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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赏一批馆藏南宋官窑 大部分有底 顺便提一下北宋官窑问题

 深沉的黑色 2016-02-16
17#
发表于 2013-7-23 15:22 | 只看该作者
     试制的官窑青瓷的显微结构显示,北宋官瓷1号方、北宋官瓷2号方青瓷胎的显微结构相似,均分散有一定的细颗粒石英及少量气泡。北宋官瓷1号方釉中气泡和未溶的细颗粒石英,以及少量细颗粒钙长石细晶均比北宋官瓷2号方釉中多,而且气泡也小,浮在釉中,呈现出传世北宋官瓷釉下“沧海浮珠” 的艺术景致,与汝瓷釉下“寥若晨星”的艺术特征甚有区别,且釉表开片明显,非汝瓷轻微细腻的蝉衣纹开片。

      在对试制作品分光反射率分析测试中,所测北宋官瓷1号方和北宋官瓷2号方青瓷的分光反射率的测试数据,与宋汝窑青瓷和南宋官瓷的分光反射率的曲线和数字进行对照,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发现,以北宋官瓷2号方试制的宋官窑青瓷釉和宋汝窑青瓷的分光反射率十分接近,釉色色调与汝瓷之色调只在天青和粉青上稍呈区别。北宋官瓷1号方青瓷釉为浅粉青色,其峰值波长区在500------550mu范围,由于其釉色较为浅淡,釉面便较为光亮一些, 其反射率数值故而较汝瓷和南宋官瓷都高,不过,虽其比北宋官瓷2号方的折射数值也高,但其瓷釉的主色调还是近似2号方作品,两者均呈粉青色,只有深浅之分。南宋官窑青瓷釉的反射率则峰值偏长,波长区域自450mu可延伸到600mu, 较为平宽,并且,其反射率之数值不仅低于北宋官瓷2号方青瓷和宋汝窑青瓷,更低于北宋官瓷1号方瓷釉的反射率,这说明南宋官窑青瓷样品的色调,较之北宋官瓷和汝瓷釉质的光色稍暗,其釉色色调偏带暗灰色和略偏绿色,有别于北宋官瓷的粉青色。通过反射率曲线的对比说明,以北宋官瓷两个组方试制的作品是比较成功的,其釉质有玉石的光泽,且釉色达到了北宋官瓷传世品的粉青。

      随后,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试制作品的热膨胀系数和抗折强度也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科学测试,其测试结果显示,北宋官瓷1号方和北宋官瓷2号方青瓷胎、釉的热膨胀系数十分接近,属一个体系。两组方各自对应的胎和釉的热膨胀系数在500度尚相差不太大,但随着温度的下降,其差值才越来越有明显的差别,至130度时最为明显,基本接近一倍。毫无疑问,胎的热膨胀系数大于釉的热膨胀系数,这种差别,实乃是导致瓷釉产生裂纹而形成开片的原因。
      而为了比较青瓷胎、釉的强度差别,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以北宋官瓷2号方青瓷釉和胎进行了抗折强度测试。测试发现,其釉的抗折强度为290kg/c㎡,胎的强度为585 kg/ c㎡,釉的抗折强度值基本上仅为胎的强度值的一半。因此,在胎、釉热膨胀系数值相差如此巨大的情况下,由于胎、釉间产生的应力而导致釉层开裂以释放釉下较大的胎的应力,实是釉层裂纹形成开片装饰的另一因素。北宋官瓷梅花冰片系列作品釉片层层相叠、如梦如幻般不可思议的开放,其根本原理就在于此。

     总之,经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化验分析,试制的官窑青瓷的胎、釉的化学成分在区别汝瓷和南宋官瓷的同时,也在最大程度上接近和达到了北宋官瓷传世品的高度,试制组研制和恢复的北宋官瓷复方品,其釉的热膨胀系数比胎小一倍,釉的机械强度也比胎小一倍,以至使在胎釉之间产生应力情况下导致的釉层裂纹,形成北宋官瓷有别于汝瓷蝉衣纹的龟背开片或梅花冰片装饰。


      并且,试制复仿的北宋官瓷的瓷釉在色泽上当然也超越了汝窑青瓷薄胎薄釉,其更为丰富的釉质和釉色,以及比南宋官瓷釉色更带有偏微蓝的色调,形成了北宋官瓷极富魅力的粉青釉色;另一方面,由于烧成气氛的作用和影响,有时也有偏灰青和炒米黄色的釉色出现,但在还原气氛下正常烧成的,大多呈现深浅稍有差别的、略带兰青色的青釉特点,犹如“隔纱望晴”,美轮美奂,其深、浅粉青釉的色调和光泽,基本达到了的馆藏北宋官瓷传世品的质感和水平。


