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郿英,你去世后的第一个周年祭日,我和朋友们把你的骨灰安葬在北京西山的这座墓园。每年我都来为你扫墓,也许是清明,也许是祭日,或者只是心情使然。总之,这条山路我已经走了9年。
然而,你的墓园在山上。从山脚走上去,大约有三四里长的路。记得是第二年,我和儿子两个人去扫墓。我们从城里坐公共汽车到西郊已经接近中午。北京五月的中午已经有点儿热。那时儿子才8岁,我牵着他的小手,一边念念有词地鼓励他,一边躲闪身后开过来的汽车。那是一条高低起伏的柏油路,常有也是到陵园去的车子经过。大约走到一半,一辆白色的吉普在我们身边停下。司机把后窗玻璃摇下来,连头都没回,用手势示意我们上车。我迟疑着,还是上了车。不知怎么,眼泪忍不住就哗哗地流了下来,打在怀抱着的鲜花上。
我相信,这个人,这个懂得用距离来表达理解和同情的人,他知道我感激他,虽然一直到上了山,一直到下了车,我们始终没说一句话。但是,我没把握,他是否知道,最值得我感激的,不是他载了我们母子一程,而是他从始至终的沉默。说不出我当时为什么连看都没看那司机一眼,不知道他是年轻的小伙子,还是沧桑的中年人。我想象不出,如果他问为谁去扫墓,儿子会怎样回答?我会怎么回答?说不定我会撒个谎,为了逃避一个陌生人的安慰,也为了掩饰一个女人的伤痛。
如果你能看见能听见这一切,该是多么高兴啊!当然,你会遗憾老鄂和王捷都已经戒了烟酒,会庆幸晓青和志伟的大难不死,会心疼徐杰和徐勇经受了太多坎坷。你也一定想和老范杀一盘围棋,想和黑大春干一杯白酒。你会和铁生聊聊五月里正嫩着的香椿,说说夜市上味道不再正宗的炒肝和爆肚,你会扶着铁生的轮椅,说,“伙计,真是好样的!”他说过,活过30岁,以后的日子都算是赚的。你离开我们时,铁生已经赚了一个10年,如今,又赚了一个10年。
你会径直走向我们的儿子。10年前,他那么干净而且安静,白嫩的小脸上戴一副黑色的圆眼镜,总是一副好奇的表情。如今他已长得和你一样高了,但你还是能一眼就认出他来。血缘是多么神奇呀,他的眉眼长得并不像你,但是,当他远远地走来,那走路的姿势,眉宇间的神态,紧闭嘴唇的表情,会让我把他想象成少年时的你。还有他酷似你的大脑壳,这是一个男孩子先天的优越之处。有一次你说,娃娃最让你放心的是他的宠辱不惊,那也正是你的品性。我心疼儿子没有得到过你的爱,但我想象不出,对于一个已经长得和父亲一样高的男孩儿,“父爱”究竟是怎样的。也许你会问儿子:“换一个大点儿的墓,有必要吗?”儿子反问:“那我还能为你做点儿什么呢?”“不用为我,为你妈做点儿什么吧。”儿子一定会向你说出自己的“计划”:将来为妈妈买一套房子,在城里,吃饭、看病、锻炼身体都方便的房子。儿子正是这样对我说的。于是,你满意了,你放心了,你自己就是个大孝子。
你肯定最后一个走向我。10年了,我走过的路你都看到了吗?这一切你真的都能懂吗?如果能够起死回生,你将怎样与我分享这10年来的悲喜愁欢呢?
