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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武侠中提倡的“剑”与“术”!

 清河堂主人 2016-02-09

古画像石·荆轲刺秦王

“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中国的侠文化源远流长,世人多少有些侠客情结,侠以武行之,武以器为承载,传统的四大名器中,刀、枪、棍的实用性也许更强,然而说到“侠”,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还是“剑”。“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也。”(张潮《幽梦影》)无论是游侠诗篇中的名剑风流,还是豪侠小说里的剑术无双,都为人们在现实之外,构建了一个快意恩仇的精神家园。


我们可以在《史记》中寻觅到上古游侠的身影,卿相如春秋四公子,匹夫如朱家剧孟,多以品格义行称,几乎与“武”无涉,倒是被司马迁另列开去的刺客,更类于后世小说中的侠者。此时,“剑”还没有成为主角,刺杀过程多泛泛带过,《史记》的基本态度是征实的,也反映了彼时的武学水平:匕首因其便携性成为最常用的格斗工具,尤其是刺杀时,招式简单,直来直往,并没有多少技术含量。


尽管实战中不受重视,古人却对剑术抱有很大兴趣,最早的讨论可以追溯到《庄子·杂篇·说剑》,《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中也借越女之口道出剑道的玄妙:“杳之若日,偏如腾兔,追形逐影,光若佛仿,呼吸往来,不及法禁,纵横逆顺,直复不闻。”这种境界非一般人可及,书中越女和袁公以竹代剑,对战显得轻盈迅捷,招式也富于变化。《吴越春秋》为东汉赵晔作,袁公化猿的结尾使这则记载的真实性大打折扣,倒不妨视为汉代武学进步的折射,《汉书·艺文志》中有《剑道》三十篇,说明至晚到东汉,已有了系统的理论,惜已亡佚,不能窥其全豹。


不过,剑术在当时竞技的意味更浓些,曹丕在《典论·自叙》中追述他和邓展斗剑,虚实变化,颇似后来于日本盛行的剑道。剑是古老的短兵之祖,《释名·释兵》曰:“剑,检也,所以防检非常也。”《孔子家语·好生》载:子路戎服见于孔子,拔剑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剑自卫乎!”《初学记·武部·剑》引《贾子》:“古者天子二十而冠,带剑;诸侯三十而冠,带剑;大夫四十而冠,带剑;隶人不得冠,庶人有事得带剑,无事不得带剑。”可见,剑的装饰性和防卫性更甚于作战性和攻击性。三国名将多用刀枪,真正在两军阵前,是鲜少以剑为武器的。


“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霍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唐人将剑术和舞蹈结合,又赋予其观赏性。其实,剑舞并非唐人首创,带有表演性质的剑术展示都可称为“舞”,项庄鸿门宴上“请以剑舞”,汉代画像砖上也有很多舞剑的图画,但真正将武术与艺术完美结合的,还是唐代的剑器舞。公孙氏之舞已是神乎其技,裴旻将军的剑舞更登峰造极,名列“三绝”,《独异志》载其“走马如飞,左旋右抽,掷剑入云,高数十丈,若电光下射,旻引手执鞘承之,剑透室而入。”或许有些夸张,但对一个剑术高手而言,并非不可能。掷剑作为剑术的一种,古来有之,颜师古注《汉书·司马相如传》曰:“击剑者,以剑遥击而中之,非斩剌也。”同近身剑搏相比,掷剑更易于突破空间的限制,在晚唐小说中也被赋予了更神秘的色彩。