      可以说,复仿北宋官瓷的试制作品的圆满成功,一如郭演仪先生所说的那样,在无法发掘北宋官窑窑址的情况下,其借鉴宋代汝窑青瓷和南宋官窑青瓷的化学分析成分,全部用河南当地矿物原料,配以传统的制作和烧制工艺,特别是对烧成技术完美的应用和控制,仿制出如此高水平的北宋官瓷作品,其工作的本身是对北宋王朝可以在汴京烧造高质量的官窑青瓷,是一有力的佐证。
      虽然今古有时间之差,但面对今天的北宋官瓷高仿品,再加上北宋官瓷流传实物的证明,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徽宗当年在京师开封设置窑口烧制官瓷,绝非什么历史文献记载之误,理应是确凿无疑历史史实,而以“京师”指的是朝廷而非指开封的文字游戏,以及开封没有制瓷原料、京广铁路以东不产煤等画地为牢的个人臆测来否定北宋官瓷的存在,实乃荒谬之极,为天下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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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7-23 15:27 | 只看该作者
              烧制恢复当代北宋官瓷的历史还原

       宋代以降,两宋官窑三段式的“国有”制瓷企业先后为野蛮的侵略战争所覆灭,中国陶瓷史上以“官瓷”之名特指的两宋官瓷就此断绝,不复存在。尽管明清时期,或帝王或民间的窑口业主,在心怀钦敬地仰望两宋官瓷登峰造极的艺术之光时,对官瓷也不乏倾心的追仿,敕命或借助自己窑口的便利,对官瓷的釉色、质感、造型等艺术特征进行全面的仿造,间或也烧制出几件非常接近两宋官瓷品质的作品,但终究是人过事非,其为各种目的小范围的仿造,实无法把恢复官瓷作为窑口的正业,故已不可能再有两宋官瓷纯正的血脉、规模和艺术追求了,更谈不上什么官瓷的振兴了。尤其是北宋官瓷,因年代久远,工艺失传,又是北宋艺术王者徽宗在中原亲自主持的窑口,其艺术品位之高也实非一般人所能及,况且又不见窑口遗址,加上传世品凤毛麟角,没有特殊的机缘很难见到,仿造起来自然更是困难,以至逐渐零落到无人问津的地步,最后连小打小闹的追仿者也绝种了,这一状况,使得北宋官瓷的烧制一如其窑口一样,只闻其名而不见其实,其作品除了收藏在紫禁城的皇宫内,以及后来被八国联军的强盗们抢走几件外,民间基本无以寻觅。清学者陈浏在其《陶雅》一书中言:“宋官窑者绝不经见,世人罕能识之者”,的确言之不虚,想看一眼已经绝非易事,更遑论什么模仿烧制了,北宋官瓷终于令“世人罕能识之者”,实为不争的事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为了恢复、发展和保护中华民族文化园中的这束陶瓷艺术的奇葩,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的制瓷工艺和制瓷艺术,遂组织各地的陶瓷工匠和艺人,发掘当地的制瓷技艺,相继进行全面的公私合营改制或投建国营窑厂,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对我国享誉世界的陶瓷事业的进行恢复建设,特别是对作为高古陶瓷的官、汝、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国宝级烧制工艺的抢救,更有政策和资金上的倾斜及照顾。因为宋代五大名窑,堪称中国陶瓷史上一座辉煌的艺术高峰,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科学技术和文化遗产。五大名窑中除哥、定二窑不在河南外,官、汝、钧三窑均在河南。钧、汝窑新中国成立后已相继恢复,且逐渐发扬光大,唯有汴京官窑因其失传年代久远,恢复难度很大,且没有发现窑址,因而长期以来无人问津,也谈不上什么恢复的问题。不过,纵然如此,那时却还没有什么“汝瓷就是北宋官瓷”和“北宋官瓷根本不存在”的惊世骇俗之说,国家和地方始终视北宋官瓷为开封一光灿史册的重要瓷种,渴望着能予以尽早的恢复。学术界也一致认为,南宋叶寘的《坦斋笔衡》和顾文荐的《负暄杂录》,对宣政年间京师(开封)自置窑烧造官瓷的记载,乃至“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等法脉清晰的传承,是真实可信的历史事实,那些标新立异、以颠覆历史、否定开封北宋官瓷来显示自己非凡的聪明才智的专家教授,还没有出现,古城开封就是北宋官瓷的故乡,为大家所公认。因而在原产地开封研究恢复被北宋官瓷,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众望之归,也当是历史赋予开封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崇高使命。