我一直以为,我吃的苦是你的疾病的结果,我愿意承受那结果,我是你的妻子,我必须承受那结果;可我却从来没有想过,你所受的苦是我的努力的结果,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愿意承受那结果。
还记得那个张护士长,一个长得很秀气看起来很幸福的小女人。有一次她神秘地问我:“是不是结婚之前他瞒了你?” 我吃惊地问:“瞒了什么?”“他的病呀。” 我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会这样想,会认为身体不好是爱情的障碍,更是婚姻的障碍。
你病的第一年我几乎没上班,有一次偶然回单位,校对科的一个女同事塞给我一百元钱,她哭着告诉我她弟弟的故事:弟弟一年前患了尿毒症住进医院,三个月后妻子就丢下他,一个人带着孩子出走外地娘家,弟弟精神上受到严重打击,不久便去世了。她说:“如果我弟妹有你的四分之一,我弟弟就不会死,起码不会死得这样快。”她赞赏我,也是在激励我。我触景生情,流着泪收下了她的钱。我想,我不会像她的弟妹一样,丢下丈夫出走。可是,为什么是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又是多少?我只知道我会尽全力,不会偷一点儿懒,我不会放弃哪怕一点点儿希望。我不知道,我的全力一定比别人的四分之一更有价值吗?
你去世以后,有人曾说,我做了一件本来可以不做的事情。也就是说,在你病情最初恶化的时候,我不应该全力主张使用价格昂贵的静脉高营养,不应该说服医院最好的医生做了两次最终失败的手术。我挽留了你的生命,但是却让你承受了痛苦!
如今我已经不能问你,如果当初就清楚,长达几年的治疗只是一个缓刑判决,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我也不能假设,如果我没有跑到协和医院,带回一个静脉高营养的方案,恶性肿瘤的诊断也没有被推翻,我会不会因为没有信心就接受了那个判决?
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那个可怕的六月的夜晚。你在急诊室的楼道里已经躺了三天两夜,但是医院武断地认定你是晚期癌症,仍然拒绝收你住院。周末的下午,医院行政大楼的门锁了,我疲弱的两只手抓着铁门,真是走投无路。而病人发着39度高烧,血压降到了40mmHg。打了许多电话,傍晚,救护车终于把你送进了当时北京设备最好的医院,终于把你安顿在一张洁白的病床上。不记得我曾经有过那么深的睡眠,凌晨,电话响了十几分钟我居然一点儿没听见。老范从二十一层楼上跑到一楼,敲开了我家的房门。我骑着自行车赶到医院,看到你因为肠瘘而把肚皮烂穿的惨状。
我一生都不会忘记那个姓刘的医生。仅仅10天,因为营养流失并且无法通过静脉补充,你已经虚弱不堪,我缠着医生问:继续下去会怎么样呢?医生反问我:你都看到了,还用问我吗?好像我偷偷放在他家茶几上的钱和墙角的一大包进口烟酒真的被他扔进垃圾箱里了似的。第二天,我从协和医院的专家那里,平生第一次听到了“静脉高营养”这个医学术语,然后躲过主治医生,请出了副院长,安排了单人病房和静脉高营养治疗。又几经辗转,神奇地找到了36年前的病理切片,经过三个医院的会诊,推翻了晚期肿瘤的诊断。我像一个侦探,在病房,在电梯间,在办公室门口,一次次与副院长“巧遇”,递上一封封长长的信,说服他操刀手术。但是,我没想到,手术之前必须先尝试保守治疗,看看那个瘘有没有可能自动愈合。我也没想到,他那么忙,需要等着他从欧洲、从美国出访归来,等着一个个国际的、国内的会议散场,等着他从外国的、中国的重要人物的手术的间隙抽出时间。
我们以怎样的耐心捱过了那漫长的5个月啊!
