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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三国，人们就会想起汉朝之后的魏蜀吴，其实北宋时期也形成了“三国鼎立”的格局。继承正朔的宋，从北方草原发展到燕赵故地的辽，以及占据今宁夏、甘肃的西夏，相互攻伐、相互制约，形成三角关系。 西夏建立后，首先对宋用兵。两国陷入战争泥潭时，辽国乘机与西夏结盟，屯兵边境，图谋大宋。当其时，大宋的国际形势最为不利，甚至可说是危机重重。富弼之所以为当时和后世看重，是因为他在这场空前的危机中杰出的表现：他沉稳持重，胆识过人，并且因长期负责对辽事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各项交涉中，既不闹僵也决不让步，在处理三角关系时灵活腾挪。数年间，他与其他大臣一起，逐渐扭转不利的国际形势，宋辽和平，宋夏和谈，辽夏两国却对掐起来，直掐得你死我活。 对于这段往事，苏轼在撰写《富郑公神道碑》时，给了充分的评价：“故臣尝窃论之，百余年间，兵不大用者，真宗仁宗之德，而寇准与公（指富弼）之功也。” 去年《富弼墓志》出土后，河南科技大学学者王东洋先生经深入研究认为，富弼处理三国关系时表现出极高智商，他的指导思想，主要表现为顺应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外交关系的变化，准确定位宋辽、宋夏关系，把握三国关系的症结。由此，他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钥匙，对辽、夏采取不同的外交政策，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通过最为适当的战略处理，争取到了外交主动，帮助大宋走出密布的战争阴云，延续了北宋中期的和平和繁荣。 摸清辽国底牌 对于北宋来说，１０４２年绝对是个坎儿。与西夏的战争如同泥沼，北边辽国又暗中与西夏结盟，重兵压境，要挟割取十个县的土地。 大宋面临难局，割地是不能承受的耻辱；不割地的话，如果两线作战，举国都可能陷入灾难。大宋向何处去？ 战争阴云是不期而至的，大宋根本没有准备。在这之前，宋辽之间已经近４０年无战事。公元１００４年，也就是富弼出生那一年，宋军在寇准的主持下挫败辽兵，双方签订“澶渊之盟”。从订立以来，这个盟约一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但其确实带来了稳固而持久的和平。双边百姓生活安定，南北双方互通有无，经济都得到长足的发展。数十年间，辽宋之间使者频繁往来，形成了一条连接开封和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的驿道，富弼、欧阳修、包拯等都曾沿着这条驿道出使辽国。３８岁的富弼和他同时代的人一样，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和平，那么战争为何突然露出狰狞的头角？ 图谋大宋的是辽兴宗。此人与他亲妈之间产生了激烈的权力斗争，虽然占到上风，地位却仍不稳固。兴宗的生母萧耨斤是位宫女，他出生后就由皇后萧菩萨哥抚养。老皇帝死后，十五六岁的兴宗即位，按照契丹风俗，新皇帝的亲妈顿时威风起来。萧耨斤是个有政治野心的女人，她自立为皇太后，把萧菩萨哥软禁起来，随后逼迫其自杀，并扫荡她娘家势力，杀掉了不少人。辽兴宗为此十分悲伤。 萧耨斤执掌大权后，大用诸兄弟，卖官鬻爵，杀戮异己，把辽国政治败坏得一塌糊涂。过了几年，她总觉得兴宗跟自己不亲，就图谋政变，让自己另一个儿子当皇帝。但政变被兴宗察觉，反而控制了其老娘，把她软禁在老爹的陵园，然后自己宣布亲政，扫荡老娘安插的政治势力。后来兴宗虽然把老娘接回京城，但仍旧心怀戒备，母子嫌隙，至死不泯。 由于这场权力斗争，辽兴宗在国内陆位不稳固。看到西夏与宋战争处于胶着状态，他就想借此机会，利用对外战争巩固自己的地位。 １０４２年正月，辽兴宗派南院宣徽使萧英和翰林学士刘六符出使大宋，对宋提出割地要求，富弼被任命为接伴使前去迎接。仗着身后重兵压境，两位辽国使者十分傲慢，见到富弼，萧英借口足疾不起身行礼，富弼立即抗议说：“我曾经使辽，病卧车中，听到你们的使臣到了，连忙起来行礼，你今天这算什么态度？”