      开封市工艺美术实验厂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就有恢复官窑的设想,并于1974年,由开封当代工艺美术的奠基人和创始人高菊德先生主持建置了烧制艺术瓷的窑口,开辟了开封烧制瓷器的新历史。其后在高菊德先生的操持下,开封市工艺美术实验厂一方面烧制艺术瓷器,探索和总结制瓷工艺,着手准备恢复北宋官瓷的工作;一方面为了开封北宋官瓷故乡的荣誉,不断地向上级有关部门阐述恢复北宋官瓷的设想,并提出在开封恢复北宋官瓷的请示和方案。不过,尽管高菊德先生倾尽心力,一直坚持不懈地向上级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报告,但终因当时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和资金问题,恢复北宋官瓷的事业还是被搁置下来。


      1979年底,随着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开始,在已故原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先生的直接过问下,北宋官瓷的恢复问题终于提到了议事日程上。1980年国家经委领导受余秋里先生的委托,电话询问河南省二轻厅,听取了河南方面关于恢复北宋官瓷的具体情况及汇报,并要求其尽快制定出恢复北宋官瓷的可行性方案。1981年,国家计委、国家经委批准了开封关于恢复北宋官瓷的立项报告,随后积极运作和协调,协同轻工部工艺美术公司共同为项目筹集科研资金,至1982年,国家计、经委及轻工部工艺美术公司,先后三次共拨出90万元巨款,作为专项资金,用于在开封恢复北宋官瓷的科研项目。河南省、开封市各级领导和主管部门对此项工作也高度重视,在立项获得国家批准后,立即组建了以省二轻厅赵国琳厅长和开封市朱振澄副市长为组长、副组长,河南省二轻厅、河南省工艺美术公司、开封市二轻局、开封市工艺美术公司部分领导为成员的“恢复北宋官瓷领导小组”。领导小组责成开封市工艺美术实验厂组成试制组,抓紧时间开展研究恢复工作,赵国琳厅长在动员会上鼓励参与试制工作的全体人员下定决心,要有崇高的荣誉和抱负,以“不恢复官瓷死不瞑目的精神,为振兴中华做出贡献!”。1981年9月,在各级领导的关怀下,开封市工艺美术实验厂试制组组成,研究恢复北宋官瓷的工作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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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7-23 15:30 | 只看该作者
      北宋官窑瓷器是我国青瓷艺术的高峰,它卓绝的制作技艺、高雅的艺术风格决非一般瓷器可与之媲美,在当时即为宋徽宗集各窑口制瓷精华所成就的绝世创作,为世人高山仰止,影响深远,清许之衡《饮流斋说瓷》就有“官瓷重楷模,精华四海萃。”的高度赞誉。开封市工艺美术厂虽有从事一般艺术彩瓷生产的基本知识,但对青瓷,特别是北宋官瓷的制作缺乏最基本、最起码的知识,若想一蹴而就,一举恢复失传近千年的北宋官瓷烧制技艺,几乎是不可能的。试制组在一无资料、二无技术,面对重重困难的情况下,决定试制工作首先从认识入手,参与试制攻关的技术人员先后翻阅了近百万字的历史资料和文献;在对北宋官瓷有了初步的认识后,试制组与成员又赴南京、杭州、北京等地,分别拜访了南京博物院、浙江美术学院、中国工艺美术学院、北京故宫博物院等高等学府、收藏机构以及一些相关的学术和科研单位,聆听了邓白教授及李国桢高级工程师等一大批专家学者对北宋官瓷的研究成果及其精辟见解;尤令人感动的是,试制组成员拜访古陶专家冯先铭先生时,冯先生对恢复北宋官瓷深感激动和快慰,先生高风亮节,将几十年呕心沥血悉心收集的有关历史资料和自己的学术心得毫无保留地赐教于试制组来访人员,以祈有助于试制工作的顺利进行。