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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史主义和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后现代和后殖民是一种颠覆性的文化理论，新历史主义就是一种重新书写历史的新历史诗学。新历史主义是诞生于８０年代的英美文化界和文学界的“新”的文学批评方法，一种对历史本文加以重新阐释和政治解读的“文化诗学”。新历史主义对旧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文学批评方法加以批判，在张扬“主体”、“历史”和“意识形态”中，使“本文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本文性”成为文学批评的主要范畴。新历史主义的主将是格林布拉特和海登"怀特。前者以研究文艺复兴的“自我塑型”去重写文学史，进而创建一种“文化诗学”，并将文学看作是人性重塑的心灵史。而后者则注重“元历史”的构架和“话语”转义学的研究，进而确定了新历史主义的历史地位。本文将主要讨论海登"怀特的理论。与新历史主义众多理论家专治文艺复兴文学不同，海登"怀特专治１９世纪欧洲意识史。由于他众多的著作和不同凡俗的理论创见，使他成为文学理论和历史学界的著名人物，而奠定他学术地位的是其代表作《元历史》和《话语转义学》。 一、新历史主义的理论特征。 1、多学科的整合和新方法的整体挪用。 2、从历史话语的含混处发掘历史权力运作的真相。 3、新历史主义注重作品意义的重释。 4、新历史主义强调历史和现实的互动。 二、格林布拉特的理论。 “历史与人”是人把握自己的最基本的思维范式，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新历史主义诞生以后彻底颠覆了这一范式，进而重新界定历史与人的生成、历史与文化、历史与文学、历史与政治、历史与权力、历史与意识形态、历史与文化霸权、历史与文化诗学等一系列思维模式、文本策略和叙事方法。新历史主义以反抗旧历史主义、形式主义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它特别关注“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 代表人物有格林布拉特、蒙特洛斯、多利莫尔、海登·怀特等。这些理论家他们各有自己的理论维度，然而，他们的总体的精神集中在对历史整体性，未来乌托邦，历史决定论，历史命运说和历史终结说作出了自己的否定判词上。同时，还强调历史的非连续性和中断性，否定历史的乌托邦而坚持历史的现实斗争。文学与人生，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权力话语的关系作为自己分析的中心问题。它也是一种注重文化审理的新的“历史诗学”。其批评的方法是历史与文本的互动的方法。 格林布拉特的理论主张有：1、任何理解阐释都不能超越历史的鸿沟而寻求所谓的“原意”，相反，任何文本的阐释都是两个时代、两颗心灵的对话和文本原意的重释。2、任何对个别特殊的文学文本的进入，都不可能仅仅停留在文辞语言层面，而是必得“不断的返回个人经验与特殊环境中去”，也就是回到人性的历史之根，人格塑造的原初统一性，以及个体和群体的“统一境界”的层面。3、任何文学文本的解读在放回历史语境中的同时，就是放回到权力话语结构之中，它便承担了自我意义的塑造与被塑造、自我言语和被权力话语所说、自我生命“表征”与权力话语压抑的命运。 三、蒙特洛斯：历史与文本。 早期思想认为文学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文学是对现实世界和历史事件的能动反映，强调文本与社会之间的调节和宣泄，重视意思形态的边缘性和挑战性，注重思想的永恒普遍性在文学中的反映。 晚期思想强调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和事件意义的相对性，文学在反映自身的过程中更具有自主性。文学在塑造文化关于真实精神对历史生活的话语的建构中能成为一种惯例话语。批评是对历史的建构，可以将文化历史中被颠倒的历史再重新颠倒过来，对屈辱的历史加以新的抗争，把被阉割的意义再度生发出来。 历史与文本具有一种遏制与颠覆的关系。文学对现实社会的控制是一种反控制，对现实的权力是一种颠覆，一种想象性的颠覆。二者的关系表明，一种权力话语的存在是因为另一种权力话语的存在，只有当历史中一种权力话语与另一种权力话语构成某种平衡和互相制约之后，这种话语才因对立面的存在而存在。蒙特洛斯称文史互文交错的现象为“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 四、多利莫尔：文学与历史。 多利莫尔是英国人，是文化唯物主义流派的代表。多利莫尔指出文化唯物主义具有“四要素”：历史的发展脉络、理论的方法意向、政治的权力参与与文本的分析框架。文化具有一种“他性”，它总是以一种异在的方式刺激文学对现实发言，在现实的差异性中去发现现实的不合理性因素，进而揭露这种不合理性的存在状态。