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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西方历史哲学领域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兴起，并取代了分析的历史哲学成为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主流形态。这一转向是与美国著名的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以下简称为怀特）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分析怀特对历史及其阐释方式的理解，对于理解和把握西方历史哲学的这一转向，进而阐明这一转向所具有的深刻的文化意义是到关重要的。 对怀特开创的历史哲学的叙事转向，学界普遍关注的是它带来的历史叙述方式和历史解释模式的变革，及其对于历史哲学自身发展具有的重要意义，而忽视了这一转向具有的深刻的文化意义。换言之，这一转向是与西方文化精神自身的发展密切相关的，是西方文化对现代性的自我反思的结果。本文尝试从文化哲学的视角，对怀特的叙事主义历史哲学进行分析，以阐明其蕴含的深刻文化意义。
一、何为诗性预构？
诗性预构，是怀特整个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理论的前提和基础，是其整个历史理论的根基。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对自19世纪以来西方历史学和历史哲学反思的结果。自兰克开创科学主义历史学以来，历史客观主义在西主史学界始终具有重要的影响。客观主义史学家认为，他们提供的关于历史的一切成果，包括历史文献及对文献的考证、各种历史遗存和历史记忆，自身就可以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但在怀特看来，“通过留给我们的杂乱的遗存，我们知道过去曾经存在，但它现在呈现的只是遗迹、碎片和混乱。……为了从中抽取一些可理解的信息，我们必须先给这些遗存强加某种秩序、提供某些形式、赋予某种模型确立它们的连贯性，以作为现今已分裂的整体各部分的标示。”[1]也就是说，必须将这些杂乱无章的史料、遗存置于一个确定的解释框架之中，才能形成对历史的理解，并赋予历史性的存在以意义。这种解释模式的设定之所以可能，就在于其本身就内在地蕴涵于历史之中。“形式、模型、连贯性都是某种实体在场的标志，这种实体存在于器物或文献记录在未经处理的情形下第一眼展示给我们的杂乱外表之中、之后或之上。”[2]因而在怀特看来，这种模式的设定并不是根源于历史学家对史料的整理和分析的过程，而是先于这一过程。因而这是一种“预构”，预构是先于理性的，是前表现、前逻辑的，具有“诗性”的特质。 “诗性”这一概念来自于维柯的“诗性智慧”。在维柯看来，认识本身就是一种诗性智慧的活动，即创造或构造出真理这一实践活动。对历史的认识就表现于人类的诗性智慧的活动之中。维柯指出，“这个民政的世界确实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所以它的面貌必然要在人类心智本身的种种变化中找出。如果谁创造历史也就由谁叙述历史，这种历史就最确凿可凭了。……认识和创造就是一回事。”[3]怀特接受了维柯对诗性智慧的理解，并从历史创造的主体出发去阐释历史的认识和理解问题。在怀特看来，传统史学根据同一性和非矛盾逻辑来整合历史的尝试所获得的只能是历史事件的列表，而无法揭示出历史主体世界存在的模式。因为历史主体是历史事件的创造者，而不仅仅是单纯地承受历史事件。以历史事件为核心的历史记述，无法传达出历史创造过程中的存在性选择、约定、雄心与挫折、兴奋与失败、意向性与有效性等复杂因素。因为人类主体的活动是叙事地建构起来的，叙事性本身就适合历史过程的表现，这种表现能够替意识记录下为人们生活赋予意义的努力。所以怀特说，“每一种意向行为都假设了一种它将在其中行动的世界的‘预构’。就这一行为允许在行动过程结束后对其意向效果进行回溯性构造而言，该行为及其结果确证，对于某种想象中描述的世界，这种预构是不是充分。构造是对于一系列行为及其结果的新的定形，它以故事的形式显露出意义，而故事的结局阐明了此系列的开始和中间阶段。其做法是，在那个被预构为行动发生之配景的世界中，将这一系列行为作为一种意图的实现以回溯的方式‘捏合在一起’。这样，历史的主体便通过它的行为创造了自己的历史。”[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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