其言其态凛然，令萧英“矍然起”，但仍扭捏作态，“使人掖而拜之”。随后，富弼“开怀与语”，亲切坦荡，萧英既感动又高兴，“亦不复隐其情”，屏退左右，透出了辽国的底线。富弼从中得知，辽国并非铁板一块，并无必战决心，更无必胜信心。 富弼把了解到的情况向宋仁宗作了详细的汇报，仁宗拒绝了辽国的割地要求，只答应增加“澶渊之盟”时所订下的岁币，延续当时以金钱换和平的思路。 不久，宋仁宗派富弼为使者，前往辽国进一步谈判。欧阳修对这次出使颇为忧虑，他引唐朝颜真卿使李希烈被害事，上书请求不派富弼出使，但没被采纳。临行前，宋仁宗要提拔他为礼部员外郎、枢密直学士，富弼数次上表坚辞：“国家有急，惟命是从，义不惮劳，臣之职也。奈何逆以官爵赂之。”这年４月，富弼同副使北行。 一言息南北百万兵 路上，富弼与辽国的接伴使斗智斗勇，表现得从容而镇定。辽国有意在他面前展示实力，富弼看到“契丹兵马略集，便得百万，沛然余力，前古不如”，认识到辽国“委实强盛”，一旦南侵，宋朝难以招架，实在不是古代小打小闹的夷狄，应该以“中国劲敌待之”。 不过，富弼表面上不动声色。辽国南部深山峡谷众多，其接伴使话中有话：“早登鸡子之峰，危如累卵。”富弼不假思索：“夜宿丈人之馆，安若泰山。” 见到辽兴宗，富弼先发制人，指责道：“两朝继好，垂四十年，一旦忽求割地，何也？”兴宗答道：“南朝违约，塞雁门，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群臣竟请举兵，朕以为不若遣使求王关南故地，求而不得，举兵未晚。”这是典型的强盗逻辑。没事找事，武力恐吓，还装好人，说是大臣们要举兵，话里话外，都带着对大宋的轻慢，似乎一举兵即胜券在握。 富弼毫不退缩，接茬说道：“北朝忘章圣皇帝（宋真宗）之大德乎？澶渊之役，苟从诸将言，北兵无得脱者。”这是借往事打击辽人气焰。澶渊之战，鼎盛时期的辽国倾全国之兵南侵，而宋军准备充分，不落下风，又因真宗御驾亲征士气大振，还凑巧用床子弩射杀了辽军统帅萧挞览，此时辽军深入宋境，前有宋军主力，后有宋军诸坚城，军队又士气低落，不得不请求和谈。寇准和一些宋军将领主张彻底消灭辽军主力，如杨延朗就请求：“敌深入澶州，去境北千里许，人马疲乏，并所抢掠的东西都随身带着，兵无斗志，打败他们并非难事。”但厌战的宋真宗最终还是以每年给予辽人绢２０万、银１０万的条件订下澶渊之盟。对宋真宗的“厚道”，辽人也心知肚明，对盟约相当珍视，数十年严格遵守约定。如今富弼旧事重提，既有责难之意，也是在告诫辽兴宗，宋朝不可小觑，战事一开，并不是一切在他控制之中。 回应了辽兴宗的轻慢，富弼开始“忽悠”：辽国如果与大宋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获”；如果两国交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所以劝您对宋开战的那些大臣，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并不是为国家谋划。 此言一出，辽兴宗闻所未闻，吃惊地说：“有点乱，有点乱，理理，理理。” 富弼继续“忽悠”：“晋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乱，土宇狭小，上下离叛，故契丹全师独克，然壮士健马物故太半。今中国提封万里，精兵百万，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胜乎？就使其胜，所亡士马，群臣当之欤，抑人主当之欤？若通好不绝，岁币尽归人主，群臣何利焉？” 前面所言，是五代事。当时契丹两次兴兵，先后灭掉后唐、后晋。但那时的“中国”四分五裂，实力不足，即便如此，辽国也死伤惨重，付出很大代价。如今大宋疆域辽阔，军队众多，国家又稳定已久，国力非五代可比。辽人一旦兴兵，能确保必胜？即使取胜，群臣抢掠发财，皇帝只会损失兵马。相反，如果双方通好，岁币可都是皇上所得，好处大大的。 富弼对辽国内情很熟悉。契丹立国，合部族、州县、属国三部分而成。部族是其根本，打仗全靠部族，他们平时从事畜牧，战时举族皆兵，一闻令下，立刻聚集，不带粮饷，全靠剽掠，战时抢劫的财物，全归自己，此即所谓“打草谷”，而皇帝还要为他们加官晋爵。所以战事一起，众将坐大，兴宗想靠战争巩固自己地位的愿望，只怕难以实现。