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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由认识一般再到认识个别 ——谈谈理论的指导作用 从个别到一般除了使对特定对象的认识得到深化以外，更重要的是为了“举一反三”，帮助认识新的个别。这就发生了从一般到个别的认识过程。 要实现从一般到个别的飞跃，首先要对一般有深切的了解。 理论，即对于一般的系统化的认识成果，除了自己在亲身实践中获得以外，更多的是要通过学习间接地获得。恩格斯早就说过：“现代自然科学已经把一切思维内容都来源于经验这一命题以某种方式加以扩展，以致把这个命题的旧的形而上学的限制和表述完全抛弃了。它由于承认了获得性的遗传，便把经验的主体从个体扩大到类；每一个体都必须亲自取得经验，这不再是必要的了，个体的个别经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由个体的历代祖先的经验的结果来代替。例如，在我们中间，一些数学公理对每个八岁的儿童来说都好像是不言自明的，用不着通过经验来证明，这只是‘累积的遗传’的结果。想用证明的方法向一个布须曼人或澳大利亚黑人传授这些公理，这可能是困难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学习这种间接得来的理性认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由于社会化程度低，“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而且每个地域都是独立进行的”。在这种形势下，人类认识的发展十分缓慢，卢梭（Rorsseau，1712—1778年）形容说：“在这种状态中，既无所谓教育，也无所谓进步，一代一代毫无进益地繁衍下去，每一代都从同样的起点开始，许多世纪都在原始时代的极其野蛮的状态中度了过去；人类已经古老了，但人始终还是幼稚的。” 人类社会发展从远古的蛮荒时代一路走来，历经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直到今天的信息时代，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今天，借助于电子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知识的宝库就在我们手边，只要我们勤于和善于学习，我们就能用人类最先进的认识成果武装自己，要实现从一般到个别的飞跃，首先应当充分利用人类创造的先进手段，充分吸取作为一般而存在的社会知识财富。 从一般到个别的飞跃是通过一般的指导作用帮助认识新的个别，即认识新的具体事物。 这种指导作用体现在可以提供正确的思路，帮助人们的认识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比如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列宁说：“某一社会中一些成员的意向同另一些成员的意向相抵触；社会生活充满着矛盾；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各民族之间，各社会之间，以及各民族、各社会内部的斗争，还看到革命和反动、和平和战争、停滞和迅速发展或衰落等不同时期的更迭，——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 中华民族是历史悠久的伟大民族，有五千年的辉煌历史，但在近代严重落伍了。一时间国家面貌千疮百孔，民不聊生。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了救国救民，设想过各种各样的办法，诸如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技术救国等等，都无济于事。直至找到马克思主义，才找到一条光明大道。毛泽东自己生动地描述了这一过程。他说：“记得我在一九二〇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但是，这些书里没有讲中国的事情该如何做，“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因此，毛泽东说，他看这些书，只取了四个字：“阶级斗争。”按说，我们是要找到解决中国当时的问题的办法，既然书中没有讲中国的事情该怎么做，为什么还要如获至宝，那么重视它呢？就是因为它抓住了社会发展的本质，指明了认识和解决中国当时的问题的正确的、有效的方法。 要实现从一般到个别的飞跃，要真正解决问题，固然离不开正确理论的指导，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在一般理论的指导下，深入研究具体的认识对象。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有的人不理解它、抵制它，甚至认为中国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也有人满足于一般结论，或者照搬照抄别人的具体做法，既不能把别人做法中的一般与个别分开，更不善于把一般与自己的个别结合起来，结果只能在实际行动中碰壁。 毛泽东在得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以后，在一般指导下，在个别分析上下功夫，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成功道路。毛泽东得到靠阶级斗争解决中国问题的明确结论后，就下功夫认真研究中国当时的阶级状况，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实际状况和对待革命的态度，明确了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联合和团结的力量，明确了革命对象以及革命的基本策略。在尔后的革命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指导中国革命的系统理论——毛泽东思想。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中国革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可以说，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过程，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真理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过程。 从一般到个别的飞跃过程，既是一般理论发挥指导作用的过程，也是其正确性得到检验和进一步丰富、发展的过程。 任何理论，都是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统一，都有它的适用范围。即使是真理性的认识，若超出它的适用范围而到处硬套，也会走向其反面。同样是阶级斗争理论，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发生过完全不同的作用。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各地的大喇叭里曾经反复广播一段毛泽东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可以说，这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理论根据之一。把这段话与前面我们引用过的那段话相比，可以发现，它们说的基本上是一个意思。一个说，看了三本书，道理一大堆，只取其四个字：阶级斗争；一个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两段话都是说要靠阶级斗争、革命斗争解决问题。道理是同样的道理，但是用在不同时期，其结果却完全不一样。革命年代运用它，取得的是辉煌胜利；已取得政权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运用它，得到的却是一场浩劫。总结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应该得到的结论不是说这个理论错了，而是说要用在适当的地方。真理超出它的适用范围，就会走向反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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