通过参观访问,试制组对收集的史料进行梳理和整理,编汇了《北宋官窑历史资料汇编》一册,并渐渐地对官窑瓷器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明确了从汝窑(包括开封东窑)到北宋官窑再到南宋官窑的承袭关系,藉此也拟定了恢复试制的指导思想和具体实施方案。

    为了取得科研单位的帮助,加快工作进程,早日完成恢复北宋官瓷的科研项目,鉴于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曾对汝瓷、南宋官瓷及龙泉瓷系进行过全面研究并对南宋官窑瓷器进行过详尽的化学成分分析,在学术和科研上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是当时中国青瓷系最权威的科研单位之一。1982年3月,通过国家计、经委及河南省第二轻工业厅的协调,开封市工艺美术实验厂和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签订了技术协作协议,共同进行北宋官瓷的恢复工作。其后,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在资料、化验等方面为试制组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和技术支持,作了大量的工作,对北宋官瓷的研制和恢复,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研究所的著名专家郭演仪先生,还不辞劳苦两次北上,到开封市工艺美术实验厂,亲临试制现场,对试制组进行技术指导,并对试制工作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促进了试验工作的顺利进展。从很大意义上来说,也正是缘于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和其科研人员的通力协助及无私的帮助,尤其是在科研上有求必应地为试制组进行化学成分分析,以详尽准确的科研数据,时时纠正试制工作的技术偏差,为北宋官瓷最后成功的研制和恢复,提供了至为关键的科学技术保证,其为恢复北宋官瓷所付出的大量劳动和心血,以及对开封同仁真诚的支持和援助,堪称功勋卓越,无以比伦。
    试验工作的第二步是寻找适合制作官瓷的原材料并学习和借鉴兄弟窑口的制瓷技术和经验。依据历史记载,试制组技术人员有目的的先后赴禹县、临汝进行大量的实地调查和勘察工作,跋山涉水,查看矿源,走访当地烧制瓷器的老工匠、老技师和老艺人,不耻下问,悉心听取和学习他们的制瓷经验,使自己对瓷器的烧制及材料的辨识和选择,由陌路到烂熟于心。可以说,整个调查和勘察工作,不仅在两县兄弟厂家的大力支持下,极大地提高了瓷器的认识水平和制作水平,也获得了当地如卢正兴、晋佩章等著名瓷艺大师的鼎力相助。其中,为加强试制组的技术力量,卢正兴先生还应聘专门从禹县(今禹州)赴开封,参加了北宋官瓷研制和恢复的全部工作,大师以其卓越的风范和丰厚的制瓷技艺,在开封工艺美术实验厂一干就是四年,为北宋官瓷的成功研制倾尽了心血。此外,在材料取样方面,试制组先后取土、石样达五十多种,并请上硅所化验了部分样品,藉此取得了大量重要的科学数据,为北宋官瓷的研制和恢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2年3月实验工作正式开始,至同年6月百余天的时间里,试制组成员齐心协力,任劳任怨,实验胎、釉配方近百个。6月中旬,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终于烧制成近似北宋官窑瓷器的作品。在此基础上,试制组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不断改进和完善胎、釉配方。同年8月,又经数窑的烧制,试制的胎、釉配方基本确定。9月中旬,试制组成员携带试制的作品品赴省工艺美术公司汇报,继而赴京向轻工部工艺美术公司汇报。