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家不幸桐庐幸

老刘tdrhg 2016-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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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家不幸桐庐幸

——桐庐与贬徙名人

王天忠

　　把江西梅岭、浙江桐庐放在一起是件有意思的事。

　　江西梅岭因流放谪官贬臣赴南蛮而名。帝国最高等级的流放地，都在梅岭的那一边。有人统计过，被贬过岭去的知名官员，仅《宋史》记载的就至少有144名，其中不乏宰相级别的重臣，如卢多逊、寇准、丁谓、李纲、赵鼎、胡铨等等，唐朝也有杨炎、裴度、李德裕等顶级大员；文化名人更是不计其数，唐宋八大家中，有谪贬岭外经历的就占了一半。如苏轼、张九龄。因此也可以说，梅岭关楼的每次开阖，都有可能是一场全国性政治文化大地震的余波。

　　而浙江桐庐是由名人踏访而名盛，其中谢灵运、沈约、李白、白居易、杜牧、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苏轼、李清照、陆游、汤显祖、袁枚，许许多多的中国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家都到过桐庐，并留下诗文。梅岭和桐庐是两座并列的贬徙文化奇峰。

　　贬谪是中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文化现象。在十万进士支撑朝政的封建时代，被贬的文官可谓比比皆是。他们带着失意离开了京城，孤零零走上贬徙路上，一袭青衫，两袖清风，这里走走，那里看看，与青山绿水为伍，与诗词文章作伴。

　　贬官大多是饱学之士，贬去的是官职，贬不去的是才学。他们远离了京城，也就远离了政治中心。繁杂的政务远去了，明争暗斗远去了，留下了一份清闲，与自然会晤，与自我对话。于是进入了最佳创作状态，桐庐许多传世佳作就诞生在贬途中的孤馆寒舍。

　　诗家不幸桐庐幸。让桐庐最负盛名的是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人谢灵运。这位外放贬官，在刘宋少帝即位后，因受司徒徐慕之与傅亮等权臣的排挤，于公元422年出为永嘉太守。他怀着抑郁的心情离开建康（南京）。先返回会嵇始宁和家人道别，然后沿富春江朔流而上，经桐庐、兰溪，转由婺江到金华，再陆行至丽水，从瓯江水路直抵永嘉。

　　他被后世誉称为中国山水诗鼻祖，完全与他在桐庐大量创作山水诗有关。《宋书》本传称其“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善书，“诗书皆兼独绝，每文竟，手自写之，文帝称为二宝”。

　　谢灵运三首写桐庐的诗《初往新安至桐庐口》、《富春渚》、《七里濑》，都描绘了桐庐山水的秀丽，但也自然而然流露出他心中的寂寞与不悦：“宿心渐申写，万事俱零落。”（《富春渚》）“孤客伤逝湍，徒旅苦奔峭。”（《七里濑》）。由心而生，有感而发，谢灵运的山水诗扭转了东晋的玄言诗风，使山水诗成为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流派。他的名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更是妇孺皆知。其诗意境新奇，辞章绚丽，影响深远，桐庐因谢灵运而成为中国山水诗的摇篮。谢灵运因美丽的富春山水写出了灿烂的诗篇，而富春山水也因谢灵运诗篇而彰显文化底蕴。在打响中国山水诗摇篮的品牌，推动富春江旅游发展的当下，我们忘不了这位千古文人。”