因此，富弼此话一出，“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富弼的说辞实在高明，撬开了辽国君臣，从此，哪位大臣再进言攻打大宋，动机就显得很可疑。 后来，苏轼曾与父亲、弟弟一起欣赏富弼的《使北语录》，读到说“大辽国主”云：“用兵则士马物故，国家受其害；爵赏日加，人臣享其利。故北朝之臣劝用兵者，乃自为计，非为北朝计也。”父子三人“皆叹其言，以为明白而且中事机”。 《辽史》也记载了富弼的话对辽兴宗的深刻影响：“是时，富弼为上言，大意谓辽与宋和，坐获岁币，则利在国家，臣下无与；与宋交兵，则利在臣下，还在国家。上感其言，和好始定。” 有人说，“富弼之使也，以一言息南北百万兵，可谓伟矣”。此言不虚，富弼站在辽兴宗角度，分析利弊得失，最终促使辽兴宗打消战争念头。宋朝中期最大的危机，开始有了转机。 严词拒绝割地要求 打消了辽兴宗兴兵南侵的念头，富弼才开始对他提出的具体问题作回应。 “杜塞雁门关，是为了对付西夏的元昊，并不是针对辽国；宋辽边境的塘水防御系统，兴建于澶渊之盟前，因地势低洼，水量增加，实属自然现象；沿边城池只是维修，民兵只是补差额，并没有违背澶渊所定盟约。” 辽兴宗这些指责本来就是没事找事，被富弼点破，只好顺坡下驴：“如果不是你介绍，我真不知道其中详细的情形。”尽管如此，他仍不愿放弃割取关（指瓦桥关）南十县的要求，说自己“所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并不过分。 这时，谈判进入另一个焦点，富弼毫不退让，回答道：晋高祖把卢龙地区给了契丹，周世宗又夺回了其中关南部分，这都是异代故事。如今宋朝已建国八十年，“欲各求异代故地，岂北朝之利乎”？说起祖宗故地，你们该把燕云十六州都退还给大宋呢。这里，富弼显示了过人的政治智慧，提出了处理历史领土问题的原则：尊重现实状况，不纠缠历史旧账。他所言合情合理，令辽兴宗一时语塞。 尽管道理说不过富弼，辽兴宗并不打算放弃领土要求。第二天，他请富弼一同打猎，大草原上，两人信马由缰，兴宗老调弹出新花样：“宋辽是兄弟之国，要想保持牢固的兄弟情谊，宋朝一定要把关南十县还给辽国才行。” 富弼在马上答道：“北朝欲得祖宗故地，南朝亦岂肯失祖宗故地邪？且北朝既以得地为荣，则南朝必以失地为辱。兄弟之国，岂可使一荣一辱哉？” 荣辱之说，让辽兴宗若有所悟，感觉到大宋在领土问题上不可能让步。富弼继续说：“我来时，本朝皇帝就有交代，为祖宗守国，绝不敢把领土给予别人。北朝要这十个县，不过是想得到这些地方的租赋。我不想让两国赤子因此事大量死伤，因此愿意委屈点增加岁币，算是补给辽国这十个县的赋税。如果这样还不行，辽国还要割取这十个县，那就是要撕毁澶渊盟约，那么‘朕安得独避用兵乎’？！况且澶渊之盟‘天地鬼神实临之’，如果两国交兵，过不在宋，‘天地鬼神岂可欺也’？” 此话一出，辽兴宗打消了要求割地的念头。不过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不捞点好处，他也难以下台，于是又提出娶大宋公主。这也是宋仁宗所不答应的。富弼看穿兴宗之所以要求通婚，目的在于取得陪嫁财物，因此说道：婚姻容易产生嫌隙，而这必然影响两国关系。况且帝女才四岁，成婚要在十多年后，如何能借此解决两国目前争端？而宋朝嫁公主，陪嫁不过十万缗，“岂若岁币无穷之利哉”？ 兴宗再次接受了富弼的说辞，双方争议的焦点最终到了商议增加岁币的数量上。 这样的谈判结果，在当时可算十分成功。当时宋正全力应付西夏，没有准备，也没有实力再与辽国开启战端，君臣上下普遍畏战，富弼取得这样的结果，被普遍认为不辱使命，立下大功一件。数十年后，苏轼还对此作出高度评价。但富弼本人并不以为自己有功劳，宋仁宗曾多次要因此功提拔他，都被他拒绝。一直到死，他都不承认这是功劳，而且从不愿提起这件事。这样的谈判结果，在他看来是万般无奈的，他寄希望于日后“朝廷急修战备，急选将帅，俟其有隙，因而吊伐，以雪今日邀盟之耻也”。这种愿望，是他后来与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的基础。 在增加岁币数额的谈判中，富弼不经意般设下一个套，令辽国与西夏从盟友变成对手，一年多后，双方掐得死去活来。大宋的国际形势，大为改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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