在京期间,李国桢、冯先铭、叶喆民等专家给予极了其宝贵的学术指导,专家们对试制组取得的成绩予以充分的肯定,认为试制组烧制的作品釉色、纹片、光泽及玉质感均较好,已十分接近北宋官瓷的传世品,只是胎色略显浅淡。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叶喆民教授特别指出,釉中“聚沫攒珠”的出现,说明釉的配制和烧成工艺已有相当水平,希望试制组能精益求精,更上一层楼,解决好胎料配比的技术问题。同年11月,借助国际古陶瓷会议在上海召开之际,受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邀请,试制组成员又带作品奔赴赴上海,请教于参加国际古陶瓷会议的中外专家,并在学术盛会上第一次展示了研制和恢复的北宋官瓷作品。
      当然,试制工作绝非一帆风顺的,其间不乏坎坷和艰难。1982年11月,试验组部分成员赴杭州、景德镇参观学习。从南方归来后,受南方较为先进的制瓷经验即生产窑具的启示,认为试制组原用窑炉温差过大,成品率不高,遂将窑毁掉,按南方某厂试验窑炉结构新建一窑。然而,新窑建成后,试烧十余次,烧制出的成品均不如未改窑之前的成色好,可以说费尽心血的改窑工作完全失败,无奈之余试制组只好放弃对新窑的使用,于1983年5月自行设计一小窑,首窑烧制便大获成功,烧制的成品品质及成品率均胜于上述二窑。这次改窑挫折,前后历时五个月之久,教训极其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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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年7月到10月,开封市工艺美术公司主要领导两次率队赴省、京向上级领导机关汇报试制情况并请示工作。轻工部工艺美术公司对试制和恢复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深感欣慰,对恢复北宋官瓷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的鼓舞和鞭策,并勉励参与试制的人员既要高速度,更要高质量,要把恢复北宋官瓷的烧制技艺当作最高目标,在真正意义上恢复北宋官瓷国宝级的烧制工艺,造福后人。尤值一提的是,在进京汇报试制工作的队伍里,为了能请教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学者,对比试制组烧制出的作品与北宋官瓷传世珍品间的差距,开封市工艺美术实验厂还特意成立了由王清林、王振宇、刘海诗及原美术公司宋书记等四人组成的赴京看官瓷技术小组,希望能获准到北京故宫博物院亲眼目睹和见识北宋官瓷传世珍品的神韵风采,使恢复北宋官瓷的工作能够做到心中有数,有一可比性,以助益北宋官瓷的试制和恢复。在轻工部工艺美术公司领导的帮助下,王清林、王振宇、刘海诗等四人要见官瓷的愿望和原委,传到了共和国高层。北京七月流火的酷热里四个开封人的诚心也确实感动了国家高层领导。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余秋里先生批示,由国务院办公厅致函,特准他们四人到故宫博物院观看传世宋官瓷作品。是日上午9时整,王清林、王振宇、刘海诗等一行四人来到故宫,在余秋里副总理及国务院办公厅的安排下,由故宫博物院院长亲自带领,终于从故宫后门走进了这个共和国的第一博物院,实现了他们亲身领略北宋官瓷传世珍品的梦想。
      王振宇先生后来向媒体描述的生平唯一一次获得特批目睹传世官瓷的场面,其惊心动魄,实可以想见。王振宇先生回忆说,那一刻人都好像不呼吸了,世界仿佛也停止呼吸了,层层锦缎包裹的宝物在眼前现出的刹那,那种恍若神光的照被和震撼,令人身不由主地屏住了呼吸,王先生说那一刻他真想哭,真想痛痛快快哭一场!那自然是北宋官瓷艺术神境映照和深入内心所引发的灵魂的震颤。于试制和恢复北宋官瓷的工作而言,能够零距离饱览国宝虽是王清林、王振宇、刘海诗等四人无上的福报,对北宋官瓷的试制和恢复极为有益,但至为重要的是,在亲身体验完北宋官瓷传世珍品照彻身心的光芒之后,故宫博物院的领导和专家随后为之举行的座谈会,更为烧制和恢复北宋官瓷的工作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和仿制依据,专家们在对试制品做了较高评价的同时,特别提出恢复工作应在造型和艺术风格方面多下功夫,要仿宋象宋,在真正意义上达到北宋官瓷传世品的艺术水平。