然而,手术失败了!我们开始盼望第二次手术。我们都看好那个一谈手术眼睛就发亮的陈大夫。为了摆脱姓刘的主治医生,第一次手术之后我们办了出院手续,那意味着必须交齐全部费用,还得筹足再次入院的押金。
很多年过去了,有时候想起这些往事我会泪流满面,但是当时我却从不为这种事情而哭。我遇到的难题太多了,我习惯了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我没有时间来咀嚼其中的滋味,甚至没有时间好好地给自己洗洗脸。有一次为了去参加一个记者招待会,我认真地用肥皂和热水洗过之后,火辣辣地烧得疼,才知道原来脸已经皴了。但我一点儿都不在乎,我没时间自哀自怜,甚至没有时间感觉因强直性脊柱炎引起的疼痛。你去世一年以后我开始恢复,腿已经不是每天疼了,偶尔疼时反倒觉出痛苦。看着别人跑几步就能赶上进站的汽车,我会在心里默默地想:他们多幸福呀,他们的腿不疼!回过头来想,原来我一直像个瘸子一样地走路,疼曾经是我的常态,疼得寸步难行,疼得无法从沙发挪到床边才是我的偶尔。
一次危机,又一次危机,只盼着危机过去,从来没想过,一旦危机没有了,生命也就结束了。所以,当死亡来临的时候,我还是难以接受。第二天到医院去办手续,顺便到病房向医生护士道谢,临走,我说去病房看看你的病友。那张铺着雪白床单的病床一进入视野,我像是突然被击倒了,歇斯底里地扑向那张空床……以后很多年,每当绝望向我袭来的时候,惟有想到我曾经拼尽全力挽回过,付出代价争取过,才能使我平息下来。
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你的受苦,有什么可以成全我?我用什么安慰自己?
然而,不放弃,是一回事;坚持,却是另一回事。
在你生病的这几年里,我们的困境始终是钱。我不是特别节俭的人,我知道好东西要用多的钱买,你喜欢吃涮羊肉,我总是买最贵的,有时候价钱能够相差一倍,我也从来不算计。朋友们来做客,我总是把酒和菜准备得过量还总怕不够。你比我节俭,但比我更不在乎钱,你会倾其所有送我弟弟去留学,然后再把平日节省下来的借给朋友。但是这些都是小钱, 我们需要的是大钱,而且是计算不出数目的大钱。 从单位里要钱变得越来越困难。虽然是公费医疗,看病花钱是名正言顺的,但你一个人花的钱,已经相当于全厂其他人医药费的总和,还有很多人拿着几百上千元的单据等着报销。那时我们把24小时分成三班,一班8小时,我值两个班,另一班由朋友们轮流值。每天空出来的8个小时,我常从医院去单位为钱而周旋,去三次五次才能得到一张支票,而支票的面值常常只有一两千元,而每天医药费的开销是几百元……
有一次在铁生家里见到一位朋友,他在深圳火火地开着一家公司,说聘请一个秘书年薪50万。我心里马上盘算着是不是应该也去应聘个什么职位。可我走了谁管你呢?于是想,一年要真能挣几十万,付了医药费还够请个称职的护工,还够我每个月往返一次的路费。孩子呢?那时孩子才四五岁,我只好带上他,有那么一大笔钱,在深圳租了房子应该还够付托儿费的。好像我真的已经挣到了那笔钱,那笔钱永远也花不完似的。
我从没想过你会因为其他并发症而死,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个思路:只要有足够多的钱,就一直能维持你的生命。那什么时候才算走到了头呢?
你是几年如一日看《新民晚报》的北京人,其中一条消息你没有在意,却引起了我的注意:上海一名靠静脉高营养生存的无肠女,生下一个健康女婴。消息中提到,她维持生命使用的是华瑞制药公司生产的脂肪乳静脉注射液。这种药是我们正在使用的,当时全国只有这一家公司生产,价格一直在不断地上涨。凭着记者的职业敏感,我觉得那消息里必有文章。第二天,我给恰好在上海那家医院工作的表弟打电话,他很快就帮我查到了那个病人的医生,当天我就买了去上海的火车票。
第二天我就到了这家位于无锡郊区的制药公司,我没想到此行会有如此大的收获,质检科的经理不但当即送了价值几千元的药品,在以后一年多里,一直免费供给我们这种药品。每天他亲自从流水线上把装量不准的药,装在角落里一个纸箱里,再找机会运到北京。有一次,北京办事处主任从无锡开车带了十几箱药。车开到北京是傍晚,加上连续几天大雪,根本找不到一辆出租汽车。我和哥哥终于在饭店门口截到一辆带后备箱的出租车,赶到他家里,我们都惊呆了。停在院子里的车,发动机还开着,因为怕气温太低,药品变质,两天的行程他合成一天一夜。以后很多次,他们用恒温的集装箱车运到北京,再由我找车到北京南城的恒温果品库去取,纸箱上横着竖着写满了“非卖品”的字样。按照公司的规定,这些药尽管只是装量不足,也属于质量不合格品,是应该全部销毁的,这等于是从外国人眼皮底下偷,再通过装车卸货若干个环节送到我手里,这中间如有差错,可就是能否保住饭碗的大事。而医院允许使用自备的药品,也是破了惯例,开了大恩的。
但是,我们的困境仍然是钱。这种免费的药只是你使用的常规药中的一种。遇到高烧不退,一天四支进口抗生素就是好几百;遇到贫血,二百毫升血浆或血清也是好几百。何况,我们还在争取做第三次手术,手术费用几万元不说,不把欠款全部付清,医院根本不会给你做手术。单位里几乎要不到一分钱了,求人的滋味我也已经受够了。我还能坚持多久?