多利莫尔认为在文学的历史阅读和分析中，有必要揭示意识形态遏制过程的复杂性，同时，注重对权力压抑加以反抗的斗争模型分析，使文学文本的解读成为一种深层的社会文化精神的分析，使文学历史的剖析成为精神史的审理。 五、海登·怀特：元历史理论。 海登·怀特是美国著名的理论家。广义上讲，元历史指的是历史哲学，尤指思辩的历史哲学。它力图建立一套阐释理论框架，以说明历史的发展进程和规律。历史不再是非连续的、偶然的事件的展开，而是按一种阐释理论连续的必然的发展演进。元历史根本的目的是对作为整体的人类历史提供一种自圆其说的解释模式，从而为历史的整体提供一种意义并展示一种发展的方向。怀特认为必须先对历史的理解作为一种语言结构，通过这种语言结构我们才能把握历史的真实价值。他还认为历史话语具有三种解释策略：形式论证、情节叙事、意思形态意义。在此基础上，怀特建立了自己的“话语语义学”。 怀特的历史观首先包括对于所谓“历史”的重新定义。他认为一般人们将“历史”视为“关于过去的事情”是偏颇的，历史学家真正关心的是某种“能够有意义地加以讨论”的“过去”；“过去性”并不一定是历史的属性，或不是历史的全部属性，因为任何人文学科其实都要考察和研究过去，甚至许多的自然科学也可以把过去视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我们所说的“历史”应该是“被写下来的”、“供人阅读的”历史话语，关于过去的资料本身并不是历史的知识，它只是所谓“档案性”的资料，只有使它化为历史话语的题材，将它纳入某种意义的结构，这些关于过去的资料和源于过去的知识才能变成“历史”。而“被写下来”和“供人阅读”这两大特点，则决定了“历史”与其他的文字不再具有根本性区别的文本特性。怀特说，当把历史话语描述为阐释，把历史阐释描述为叙述化的时候，这已意味着在关于“历史”性质的争论中选定了一种立场。 他认为，史学家与文学家所感兴趣的事件可能不同，然而他们的话语形式以及他们的写作目的则往往一样，他们用以构成各自话语的技巧和手段也往往大体相同。因此，怀特语出惊人地断言，“历史作为一种虚构形式，与小说作为历史真实的再现，可以说是半斤八两，不分轩轾”；因为在他看来问题很简单：“真实”不等于“事实”，“真实”是“事实与一个观念构造的结合”，历史话语中的“真实”，存在于那个观念构造之中。 亚里士多德说，“历史”说的是已经发生的事，而“文学”则说的是可能发生的事。两者的区别其实就是一个是否有最终的所指。具有最终所指的“历史”无论如何也应有纪实的成分，无论如何也不能等同于文学虚构。 六、新历史主义的历史局限。 新历史主义由于过多地受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过分热衷于对历史的消解和对共时态的挪用，使其丧失了“历史序列的自然延伸”，在几方面存在着自身的问题。 其一，时间空间化的危险。尽管新历史主义号称是一种“历史”主义，但由于它借用了解构主义、女权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理论，所以本质上是排斥历史的线性发展和历史的深度的。在阅读文本、理解世界和把握文学精神之时，总是将时间并置，即时间的空间化，这导致了诸多的问题。当历史成为非历史的空间化存在时，就将历史的言说变成以一种言说取代另一种言说的话语，这种历史的事物秩序仅仅是人类文字秩序言说的再现。换言之，人类的知识可以任意将历史修饰打扮、颠倒重组，这样的历史已经瓦解了历史的观念与作品的观念，使人们进入历史或作品时，不再注意历史或作品本身，而仅仅注意作品的隐喻所包容的弹性能指。 其二，政治意识形态的严重后果。新历史主义已经脱离了其所标榜的中立的学术态度，而具有太过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性。新历史主义的武库中最明显的工具即“政治”，凡事都要放到政治上去加以衡量。为了适应其意识形态，适应其权力隐喻，总是力求从中发掘出本来不明显不突出的东西，加以夸张、放大，使其具有浓厚的政治意识、权力意识和意识形态性。在这类新历史主义的文章中，充满着斗争的气息，阶级、斗争、霸权、颠覆等术语层出不穷，使得一些学院派学者难以接受或很不习惯。 其三，割裂历史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历史”是一整套“叙事模式”，具有开放的、没有终结的、向前不断延伸的无限可能性，而“语言”则尽可能要求全面而完整，需要有明晰的语法和话语系统规定性，历史与语言二者的功能绝不相同。新历史主义用解构主义的观念强调其历时性向共时性的转变，将语言的非时间体系强行嵌入历史的时间体系中，结果压抑了历史的时间延展秩序，使其在处理叙事性作品时，“历史性”让位于“共时性”，深度性让位于平面性，从而仅仅是在强调作品的毫无缝隙的“文本互涉”之中，去获取自己的意义。 最后，新历史主义的成果和其承诺的巨大反差。也就是说，新历史主义并没有获得其宣言所说的那种丰硕的学术成果，而只获得了一些零零碎碎的、很不起眼的所谓收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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