而起因却在万历四十三年八月的“争使女”事。松江府学“生员陆兆芳家使女绿英，继养宦（董其昌）仆之家，此使女探生母未回，董仆陈明纠众打毁陆兆芳家资，将女抢去”。绿英的父亲是陆家之仆，有了财力，就想摆脱陆家的控制，不让绿英在陆家当使女，改换门庭，投靠董府仆人（陈明），引起陆董两家的矛盾。事儿不是很大，影响很坏，因而“街坊传闻共忿”（见《府学申覆理刑厅公文》）。此事经乡绅从中斡旋而告结束。陆兆芳忍辱休兵。

这一事件，传闻甚多，或称董其昌相中绿英，欲娶为妾；或称董祖常见色起淫心，诱淫绿英，这些指责，并无实据。实际这是江南“奴变”事件之一。奴仆背主投靠别家，引起主家间的争斗。据《权斋老人笔记》（沈炳巽著）称董其昌“仲子祖权（董其昌次子名权，字祖常），倚势横行，民不堪命。同里陆生者，先世有世仆，陆诛求无厌，仆乃投充视权作纪纲，为护身符，陆生复至需索如旧，祖权统狠仆殴之；次日陆生之兄，率诸生登其堂，惶恐谢过乃已。”据我分析，绿英只是导火线，实际上是奴变。这是当年江南常有之事。

钱二说农民书推波助澜

争使女事一波方平，《黑白传》一波又起。说书艺人钱二，说农民书《黑白小传》，影射争使女事。第一回目就是“白公子夜打陆家庄，黑秀才大闹龙门里”。需知这陆兆芳因肤色黑而“人呼陆黑”亦即“黑秀才“；董其昌号思白，次子董祖常人呼“小白”，亦即“白公子”董所居近“龙门寺”，龙门里影射“龙门寺”。松江府人众一听就极易联想争使女事。黑白传流播街坊，董其昌“怒甚”，怀疑脚本为诸生范昹所写，逼钱二与范昹去城隍庙对质。范无法自证清白，“矢神自白”，不料没几天，范昹暴死。范昹之父曾任万州刺史，也是官宦人家，范母认为儿子被董府逼死，凭恃自己封赠宜人，凭着儿媳即范昹妻龚氏与董其昌妻是姐妹（是董祖常之姨母）的关系，携三女奴赴董府讨要公道。

紧接着，双方又起冲突。又发生了一场祸事，这场祸事多方说法不一。

据抄董事件中被处罚的12位生员的“辩冤状”的叙述，范母携媳及三女奴赴董府以后，“其昌父子不思自反，辄肆恣陵，毁桥于河，闭门毒打；将州守公之命妻（范母冯宜人）推委于沟壑；将给谏公之孙女（昹妻龚氏，与其昌妻为姊妹）裂去其缞裳；惨辱随从之妇女，更不可言状，大都剥裤捣阴”。

试想，范母是有封赠的“宜人”，将“宜人”也“推委于沟壑”，是对皇命的不敬；昹妻龚氏，是董其昌妻的姊妹，“裂去其缞裳（丧服）”，也令人发指，至于对三女奴“剥裤捣阴”，这四个字就像惊雷，引起人神共愤。松江的民众的仇富心态有了宣泄的口子，就此群情激奋，围困董府。而且祸首又是“其昌父子”？！

但是松江府28位士大夫、51位举人出具给官方的“公书”和“揭”却说：“其母（范昶之母）恃属姻亲，率三女奴往诉，不意遭陈明等剥裤丑辱，遂致道路不平”，这第三方的叙述比较客观，说明这暴行是陈明等所为，不是“其昌父子”。但是，董其昌管束豪奴不严，致酿大祸。说董其昌白璧有暇，当不为过。

官府董府措置失当，酿成大祸

官府处置失当

范昶之子范启宋，是府学生员。此事在诸生中引起共愤，在府学三月十五的聚集行香（松江知府缺任，署印同知黄朝鼎、华亭知县缺任，署印推官吴之甲焚香）之期，生员聚集明伦堂，众口一辞，归咎陈明，又是“讲事”又是“传扎”，又引发“五学生员”（松江府学、华亭县学、上海县学、青浦县学和金山卫学）的义愤。诸生聚讲明伦堂书札声讨，使得舆论对董府批判一边倒，也助推了民愤的愈加激愤。黄、吴当初宣布拘押陈明，事态平息。不料三月十六日，洶洶之民万余，围了董府，时海防同知黄朝鼎点兵出救，却被吴四尊（疑为吴之甲）劝阻，理由是“百姓数万，恐有他变也”，当断不断，反遭其乱。

董府危机处置失当

董府处置也失当，惊慌之余竟纠集松江府内打行守卫家园。不料打行班头一条龙（胡龙）、地扁蛇（朱观）引领打手上屋，向民众飞砖瓦、撒粪溺，而混在围观民众中之恶少王皮、曹辰趁群情激愤发难，一场大火势所难免。

4、民抄、士抄之辩

一场大火先烧陈明豪宅，后焚董祖常、董祖源府邸。董祖和宅则安然无恙。但是“民抄董宦”的说法不胫而走；董其昌无法接受“民抄”而坚称“士抄”，一是使女事起因陆兆芳，陆是“士”；二是“黑白小传”是范昶所为，范是“士”；三是府学生员集聚明伦堂，与董府为难，生员皆是“士”。所以董其昌致书吴玄水（之甲）（署华亭县事理刑推官）要求正名。而松郡51位举人的“揭”却称“今董宦急欲鸣冤，而讳言民变，辄归罪于学校”，意见均异。

此案造成的后果是官府的分裂，学宪王以宁倾向董“士抄”说，欲彻查严惩诸生中肇事者，五学师长均称“民抄”时诸生无一在场，不与理会；华亭署印理刑吴之甲（进士出身）不愿株连诸生“大拂上台意”，挂冠而去，郡庠掌教胡胄不肯蔓引诸生亦挂冠去；张鼐（蓥从孙，万历三十二年进士）率松江府28位士大夫（进士）（其中有陆树声子陆彦章，何三畏），“上书王以宁称“不宜坐诸生于一网，甘心士类，为一家全胜之局”，否则“他日有不测之患”，（51位举人中有陈所闻、张轨端）事件最终趋向平衡，时因松江府正堂、华亭县知县缺位，最终由苏州、常州、镇江三府会审。十二位生员分别给予杖革、杖降、杖惩处分；金留、曹辰斩首，胡龙、钱二“徒各允宜”；范启宋“情原”，董祖常因“屋被焚掠，姑免深求”；陈明“召祸主，身亦受殃，姑杖之”；陈明所称死“五命”则判为“五命俱虚，一棺焚毁是实”至于陈明“被抢家资”则无可究诘“免追”。

纵上所述，可见民抄一事，“召祸主”非董其昌而是陈明、董祖常。据《墨余录》，事发四年后，骆公沆瀣督学江苏，案临松郡，唱名至董祖常，遽加诃责云：“即剥裤捣阴四字，死有余辜。今以案结不深究，姑予大杖二十。”“时人皆称快云。”也是一个证据。

据我能力所及掌握的相关笔记和史料和才力所及得出的粗浅结论是，抄董一事，尽管民间传说纷纭，大多耳食之语。祸首是一主一奴，主为董祖常，奴为恶仆陈明。董其昌优游山林，沉溺书画，不理家事，责任是教子不严，对恶仆疏于管教，用现在的话来说，负“领导责任”。

人无完人，董其昌白璧有暇，但他的书画成就，不仅不容抹杀，而且依旧光彩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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