无数次,在黑暗中,像是看一个电影的画面,我看着我搂着我们的儿子,坐在空荡荡的房子里,我的表情是安详的,内心充满宁静。在那儿,我看见了尽头。那种绝境让我激动,甚至让我陶醉。我向我的丈夫和我的儿子证明,我已经无能为力了。即使因为没钱你衰弱而死,我也不用内疚不用后悔了。我终于可以说:我已经竭尽全力……
在医院告别了姓黄的医生,我去拜访了那个不幸的幸运女人。她的病也是因为误诊,当时她正怀着七个月的身孕,医生把肠扭转诊断为生产前的镇痛,延误治疗时间造成肠坏死,手术后留下了短肠综合症。
从那病人家里出来是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商店一家挨一家,有那么多人进进出出,但我没有兴趣跨进哪怕任何一家店的门槛。首饰商店里,玻璃、镜子、射灯,一派金碧辉煌,打扮入时的女人们,凑在柜台前指指点点,兴致勃勃。在我眼里,她们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她们的生活与我完全无关,我觉得自己是人群中的另类。
那个春日的午后,在上海繁华的南京路上,我怀着深深的伤感,还有一点点儿悲壮,与许许多多看起来很悠闲很幸福的男男女女擦肩而过。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为什么在那一天清晨急急地赶到那座城市,为什么在那一天的傍晚又匆匆地离开。
人的心啊,简直像是一个牢笼。每一种思绪,每一种情感,每一种本能的冲动,每一种社会的理念,都像是一头怪兽,互相纠缠,互相冲撞,互相折磨。你东逃西撞,左奔右突,但是你看不见出路。你的心是牢笼,心里的东西是困兽,没人能够拯救你。你是你自己的囚徒。你是你自己的结果。
什么是绝望?看着洒在地上一片白得耀眼的液体,你无法用手捧起来,或用任何办法重新装进瓶子里,再用来输入亲人的血管,那就是绝望,就是我的绝望,失而不能复得的绝望,错而无法纠正的绝望。我曾经丢过上万元钱,也着急,但没有像那样心疼得痉挛。虽然疏忽是每个人都可能有的,打碎东西是太平常不过的事情,但是我为什么不用绳子把篮子捆牢呢?
不只是这几瓶药,在内心深处,还有许多我深悔而不敢深究的事情。比如,你病情恶化的那天深夜,我怎么可以不在场呢?你停止呼吸的时候,我怎么可以不在场呢?有多少个夜晚和清晨,我都是在医院里度过的,为什么偏偏在最重要的时刻,我会不在场呢?医院填写的死亡通知书写着,死亡时间是早七点四十分,每天的这个时候我已经到了医院,那天的这个时候我还坐在家里,等候来修理沙窗的工人。阳台上的沙窗已经坏了两年,我要在这个夏天快要到来的时候,把它修理好。这是一个多么充分而又无懈可击的理由呀!没有人会在这样的理由面前责怪你;这又是一个多么偶然而又微不足道的理由呀!你自己怎么可以用这样的理由来原谅自己?
