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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秋，我选择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地理系，在那里开始了为期一学年的富布莱特项目研究。系里三楼墙上悬挂着该系著名学者的照片，其中有中国内陆地理学者十分熟悉的哈特向，还有大陆学者并不太熟悉的段义孚。照片中是年轻时的段义孚，他坐在大峡谷的悬崖边，双脚垂在峡谷的“云端”。这个拍摄角度只有用长焦距镜头才可以呈现，而我则有幸近距离地“认识”他。人们说他是一个唯心主义的人本主义地理学家，作为一个唯物主义的地理学家，我想知道他是行在“云端”？还是坐在“地”上？他是谁？ 第一次见到段义孚很偶然，是地理系的楼道里。一个文质彬彬的瘦小老头，鼻子上架着一副轻巧的眼镜。这就是段义孚？与我想象的地理大师完全不一样！ 我与义孚的第一次长谈是在大学广场的一家餐馆，他虽然是华裔，但因从小离开祖国，先后在澳大利亚、菲律宾、英国和美国接受教育，我们之间的沟通只能用英语。入乡随俗，我称他“Yi－Fu（义孚）”。话题从我做的城市社会空间研究开始。在国内，运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手段研究城市地理问题正方兴未艾。学者们成功地利用遥感影像和地理信息系统（GIS）分析城市土地的利用、交通、人口分布等现象，然而这些技术手段在研究城市社会空间问题时却有难度和局限，尤其在分析流动的、抽象的社会文化现象空间分布时表现更为明显。因此脚踏实地的野外实地调查，在社会文化现象的空间分析中依然起重要作用。 既然统计资料和遥感图像无法展现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和观念，那么许多地理学家往往运用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方法，了解人们的想法，而后使用社会统计学的方法进行分析，进而得出一些空间“规律”。从本质上，这样的方法与20世纪60年代借助计量方法而兴起的空间分析学派没有什么区别。随着讨论的深入，我发现这样的研究也不是义孚的兴趣所在，他总是关心不同的人如何理解某个“空间”，不同的人群如何赋予他们所在空间特殊的意义，这与统计学方法侧重于多数人有根本区别。例如，在讨论中国城市流动人口问题时，他关心进入城市的所有“新居民”（newcomers），这些人来自中国不同的地方，有成人，有孩子；有男人，有女人；有健康人，有残疾人。在不同新居民的眼中，城市的映像是不同的。谋求经济收入的提高是多数新居民“工具理性行动”（Zweckrationalit？t）的目的，而这些新居民的个体差异使得他们的“价值理性行动”（Wertrationalit？t）、“情感行动”、“传统行动”也各不相同，而统计方法在分析或者预测这些行动的空间差异时显得那么力不从心。 义孚不定期地将他写的一些随感与系里的同仁们分享，其中有一篇随感最能说明他观察事物的人本主义视角。1999年秋，美国和伊朗足球队在洛杉矶举行了一场足球比赛，美国媒体将之与中美20世纪70年代初的乒乓外交相提并论。如果按照统计学的分析或预测方法，这场在美国举行的比赛，观众的情绪一定是倒向美国，因为从伊朗来的观众为数甚少。令媒体吃惊的是，全场多数人为伊朗队助威。解说员时而将那些挥舞伊朗国旗的观众称为伊朗裔美国人，时而将他们称为美国人。因为在那些为伊朗叫好的观众中，许多人是出生在加利福尼亚、俄勒冈的第二代伊朗的移民。义孚在随感中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些今后投票选举美国总统，甚至有资格成为美国总统候选人的伊朗裔年轻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对“美国”这块土地有“忠诚”之心和“忠诚”之举？空间的认同、地方的认同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培养出来？如果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定的回答，大家也就接受了义孚的观点——空间认同和地方认同对不同人是不同的；即使是某个人，他在不同的情况或环境下，其认同的程度也是不同的。读罢义孚的这段随感，引发我重新验证统计分析方法的缺陷，一个统计学家是否能够告诉人们，根据人口统计资料记录的观众“社会属性”，他能够计算出有多少观众将100％地，或90％地支持美国队？ 读义孚的作品是“认识”他的另一种形式，我至今依然收集他给同事分发的随感，当时他计划将这些随想辑为一个集子想名为《致我的同仁》（To My Colleagues）。义孚是一个多产的地理学家。我曾经冒昧地问义孚，他最喜欢他的哪部著作，他并没有给我直接的回答。当时我认为，作品之于作者，如同父母眼中的子女，无法说出哪个最好。后来我才悟出，如果我那么看重他对其作品的“排队”，那么我在阅读他的作品时，很可能失掉了“我”的判断。义孚的著作分为两类，他的学科背景是自然地理学，因此早期著作有《新墨西哥州的气候》、《亚利桑纳州的碛原》等。自20世纪70年代，他开始转向对社会文化地理现象的分析，并以发表在《美国地理联合会年报》上的《人本主义地理学》一文为标志，进入了新的研究阶段。我比较喜欢读他的《空间与地方》（Space and Place：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在美国许多大学的图书馆中，这本书的藏书册数要比义孚的其他著作多，即便这样，有时图书馆的电脑也显示“已借出”（on loan），许多哲学系、人类学系、文学系的师生都借阅这本书。 在《空间与地方》一书中，义孚分析了人们感知空间的各种方式。他认为，地方是有范围的，而空间是自由的。我们生活的地区被他人认识，我们也渴望认识其他地区。义孚从个体的经验中挖掘出人类的经验，他的目的是进一步探究和讨论，而不是对一个我们已经充分了解的地区做出最后的定论。读义孚的作品需要“品”，他的写作风格是旁征博引，用古今中外的例子说明他要表达的思想。例如，他在书中引用了波尔和海森堡的一段对话，这两位著名的物理学家参观科隆堡城堡时，波尔对海森堡说：“作为科学家我们看到的是由石头建成的建筑，然而一旦我们想象这里曾居住着哈姆雷特，这个城堡马上就变了，这种感觉真是奇妙！”义孚借用波尔的话告诉人们，对于同一个客观的“空间”，每个人的感觉将因其经验的不同而不同，尽管他们知道组成客观世界的物质不会因为个人的主观意志而不同。《地理学评论》称该书“丰富了我们对空间的认识”，《选择》则称“这是一个优美的思想管弦乐套曲”。其实我以为，用拉策尔（F.Ratzel）在其《人生地理学》中的一句话可以概括义孚这本书的思想——“人就是一块土地。” 上个世纪最后一个岁末，义孚出版了一部自传——《我是谁》，新书的发行仪式在麦迪逊最好的一家书店里举行。书店巨大的落地窗临时成为演讲台的背景，窗外是夜色中的雪景，室内书架间弥漫的“书香”混合着咖啡特有的香气。人们静静地倾听着义孚的发言，他依然采用娓娓道来的谈话风格，却简练地勾勒出一个我既熟悉，又不熟悉的他。大家自由发言时，不同的人向义孚提出的问题各不相同。一位中年人谈到，他父亲曾参与当年麦迪逊的城市规划，这样的家庭背景使得他对这个“地方”有着独特的感情。我知道他真正听懂了人本主义地理学者对“地方”的定义。望着窗外闪烁的星辰，我心中还在想——他是谁？ 《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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