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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是晚清民国时期的一个重要人物，在中国近代史的进程上起着关键作用，被称为中国近代“实业之父”，他不仅仅是中国近代轮船业、铁路业、矿产业、金融业、教育业及邮电业等多个领域的“第一人”，同时也是中国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堂以及中国第一家近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创办人，是一位通晓“官法”、“商业”和“洋务”的全才。关于他的研究，“前人之述备矣”，但我想在此唠叨者，则是关于他的藏书。
盛宣怀（1844－1916）字杏荪，一字幼勋，号次沂，又号补楼、愚斋，晚年署止叟，江苏武进人，出身官宦世家，所著有《愚斋存稿》、《东游日记》等。盛宣怀发迹为奇才跟李鸿章有很大关系，盛宣怀的父亲盛康是进士出身，官儿当的不小，当过布政使，盛康与李鸿章在官场上的关系很好，正是通过这条线，仅是秀才出身的盛宣怀，成为了李鸿章的手下。显然，盛宣怀聪明绝顶，但对考试不在行，因为他仅在李鸿章的手下干了一年，就升到了知府的官节。盛宣怀倒不是敏于事而讷于言，虽然他不擅长考试，但不等于他不会做文章，因为李鸿章的许多文章都是出自盛宣怀之手：“磨盾草檄，顷刻千言，同官皆联手推服。历练日深，声誉日起。”他这种下笔千言历就的本领，让同僚们都极其佩服，为此李鸿章表扬他说：“志在匡时，坚韧任事，才职敏瞻，堪资大用。” 当然，盛宣怀更大的本领是搞实业，他在清政府里发明了一种“官督商”办的经营模式，当然，今天的国有大公司数量众多，但是在一百多年前，这可是新生事物，受到了不少权贵们的抵制，但有李鸿章这位权倾一时的大员鼎力支持，他的观念还是渐渐地推行了下去，盛宣怀认为：“倘非官为维持，无以创始；若非商为经营，无以持久。”看来只有政府给予政策扶持，才能开创一种新的模式，但是这种模式要坚持下去，那就需要按商业规律来办事，在那个时代，盛宣怀就有这种前瞻性的认识，他不发财都难，以至于他的恩师李鸿章都给予他这样戏谑的评价：“一手官司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
但很多事情都要分两方面来说，虽然他左右逢源，但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1911年，盛宣怀任邮传部大臣，这个部门管理着全国的铁路和邮电，在此之前，国内已经通过民间集资，建起了川汉铁路和粤汉铁路，盛宣怀下令将其收为国有，但是由于这种铁路处于亏损阶段，要想将集资举办的铁路变为官办，则需要填补这些窟窿，以及偿还当年入股投资人的资金，但是这么大的亏空，盛宣怀也难以拿出现金支付，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发行股票，这就等于说，当年投资人一时拿不回自己的投入，而所得仅是一纸空头支票，而这张支票不知何时，或者是能不能得以兑现。 这当然引起了众多投资人的不满，于是就借此事爆发了盛大的抗议游行。事情越闹越大，于是清政府派端方带兵入川平乱，结果端方被杀，而后不久，又为此产生了连锁反应，爆发了武昌起义。事情闹大之后，朝廷为了推卸责任，将盛宣怀撤职，并永不叙用，后来仍要追究盛宣怀的责任，于是他有一度逃亡到了日本。从这个角度而言，盛宣怀才是清朝灭亡的真正发起人。
盛宣怀是江苏武进人，他在常州的故居位于大马园巷18号，我在常州寻访之时，找到了这处院落，如今已变成几家聚居的大杂院，由于格局更改及拆建等原因，原先的大门已经不知开在哪里，如今只能从临街的侧墙上开出一道小门入内。小门旁边的墙上嵌有两块文保牌，上面写着“盛宣怀故居”，墙外树荫浓郁，外墙上的青苔竟然延伸至半人多高，显出一种清幽的同时，也透出一种清贫。 从小门穿进去，里面依然是木结构的老平房，门与窗都是百年前的旧物，有着简单的纹饰，没有别处常见的精美雀替和雕梁，显然这里并不是当年的正宅，我猜想，这里应该只是盛家大宅的一个偏院，按照不同资料上的说法，盛宣怀所在的清末时期，他才是当时国内真正的首富，据说，他死后留下的遗产加之超过了白银两千万两。 这个数字在今天也足够庞大，更何况在一百多年前，白银要远比今天值钱很多，估计我眼前的这个院落在他的那个时代，值不了一、两百两白银，而常州是盛宣怀的祖居，怎么可能建设的如此草率。但这个简陋的院落倒跟今天的住房颇为匹配，从院子里的杂乱及晾晒的衣物看，住在这里的极有可能都是些租户，他们并不在意我的游荡，我在院的周围转来转去，院中的租户大多是瞥我一眼，完全不搭话，只有一只小泰迪对我特感兴趣，在整个拍照过程中，它一直陪伴我转来转去。这个故居的现况跟我事先的想象，差异太大，这里让我丝毫感觉不到曾经住过一位李嘉诚级别的大人物。
