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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殊走得这样快，让仁宗皇帝有些出乎意料，也让他一直抱憾不已，遗憾的不是没有让晏殊多当几年太平宰相，而是在晏殊病逝前君臣俩错过了最后一次见面的机会。一个天子的遗憾自然有很多方式来弥补，仁宗诏命，朝廷为晏殊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仁宗亲往祭奠，并追赠为司空兼侍中，谥元献。天子又为之亲篆碑铭：“旧学之碑”。 在一个“造极于赵宋之世”的文治盛世，作为人臣的晏殊，无论生前富贵尊荣，还是死后的哀荣，也算是极一时之盛了。 四 在北宋历史上，只有两位绝顶聪明的人物号称“太平宰相”，一是晏殊，二是蔡京。 晏殊之后，宋仁宗在主持制科御试时，因苏轼、苏辙昆仲联袂登榜而兴奋之极，史称“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然被仁宗皇帝视为天下奇才的苏氏昆仲，“卒不得大用”。 回溯晏殊一生，生于太宗朝，又历真宗、仁宗两朝。他的第一个历史形象，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神童。赵宋之世虽神童辈出，但以神童的特殊身份而登科入仕，抵达人间权力的巅峰状态，除了晏殊还未见第二位；晏殊的另一极具代表性的历史形象便是所谓太平宰相了，他先后辅佐了真宗和仁宗这两位北宋历史上着名的守成之主，以太平宰相佐守成之主，如天作之合的历史互文。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仕宦生涯里，晏殊恪守中庸之道，也深谙权力之道。虽说也经历过三起三落，但他三入府院，几度身居高位，从执政的参政知事到位极人臣的宰相，从掌军的枢密副使到枢密使，期间还做过一段总理帝国财政的三司使，这些国家的政治、军事、财政枢要大臣他几乎都担当过，对当时的政治，既有全面的又有多维度的了解。但从历史事实看，他虽说不乏高智商的政治谋略，却鲜有政治思想，其政治立场，基本上是温驯地、又很聪明地顺遂帝后的旨意，但遇到合适的时机偶尔也会提出一些明智的政见。在历史关头，他英雄气短，而中庸之气太重，又过于爱惜“羽毛”，在他身上看不出范仲淹身上那种高远而超拔的精神光芒，多以明哲保身而回避风险，这让他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在一个关键岗位上没有发挥关键性作用，以致在政治上无重大建树。 无论同前辈名相赵普和寇准相比，还是与同时代的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相比，他都称不上政治家。他对政治的贡献，仅仅体现在荐引人才、为国蓄才、知人善任上，而最典型的莫过于对范仲淹的荐引。他不是政治家，但他发现并荐引了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诚如范镇对他的挽辞：“平生欲报国，所得是知人。”从本质上看，他也算得上一个公忠谋国、当之无愧的国士，对此，欧阳修在为晏殊撰写的《神道碑铭》中亦给以客观公正的评价：“其由王官宫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辅道圣德，忧勤国家，有旧有劳，自始至卒，五十余年。”这与另一个号为“太平宰相”的一代奸相蔡京是有着根本不同的。 又看他在教育上的贡献，历史上对他的评价甚高，认为他是宋代最早兴办官学的，对此我已在前文提及，他在教育上的开创性贡献以及所发挥的实际作用，都远不如范仲淹，若尊重既有的历史事实，他也难以称得上一个教育家，更非《宋史》所谓“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始”，北宋兴教办学第一人，当首推范仲淹。 欧阳修为晏殊撰写的挽辞，可谓是对此公了解深透的一句诤言：“富贵优游五十年，始终明哲保身全。”窃以为，晏殊这个太平宰相最大的意义，或许更适合作为一个太平盛世最经典的符码而存在，而那盛世密码就在他的词中。 晏殊还有一个当之无愧的身份，北宋着名词人。他虽说出身卑微，但上苍慷慨地赐予了他一生的天赋和“黄金屋”、“颜如玉”的富贵美妙生活，他的一生和那个太平盛世一样恍若身在梦中，在他眼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是美好的，其词得富贵悠游之滋养，在荣华中生长，每一句皆如从锦囊里掏出的美妙辞章。有人说他的词“出于天然”，却只是在春华秋月的天然中婉转，但对最直接、最真实的现实生活，如范仲淹笔下的那些民生疾苦和国家忧患，在他笔下则是一片空白地带，他“虽起田里”，但自从离开“田里”便一直保持着一种远离与超然的姿态，这让他的词虽有人生况味，却没有属于一个士大夫的内省和担当，更没有夺人眼目、摄人魂魄的扎扎实实的生活内容和生命体验，没有坚韧的根须，只有绰约的风姿。他最享受的生活是“一曲新词酒一杯”，他对生命的体验也只是“说尽平生意，雁在云鱼在水”。若以一句话来对晏殊的诗文进行高度概括，又可以借用欧阳修的一句话：“晏公小词最佳，诗次之，文又次于诗，其为人又次于文也。” 作为一个既得利益者，晏殊对功名自是十分看重的，天底下又有几人真的不看重功名呢，又不想通过功名去换取富贵呢？若以宋朝与别的王朝进行比较，就是在一个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文治时代，这样的交易变得比较公平了，对文人、文章也就有了比较高的估价。但也有人既想以诗文牟取功名，却又酸文假醋地唾弃功名。譬如说那个“奉旨填词”的风流才子柳永柳三变。走笔至此又要提及晏殊与柳永的一段过节了，也是词坛趣话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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