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就有不少精彩描写,兰陵老人将七口剑舞得风生水起,“横若掣帛,旋若规火”,掷地形如北斗,京西店老人更是深藏不露,“有顷,风雷总至,韦下马,负一大树,见空中有电光相逐,如鞫杖,势渐逼树稍,觉物纷纷坠其前。韦视之,乃木札也。须臾,积札埋至膝。”这里的“剑术”甚至可以不必拘泥于实体的剑,隐然已达后世武侠小说中飞花摘叶皆可伤人的境界。《北梦琐言》中写一僧“于头指甲下抽出两口剑,跳跃凌空而去”。更开御剑术之先河。时下小说、游戏、漫画等轻文化中流行的仙剑系列,御剑术是标志性的要素,除了直接承袭自晚清剑仙小说,更早的萌芽,大概便是在唐代豪侠小说中了。


同时,在诗歌中,剑渐渐成为侠的符号象征,匕首也没有退出小说的舞台,昆仑奴磨勒面对围追的甲士,“遂持匕首,飞出高垣”(《传奇》),红线盗盒“胸前挂龙纹匕首”(《甘泽谣》),虬髯客“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虬髯客传》),究其原因,既有创作者潜意识里对上古侠者的追慕,又基于一定现实基础。中晚唐时期,各藩镇佣兵自重,蓄养武士,刺杀成为排除异己的重要手段,匕首便于携带和隐蔽,又适合近身攻击,自然是武器的上上之选。


剑的实战性不如匕首,但匕首又缺少招式的变化,观赏性和神秘性不足。这一矛盾在唐人小说中得到了完美解决。此前所谓剑术,更多指用剑的理论和技术,而在唐传奇中,剑术开始抽象为一种与飞行、隐身、变化等术法相联系的,又保持了自身观赏性的存在。


飞行术,或曰轻功,是唐豪侠小说中一个重要元素。《聂隐娘》中写空空儿一搏不中,即翩然远逝,“才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其他作品中也随处可见对轻功的描写。


艺术源于生活,想象总能捕捉到现实的影子,武学自身的发展是其现实土壤,轻功在当时确实存在,当然没有如此夸张。唐代始行武举制,授予武艺出众者以相应称号,如“矫捷之士”、“疾足之士”,此为武学进步的动力;源于道教的导引行气之法日盛,养生健体,乃至激发人的潜能,使武术有可能突破某些常人的极限;散乐百戏是民间表演艺术泛称,唐代十分盛行,作为主要形式的跳剑伎、高絙伎、缘竿伎等对灵巧和平稳性要求极高,也为轻功身法提供了某些技巧。


《聂隐娘》中写空空儿的隐身术,“人莫能窥其用,鬼莫能蹑其踪,能从空虚而入冥,善无形而灭影。”与精精儿的斗法,不见其人,只有“二幡子,一红一白,飘飘然如相击于床四隅”,可见变化术的神妙。红线盗盒,于森罗侍卫中来去自如,若入无人之境,虽未道破,想来也用了隐身术;板桥三娘子用烧饼将人变成驴,大约也算变化术的一种。怪力乱神的术法与传统的武学器艺合流,较之两汉史料的写实,魏晋乃至盛唐游侠诗的抒情,唐豪侠小说对武侠技击的描写,可谓有着质的飞跃。


这种变化,从文学继承来说,可以前溯至魏晋志怪小说,再深究下去,还是要归结到道释两家的影响。神鬼世界的奇谲和彼岸国度的神秘大大刺激了人们的想像力,打破时空的藩篱,三界六道,无所不能。在道释两家的一些经典著作中,可以找到唐豪侠小说的若干重要元素,无论是潜移默化,还是有意借鉴,都不能视为巧合。


总之,武学自身的进步加上宗教因素的影响,在晚唐豪侠小说中,武器、技艺和术法实现合流,大大增加了作品的传奇性和欣赏性,也丰富了豪侠题材文学自身的元素。宋代以降,现实中的剑术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套路和流派,作品里的剑术却失去往日的煊赫,刀枪棍棒开始占据侠义小说的舞台,直到近代以还珠楼主为代表的剑仙小说兴起,“剑”与“术”再次携手,幻化成一个如诗如梦的武侠世界,可算作对唐豪侠小说一种遥远的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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