周退密的《上海藏书纪事诗》里有咏盛宣怀：“江南巧宦孰居先？姓氏犹随洋务传。独有书芸香不断，缤纷花雨散诸天。”盛宣怀早年入李鸿章幕，继尔掌管轮船招商局、汉冶萍公司等，官至内阁邮传部大臣，虽然公事繁忙，但并不阻碍他广收善本，《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录》序言中有记：“愚斋公早岁即有纵窥书穴之志；从政余闲，辄喜搜集图书；逮官京曹，收罗益富；最后收得元和灵鹣阁江氏、巴陵碧琳瑯馆方氏之书，庋架图籍，已赢十余万卷矣。光绪戊申（1908）赴日本就医，又购得彼邦书籍及翻印吾国之善本及关于财政、医学等书载归，又逾万卷。” 原来晚清大藏书家江标和方功惠的旧藏大多归了盛宣怀，即此可见，其藏书质量确实不低，但盛宣怀并不满足于只购买中国藏家的旧藏，他把自己的购书渠道又延伸到了日本。关于在日本购书一事，他在《东游日记》中又有详细记载：“九月十五日，阴，文求堂主人送书来看，经史子集约略具备，选购得数百种，内以钱牧斋选刊杜诗、列朝诗集及明刊管子，仿宋本李太白集数种为最。因是东京各书肆，颇有闻余嗜书者，络绎送观，大可排遣，随阅随购，统计不下千余种。”在日本的一趟购买数量就超过了千部书，这可真是个大手笔，而一天之内就买下几百部书，这样的藏书纪录估计少有人能够打破，当然，整份的收购藏书家旧藏除外。
盛宣怀经商的眼光超迈前人，他在藏书方面也同样如此，因为他在日本所购之书也并不只是中国的古书，他在这里还买下了许多日本人注释中国古籍的著作，同时还有一些日本人的创作。这一类的书在他的藏书中，竟有700多部，直到今天，日本的和刻本除各别品种之外，大多数还是不受中国藏书家所喜爱，二十多年过去了，和刻本的价格丝毫没有起色，这跟盛宣怀的眼光比起来，真是差的太远。关于这一点，黄永年先生曾经纠正过我的偏见，指导我买过几部日本和高丽的稀见著作，但囿于偏见，我的这些域外刻本依然也没有几部，而今和刻本中的稀见品种更不易得，直到这时，才让我更加佩服盛宣怀藏书观念的先进。 当时新式的印刷技术已经传入中国，石印与珂罗版印刷都大为普及，但是传统的雕版刻书并没有因此而没落，反而在那一段时间又大放异彩，为今天的藏书爱好者们留下了大量的民国精刻本，这其中也有盛宣怀的一份贡献。他所刻的书中，最著名的是光绪二十年（1894）刻《常州先哲遗书》，为了刊刻这套丛书，他请来缪荃孙主持编辑，要求“毗陵文献佚而无征，亟宜搜罗，仿《湖南文征》收刻成书，拟即发征文公启。尊处必多存件，度里中转不及外省流传之多，或即以国朝为限制，不录前朝文字。”该丛书由当时的刻书名家陶子麟负责剞劂，甫经问世，由于收书去取极严，加之刊刻精良，即刻赢得藏书家们深喜，叶德辉赞其：“惟《常州》出自缪艺风老人手定，抉择严谨，刻手亦工。后有作者，当取以为师资矣。”
盛宣怀的藏书观与他的洋务派身份极为相符，认为贻之子孙不如公诸同好，在日本收书时，他就在日记里写下：“余志在备将来开办图书馆，公诸同好，与收藏家不同，故和汉新旧，不拘一格。惟山海壤流，愧无以禆助学界尔。”他为何有这种开放的胸怀？这也是我好奇的一件事，其实细想他在日本的活动，也能找到一些渊源。盛宣怀在日本期间，特意去考察了帝国图书馆，余外，他还去看过一些其他的公立和私立图书馆，这些图书馆现代化的管理方式及以开放胸怀，应当对盛宣怀有较大的影响，为此他下了决心：“将来开办图书馆，公诸同好，与收藏家不同”，为了实现开办图书馆的心愿，他与同为藏书家的两江总督端方相约，各自献出藏书，在上海成立“淞滨金石图书院”，将藏书公诸天下，让所有爱书人都能得一观。 两人商量好之后，盛宣怀还特意刻了一方印章，此章的章文就表明了他对藏书的态度：“贻之子孙不如公诸同好”，但是此章是否钤盖在了他的藏书之上？这一点倒值得探究，因为我所见过的盛宣怀旧藏上，却未曾看到过这方章，但这并不影响盛宣怀要把自己的藏书公诸于世的决心，但是端方后来改变主意，舍不得捐出所藏，盛宣怀在多次催促而无果的情况下，只好独自将此事进行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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