所以,尽管看起来我是个性格爽快的人,在许多事情上,却莫名其妙地反复犹豫。所以,我经常对自己对孩子对别人说:人一生会犯大大小小很多错误,有些错误是允许犯的,另一些错误是不允许犯的。如果犯了,无论你怎么认错,怎么悔恨,都是没有用的。错误永远是错误,坏事永远是坏事。我被这样一个残酷的真理教训过,变得越来越爱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千百年来,世界发生的变化已经不必待言。但是,惟有爱情——不是与爱情相近,也不是与爱情相似——依旧不变。所以,相思依旧是苦的,眼泪依旧是咸的。所以,遗憾依旧,悔恨依旧。这是上帝为心灵的路途准备的驿站。
那是一个大年初一的上午,我把菜做好了高兴地提着赶到医院。你的口味苛刻是出了名的,但你很少提要求,我常常为不能讨好你的口味而发愁。有一次你说想吃自己家蒸的包子,我发面、剁馅、擀皮、上锅。可是你胃口不好,我用了三个小时蒸出来的包子你只吃了一个。我看着你吃,但是你吃得很少,我等着你的评价,你却什么都不说。那年初一,我特意做了两道你妈妈常做的菜。我忍不住问,你犹豫着:“和我妈做的味道不一样,没有她做的好吃。”我默默地收拾,默默地走出病房。在水房我哭了,哭了很久。也许你事后发现我哭过了,你已经后悔不该如此地“诚实”,我多么希望你只是不好意思对我说一声“对不起”,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一个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的女人,她真正想得到的回报到底是什么。
不知你是否还记得,就在我们等待了五个多月的手术的前一天,我突然失踪了一个上午。我回到医院时,你刚刚自己用剃须刀在小腹部做完备皮。你虚弱得连说话都困难,我却把你一个人丢下。我去哪儿了?你问我。我说,去办点儿事。但眼睛不肯看着你。你是如此敏感的人,一定知道我并不想说;你又是如此磊落的人,一定不会对我的不解释胡思乱想。
你住院期间,一个我们共同的朋友曾经问你:如果我有了别人,你能不能接受?你想了想,回答说,能。
我不知道她何以谈起这个话题,也许是对夫妻伦理的理想主义向往,也许是对情爱观念的形而上探讨,甚至仅仅是出于对我个人的善意,否则她不会在事后向我描述这番对话。
我痛恨这个回答。我觉得,与其说这是宽容,不如说这更像是一种亵渎,对我的,也是对你的。我是说,如果你不是重病缠身,也许我会把这看成是一个男人的大度。这样想非常矫情。但我不允许自己从相反的角度面对这个问题:如果你已经面临这个问题,如果你必须回答这个问题,你该怎样回答,才更能表明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和对于我的尊重?如果你说“不能”,我会感到满足呢,还是会指责你自私?我甚至赌气地想,要让你真实地宽容一次、大度一次。
我更加痛恨这个问题。你会敏感地误认为,这不是一个假设的问题,而是一个已经存在的事实。更糟糕的是,我无法解释。解释是庸俗而可笑的,也是我和你的自尊不允许的。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没有义务向任何人承诺忠诚,当然也包括你。忠诚不是两性关系的前提,只是一种可能的结果,而在我看来,解释就是承诺。
那个朋友绝对不会想到,我会如此在意她的问题和她向我转述的你的回答,她至今不会想到,无意间的伤害,像刺进肉体的一根芒刺,不偏不倚地嵌在心里,持续地隐隐作痛。
爱一个人能有多久?这应该是向上帝提出的,而不是向心灵提出的。就像接受命运一样,好像我是被特地选出来接受这个命题的。这么多年过去了,它一直纠缠着我。爱一个人能有多久?它也许不适合做一篇文章的题目,却实实在在是关于你和我,关于你们和我们的永远的提问。
文章来自徐晓《半生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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