　　谢灵运实是一个史上很有趣的人物。他是一个超级发烧的喜欢游山玩水的驴友。他的旅游特点一是阵仗大，他不像王维似的一个人在山林中寂寂孤游，他带着朋友仆人上百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游，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可能没东西的时候还强买强卖，征用一些东西，弄得一些老百姓以为遇上强盗，去告官，没想是太守来游。二是时间长，“旬月不归”，他可能很难算得上是优秀公务员的，史书上明载他是”不理讼事“，古时太守没有什么国企好管，却要像法官似的判民案，那实在是一桩最耗费心神的苦差事，如果你不想趁机收受什么贿赂的话。三是科技含量高，他发明了古时一种专门的登山鞋，更换前后鞋齿什么的，省力防滑，几百年后他的仰慕者李白爬山还惦记着想穿这鞋子，“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可见他确实是费过一番心思，该收知识产权费的。四是为先驱。经他大规模的旅游和在诗歌中的赞美，桐庐及富春山水之美名闻天下，王勃，孟浩然，李白及后代的诗人墨客皆踵他的足迹而来，他于中国旅游业之发展实有贡献焉。他后来却因为谋反的罪名在广州给皇帝杀掉了。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历史中,唐王朝称得上是相对开明的朝代,但即使在这样开明的大唐王朝,也仍然存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文人群体——在参与朝政中遭遇挫折而受到贬谪的官员,即贬谪文人。

　　李白在“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之后，最早选择游览的山水也是桐庐。留下了《古风》12首。

　　这位盛唐诗歌的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以其卓越的艺术才华，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诗篇，是中华文学宝库中浓浓的一笔。他以其高超的创作技艺，非凡的创作手法，个性鲜明的创作风格，创作了一首首优秀的作品。他所遗留下来的千余诗篇，或雄奇瑰丽、变幻多姿；或豪迈粗犷、不拘一格；或轻盈洒脱、清丽可人，展示出超乎寻常的想象力。

　　公元742年，李白应征进长安，以为可以从此仕途通达，不再灰头土脸地生活在蓬蒿之间，他在金銮殿受到了玄宗的隆重接见。虽然没有什么官职，只是做个待诏翰林。可是不到三年，因权贵谗毁，李白本人也意识到，继续待在朝廷已没有意义。《新唐书》本传说是李白自己恳求退出朝廷回到家乡的，“恳求还山，帝赐金放还”。从李白前后的言行看，他是不可能主动离开朝廷的，他离开朝廷，绝对是迫不得已的。玄宗为什么要将李白逐出长安呢？主要原因就是：李白不能迎合唐玄宗，具体地说，就是喜欢饮酒的李白泄露了宫廷的秘密。范传正说李白“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温室树”，清人王琦怀疑李白“曾醉中泄漏禁中事机，明皇因是疏之”。本来，玄宗召李白进宫是为了点缀文采、“润色鸿业”的，孰料李白贪杯嗜酒、口没遮拦，这当然使玄宗大失所望。

　　李白选择桐庐排遣心情，更为生要的原因，是李白数次自比严光。严光不受光武帝征召而归隐富春的故事对后世影响极大，李白也数次在诗中使用严光典故。就现有资料来看，李白使用严光典故始于天宝二载供职翰林期间创作《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院诸学士》。李白主观上把自己与唐玄宗的关系看成了严光与汉光武帝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受到唐玄宗征辟，有了翰林经历，李白才认为有了身份和资格把自己比作严光。因此，李白此后不断使用严光典故是对自我身份的认定和自身价值的定位。

　　李白的人生理想是功成身退，他的人生典范是谢安和鲁仲连。严光是李白想象中功成身退之后的生活方式。李白称引严光，主要出于平等意识和人格自尊，而不是一般的所谓自由和归隐。供奉翰林和赐金还山是李白终生的荣耀与伤痛，李白自比严光，既是分享荣耀，更是聊救伤痛。因此李白一般都是在逆境中才想起严光。严光的人生是圆满的，李白的人生是失败的。严光因其圆满而引起后代无限敬仰和向往，李白因其艺术天才与从政失败而引起后代无限敬佩和惋惜。

