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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家”为对象的社会问题的争论很多，我读书不多，对有些纯理论性的争论似懂非懂，我怀疑这类争论的价值。我真正佩服的历史文人是：杜甫、白居易、寒山拾得（组合）、胡适，他们都很平民化，直接的文化渗透影响巨大。现代“理想国家”的核心是存在一个国民发自内心、具有广泛共识的“精神家园”，如果这个“共识”衍生出的概念、标准理解的底限不是初中左右水平或更低，那么这种“共识”无论如何说不上“广泛”，精英们是否可以从受众的角度向上述文化人学习，考虑下让自己的理论更直白些、直接些呢？ “理想国家”的理论基石是契约论，国民把自己的一部份权利和财富让渡给政府，政府为国民提供服务，所以政府职能才必须是“服务型”的。对于公司，员工最基本的职责是为公司创造财富，公司最基本的职责是为员工发薪水，清楚明了，现在问题出来了，当权利和财富已“让渡”给了政府后，政府按职责该提供些什么服务呢？简单的判别是——全世界200多国家，政府提供的“服务”国民的满意度高的国家就是好国家，这个国家的政府就是好政府。 网上查了下，“国家责任”多指国际事务中国家应承担的责任，“政府”责任多指出了恶性事件政府应承担起责任，愣是搞不明白收走了权利和财富的政府的服务责任是什么。尝试把主要作为经济读物的《国富论》①作为社会书籍来读，发现问题其实很简单。 国家的第一责任是：“首在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暴行与侵略②。”显然地，这一条说明了一个国家中军队存在的根本意义，它是外向的，是为了“保家卫国”而存在，因此所有的军事和战争行为是否合理均应以它是否符合它的根本意义来评判，这个根本意义还揭示了两个谎言“军人的天职是服从”、“每一寸国土都是神圣的”。“军人的天职是服从”是权力者和军队掌控者的谎言，当他们有意无意弱化大前提“保家卫国”，把“服从”放在首位的时候，军队已逐渐成为一把没有灵魂的刀子，这把刀子随时可能由外而内，捅向供养它的国民。历来游牧民族间没有非常严格的边境线概念，他们很清楚，自身强大了，什么边境线都是虚的，反而是封建集权国家，对于国土极其迷恋，开疆拓土成了自封武功的硬件，虽然所谓的拓地三千里耗费之巨，收入之低甚至持续负收入，甚至几年后占领的地方就丢失，但他们乐此不彼，所以如果能抛弃传统惯性思维和政治迷雾的话，某一寸领土神圣不神圣，关键是这一寸领土对保卫国民安全到底有多重要。 国家的第二职责是：“为保护人民不使社会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侮或压迫，换言之，就是设立一个严正的司法行政机构③。”其实亚当．斯密关于这条职责的表述不够严密，原因在于他的国家范本太简陋，合适的说法是“建立一套满意度较高的国民生活秩序、政府运作秩序并维护它”，这套秩序的核心是法律体系但不能仅限于法律，比如还应包含宗教、民俗，还有法律性不那么强的行业规范等等，这套秩序的合理性和效率取决于民众的“满意度”，这套秩序中政府和国民权力的边界就是《国富论》所要表述的一个重要观念——政府尽量收回有形之手，这套秩序所辖的范围就是今天所热议的司法、行政、税收、教育、医疗、保险、居住、环保等。在全球总体处于和平环境的今天，除非处于战争中国家或战争风险国家，一个国家的政府存在的合法性主要取决于这套秩序的优劣。 无论是理论还是实际上，国家决策总是反映绝大多数国民意志的绝对民主政府不存在，国家决策总是由领导者一言而决丝毫不顾及国民意志的极端权威政府不存在，任何政府组织总是会处于无政府主义和极端权威政府之间，因此列举出一个“民主国家”中的某些“不民主”行为说明这个国家不是“好国家”，反之列举一个“权威国家”中的某些“民主”行为来说明这个国家是“好国家”毫无意义。我们还要警惕的是，“独裁者并不是他所统治社会的一员④”，理解这一点就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上众多“皇帝”的不可思议的疯狂行为。 国家的第三个职责是：“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⑤。”国家仍然是一个群体组织，群体组织就会有一些不适宜、不可能由个人或一小部份人去承担，但对于这个群体来说又是必不可少的机构或设施，亚当．斯密举的例子是教育和因商品交易而需要的铁路、公路、市场、码头等，实际上现代社会公共机构和设施的范围要大得多，这些公共机构和设施的存在的前提和主题是“不适宜、不可能由个人或一小部份人去承担，但对于这个群体来说又是必不可少的”，任何偏离了这个前提、主题消耗财力、物力去设立的公共机构和建成的设施都是浪费，任何“必不可少的”的公共机构和设施的缺少都是政府的服务责任的失职，任何此类公共机构和设施的劣质化都是政府服务的劣质化。因此和平时期的政府存在合法性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建立并维持和国民需求匹配的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 国家的第四项职责是：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尽力维护国民的尊严。这一项责任不是亚当．斯密所说的，这一项责任其实与《国富论》中亚当．斯密的论述某种意义上恰恰相反，根据木桶理论，我认为国家首脑的尊严就是木桶最高的那块板，需救济的国民的尊严就是木桶最低的那块板，国家作为一种群体组织，这个群体受尊敬的程度不由首脑的排场和受到的礼遇而决定，而是由这个群体最底层成员在生存和生活上受国家多少救济而决定。一个能让所有乞丐和残疾人生存无忧，生活最基本的尊严有保障的国家，无论首脑穿的衣服再破烂，这也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国家，对底层国民的救济，比任何爱国宣传更能增加国家凝聚力。 综上所述，结论就是：凡是做好了以上四件事的国家都是好国家，这个国家的政府就是好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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