故宫博物院专家古陶瓷李毅华先生为此特意给试制组提供了几十种极其珍贵的官瓷图片资料,并详尽说明了这些官瓷造型所禀赋的意义,致使后来的试制和恢复工作在仿古造型方面走上了正道,真正接近了北宋官窑礼器的造型。北京故宫博物院之行,对北宋官瓷的恢复工作来说,可谓是受益匪浅,自此以后,试制组仿制的作品,在造型方面基本上是按李毅华先生提供的图片资料仿制的,其在追求北宋官瓷礼器风范的同时,也力求仿制品能凸显出皇家用器的华贵和大气,从文化气质方面去接近传世的北宋官瓷。
      总之,从81年到83年的两年中,试验组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密切合作和配合下,夜以继日的工作,共同努力,先后进行了几万个数据的计算,试验了多达一百三十多种配方,烧制二百余次,最终终于优选、确定了胎、釉配方,并烧制出可与传世北宋官瓷媲美的作品。83年10月,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试制的作品进行了化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试制的作品其釉色、质感、胎质和官窑瓷器的传世品非常接近,且釉质的厚度已远远超越了汝瓷,可谓肥若凝脂,达到了拟定的试制要求。
    在试制过程中,轻工部工艺美术公司、省委、市委领导都曾多次到开封市工艺美术实验厂视察,详细地听取汇报并作有重要指示。省二轻厅、省工艺美术公司、省科委、开封市二轻局、开封市工艺美术公司、开封市科委多次莅临美术实验厂了解试验进度、指导工作,保证了试验工作的顺利进展。
     尤值开封官瓷人值得记忆和感谢的是,在试验过程中,出于对试制和恢复工作最美好的期盼和期待,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轻工业部技术处、上海博物馆、浙江美术学院、南京博物院、河南省陶瓷研究所、开封市博物馆等单位,均对烧制工作予以了大力支持,共和国最著名的古陶瓷学者冯先铭先生、耿宝昌先生、刘伯坤先生、李毅华先生、傅振伦先生、叶喆民先生、李国桢先生、江庆正先生、郭演仪先生、邓白先生、高建新先生、宋伯胤先生、杨文献先生等专家,也以一颗深爱民族宝贵文化遗产的高贵的心灵,对北宋官瓷的试制和恢复工作以予了无私的帮助和指导,倾尽了心力。可以说,北宋官瓷的成功恢复,完全缘于各方面的通力合作,是试制组全体成员在大家的无私帮助下共同努力的结果,凝聚着诸多专家学者和科研单位的科研人员们的汩汩心血,绝非当下某个带红帽的大师通过各种媒体信口演绎的那样,鼓吹北宋官瓷的研制和恢复,是其在南方景德镇跪地拜师,从一个无妻无子的孤寡老人(即该老人现在已根本不可能让人找到)手中,得到一个很古老的、纸已发黄的秘方才试制成功的。

     为把这个“传奇”演绎的惟妙惟肖,能唬得住人,大师一本正经地通过媒体告诉大家,当时老人“撕开上衣胸前的补丁,掏出一页发黄的信纸,郑重地交到他手中道:‘孩子,这张祖传官窑秘方,是你师娘和师哥用命保下来的。今天交给你,让官窑回故乡吧!’”细节可谓感人至深,然而,这种欺世盗名的虚妄之说,除了揠苗助长似地拔高他个人,对北宋官瓷千辛万苦的试制和恢复,实已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其不独抹杀了所有参与试制工作者的辛勤劳动,更造成了当代北宋官瓷研制和恢复上的混乱。从南方搞来一个秘方才成功地把北宋官瓷恢复,实在是太邪乎了,难道开封市工艺美术实验厂和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通力合作研制恢复的不是北宋官瓷抑或是南宋官瓷?当下某些专家学者否认北宋官瓷的存在,或认为汝瓷就是北宋官瓷,开封有如此信口胡吹的圈内人为策应,兴起颠覆北宋官瓷的浊浪也就实在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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