　　李白有一首《箜篌谣》让人耳目一新：“攀天莫登龙，走山莫骑虎。贵贱结交心不移，惟有严陵及光武。周公称大圣，管蔡宁相容。汉谣一斗粟，不与淮南春。兄弟尚路人，吾心安所从。他人方寸间，山海几千重。轻言托朋友，对面九疑峰。多花必早落，桃李不如松。管鲍久已死，何人继其踪。”李白赞颂严子陵与刘秀的传世友谊，是因为这世界让他感觉到真正的友情实在太少，兄弟是路人，朋友多疑心，人心隔山海，更不用说贵贱能结交。李白赞颂的主角应该是刘秀，是刘秀的仁义和真心感动了李白，也感动我们后世的人。

　　好一个盛唐，好一个李白。没有盛唐，就孕育不出如此天真烂漫的李白。没有李白，盛唐便有些寂寞，甚至寂寞得无所适从。难怪余光中先生说：秀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盛唐流利的线条和壮丽瑰丽的色彩点燃了李白的诗兴，而只有李白，也才能驾驭如此绚丽的色彩，而且神色若定，将盛唐点缀得如此迷人，如此令人向往。

　　读李白的诗，你会觉得生命原本就不应该中规中矩，而是应该多几分不羁，少几分顾虑。大自然的一切古怪精灵，都是李白的宠儿。在李白的笔下，它们变得花枝招展，招摇任性，无论是飞流直下还是天门中断，无论是萧萧斑马还是桃花潭水，都已经变得如此鲜活，读之则每一缕筋肉都想闹腾，更充斥着一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欲望，心底真庆幸这些小精灵，在最美的时刻遇到那位最舒飒的人。

　　爱李白，首先是爱他的性格，那是一种淋漓尽致的性格，那是一种不遮掩的洒脱。得意时，可以仰天大笑，失意时可以举杯消愁，尽兴时可以会须纵饮，落寞时可以邀月对影。天才的李白是如此的复杂，却又是如此的可爱，我仰慕他，更愿接近他

　　当然，作为有盛唐“诗仙”美誉的李白，我们更爱他的诗。读李白的诗，思想也变得开阔了，灵性也得到启发了，情感也炽热沸腾了。总觉得，那薄薄的册页，那喷薄而出的文字，总是幻化无穷，任你驰骋，任你放纵，任你奔腾，任你惊呼，如同赴一次荡涤心灵升华灵魂的精神之宴。那是一朵永不凋零的四季之花，那是一轮永不凋落的太阳，更是登峰造极的瑰丽之作，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总之，是诗歌让我走近李白，但是对李白的喜爱，却远远不止诗歌了，爱李白，甚至已经没有理由。我想，在盛唐诸多的诗人中，也只有李白，才能让人如此流连，如此留恋。

　　北宋苏东坡比徐霞客早五百年来到桐庐。这位中国古代文学最高成就代表者，桐庐因为他到来，文化得以昌盛。这条大江便失了空山鸟鸣的寂静，开始有了人类的温度，有了人类的声音，而陡然间热闹起来。

　　公元1069年，神宗皇帝起用王安石，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变法运动。由于苏东坡反对变法，于是遭朋党排挤被贬杭州。

　　苏东坡被贬杭州曾于熙宁四年和六年两赴桐庐。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2月，在杭州任通判的苏轼，放棹桐庐，过七里濑，写下了《行香子·过七里滩》：一叶舟轻，双桨鸿惊。水天清、影湛波平。鱼翻藻鉴，鹭点烟汀。过沙溪急，霜溪冷，月溪明。重重似画，曲曲如屏。算当年、虚老严陵。君臣一梦，今古空名。但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词中在对桐庐大自然美景的赞叹中，寄寓了因缘自适、看透名利、归真返朴的人生态度，发出了人生如梦的浩叹。实现了忘情物我的思想自由，完成了苦难人生的又一次超越。

　　苏东坡著名的诗句“三吴行尽千山水，犹道桐庐更清美”就是在桐庐峰回路转之间亲身感悟到的。我们可以想象，正当壮年的苏东坡手持竹杖、脚着芒鞋，行走在崎岖的山道上，穿过高高低低的溪谷，走过远远近近的山峦，历经桐庐一次次将七里滩的柔媚之美和峰的险峻之象不断变幻着呈现给他时的那分惊喜。一个封建文官，被朝廷抛弃，纵有满腹经纶，又能何为？在坠落的绝望中，他抓住了唯一能抓住的东西——诗词。僻地孤馆，他以诗词与寂寞对抗，他的创作是绝望中的一种自我援助，是为自己的内心作证。

　　苏东坡在杭州的政绩功不可没，他两度出任杭州，前后大约5年的时间，带领百姓修筑苏堤、清淤治河、防治水患、挖井引水、为老百姓解决了饮用咸水的苦恼。因此苏东坡治水传为佳话，政绩显赫，深得民心。可以说苏东坡是走遍了杭州的山山水水，直到现在杭州城还烙印着他的足迹。历史上出任过杭州知州的何止百人，可是又有几人留下功名？

　　与苏东坡心境同样苍凉的还有范仲淹。范仲淹是宋代以来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和文学家，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思想影响了无数志士仁人。范仲淹与桐庐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他也是桐庐历史发展上的重要人物。景祐元年（1034年），时年46岁的范仲淹官居右司谏，却因在朝堂上直谏“郭后无故不可废”而触怒宋仁宗赵祯皇帝，被贬守睦州。睦州时辖建德、寿昌、淳安、遂安、桐庐、分水六县，尽管州府所在地在今建德梅城，但当时睦州也别名“桐庐郡”，因而很多史书都有范仲淹“被谪守桐庐”之说。而范仲淹本人也很喜欢“桐庐郡”这个名称，据不完全统计，范仲淹诗文中用到“桐庐”或“桐庐郡”的共有22处。

　　任职睦州，范仲淹相继写下《游乌龙山寺》、《江干闲望》、《和章岷推官同登承天寺竹阁》等诗作。与此同时，范仲淹还在桐庐做了不少实事，尤其是修建了严子陵祠堂并写下《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为后人留下了“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样的千古名句。范仲淹在睦州期间写下著名的《潇洒桐庐郡十绝》，因此，“潇洒桐庐”就在近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被后人广泛运用，流传至今。

　　面对人生的苦难，这位被他同时代的另一位大诗人梅尧臣曾取别号“范桐庐”的人选择了达观。他用至情至性直面世道红尘，他将个体生命在命运五线谱上的起与落、喜与悲、苦与乐当作吟唱的韵律，他的诗词句句是情，字字如泪，直抵人心。借助诗词的力量，他把凄苦的贬途生涯走出别样的美丽。桐庐人无疑会永远感谢范仲淹，他给了桐庐一个天长地久的专词：“潇洒”，如果没有贬官范仲淹相，还会有“潇洒桐庐”吗？

　　纵观范仲淹的一生，从为学为文到做人做官，或在朝廷，或在地方，其忧国、爱民、为民的思想贯穿始终，内容丰富，内涵深邃，至少蕴藏着这样几个层面。一是担当精神。忧国、爱民、为民的范仲淹始终以天下为己任，“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臣出处穷困，忧思深远，民之疾苦，物之情伪，臣粗知之。而天赋褊心，遇事辄发，故居其外则寡悔，处于内则多咎。”二是进取精神。范仲淹一生坎坷，面对失败，他“痛心疾首，日夜悲忧，发变成丝，血化为泪”，坚信“乐道忘忧，雅对江山之助。含忠履洁，敢移金石之心”。三是革新精神。范仲淹认为爱民、为民之要须革故鼎新，“遵道求变”。最早提出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革新理论。四是大局精神。范仲淹无论身处顺境，抑或逆境，都“进则尽忧国忧民之诚，退则处乐天乐道之分”，在朝则以“至诚许国”，受贬则“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从《奏上时务书》到《上执政书》再到临终《遗表》，可以清楚看到范仲淹不为“功名之计”，只为百姓忧乐的襟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