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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0-13 05:39储劲松
□储劲松 春乍来，地气尚未萌动，风峭如鞭雨似冰，一叶木舟孤零零地漂荡在淮河上。春水泛滥，洪波涌动，水中巨蛟起伏老鼋出没，两岸田园草木仍旧荒芜。视野里只有枯索，毫无生意和趣味。四十六岁的范仲淹头戴竹笠身披蓑衣，坐在船头的交椅上呆呆望水，像一个歇息中的渔夫。妻儿和童仆在船舱中避雨，或攻书，或女工，或炊爨，聊以打发漫漫行程。汴京越来越迢遥，皇帝的面目越来越模糊，一年多来朝廷里发生的诸多事体恍如梦烟。想起《周易·夬卦》，他喃喃自语道： “《夬》，一阴处高而群阳伐之，以大制小、以正黜邪之时也。此卦一柔而乘五刚，危可知矣。” 年轻的舟子好奇地问： “知州大人，您在念避水咒么？小人听老辈说，淮神的名字叫无支祁，向他虔诚祷告，风浪就会平息。您多念几句吧，让神保佑我们顺利到达睦州。小人又听说，祷神要上供，准备香纸牛酒，不然神不高兴。他老人家要是不高兴就麻烦了……”舟子的话在风雨中听来断断续续，范仲淹听得不耐烦，打断他道： “只管小心驾船，莫要啰嗦！” 这时候，一个大浪劈头打来，船身顿时剧烈颠簸，继而醉酒似地打着旋儿，随时有可能倾覆。舟子的一只桨被风浪卷走，人也差点葬身鱼腹。范仲淹被掀到船的一侧，头上的斗笠无影无踪，衣衫鞋袜湿了个透。船舱里，大人惊呼，孩儿啼号，锅碗瓢盆叮当哐啷一件乱响，幸好人都没事。半刻后，风渐止浪渐平，惊魂甫定，范仲淹爬将起来，理了理乱发，回到船舱中换了身衣服，然后从容铺纸，拈笔写道： 一棹危于叶，旁观亦损神。 他时在平地，无忽险中人。 赴睦州经过淮河，范仲淹写了三首诗，总题为《赴桐庐郡淮上遇风三首》，这是第三首。北宋陈辅在《陈辅之诗话》中评价此诗： “虽弄翰戏语，猝然而作，其济险加泽之心未尝忘也。”身处险境，自顾尚且不暇，反而想到今后通达之时，一定要善待危难中人，范仲淹的大君子风范、道德仁心由此可见。难怪欧阳修说他 “学古居今，持方入圆”，司马光说他“天生俊贤，为国之纪”，王安石说他“一世之师，名节无疵”，张方平说他“玉气千寻，金精百炼”，朱熹说他“我朝第一流人物”。 北宋明道二年（1033）十二月，右司谏、同管勾国子监范仲淹，因谏阻仁宗皇帝废黜皇后郭氏，批逆龙鳞，违迕大臣，左迁为睦州知州。这是他第二次被贬，召回朝中还不足两年，就再次因为犯颜极谏被逐出朝廷，远放睦州。 范仲淹第一次被窜黜，是天圣七年（1029）底。其时仁宗十九岁，尚未亲政，皇太后刘氏实际执掌皇权，她也是北宋历史上第一位临朝称制的女主，史称章献明肃太后。 这年十一月冬至日，皇太后大寿。之前她暗示宰执大臣，让皇帝届时率领文武臣工在会庆殿列班朝拜，为自己祝寿。时任秘阁校理范仲淹闻言，上疏极力反对。他说： “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又说，天子为母亲祝寿，在内宫行家人之礼即可。让天子率领百官为皇太后祝寿，有亏君主体面，有损朝廷威严，违反祖宗成宪，万万不可开此先河。 奏疏呈上， “不报”，也就是无只字回应。史书中，大凡记载臣子“疏入不报”，就是奏疏中的话不中听，懒得回复，甚至大大逆反上意，惹得人主怒火中烧。上书人自讨没趣，要么识机闭嘴，要么硬着头皮，冒着极大的风险继续赴汤蹈火。以范仲淹之明敏，他不可能不知道皇太后的意思。但他以为，君子为了道，舌可割，头可断，但决不可以缄默。于是接着又上一疏，奏请皇太后拆帘，还政于皇帝。《乞太后还政奏》： “陛下拥扶圣躬，听断大政，日月持久。今上皇帝春秋已盛，睿哲明发，握乾纲而归坤纽，非黄裳之吉象也。岂若保庆寿于长乐，卷收大权，还上真主，以享天下之养？” 他的意思是太后执掌皇权很久了，现在皇帝已经长大，请太后将军国大权交还真龙天子，退居深宫，安心颐养天年。与上一道尚算克制的奏疏相比，这道奏疏更加直白露骨。他要把皇太后拉下龙椅。 资政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兵部侍郎、秘书监晏殊得知，大惊失色，严厉责备范仲淹说：这是你一个小小秘阁校理该说的话吗？如此狂妄自大，如此强辞邀名，不单你自己将要大祸临头，还要连累到我。晏殊是范仲淹的大恩人，范仲淹入朝任官职是他所荐，之前也多次称誉和帮助范仲淹。终其一生，范仲淹对比自己小两岁的晏殊恭持门生之礼。面对恩师的指责，范仲淹正色抗言道： “仲淹受明公误知，常惧不称，为知己羞，不意今日更以正论得罪于门下。”大言炎炎，无可辩驳。正在气头上的晏殊听了这一番话，顿时哑口无言。在随后的《上资政晏侍郎书》中，范仲淹又用洋洋四千字，再次向晏殊申述自己冒死谏诤的正大理由，说不如此则耻列门墙，愧对恩师栽培。晏殊读后，感愧莫名。 皇太后见到这两道奏疏，内心的愠怒自然是一次甚于一次，但她很有涵养，并未立即发作。脱脱帖木儿主持编撰的《宋史》说，真宗崩逝时，遗诏尊刘氏为皇太后，令她权取处分军国重事，也就是让她代皇帝暂时执掌天下。刘氏是一个非同凡响的女人，系宋朝著名贤后之一。 《宋史》评价她： “初，仁宗即位尚少，太后称制，虽政出宫闱，而号令严明，恩威加天下。”又说， “当天圣、明道间，天子富于春秋，母后称制，而内外肃然，纪纲具举。”在她执掌国事期间，宋家天下大体上堪称治世。 皇太后仍然“不报”。只是寿仪照样进行，皇权仍然紧紧攥在她手中。范仲淹的两道奏疏石沉大海，无一字回复。皇太后的意思已经很明了，范仲淹再不识趣，下场就会很惨。范仲淹只好自己找台阶下，请求调到外地任职。皇太后巴不得如此，很快批准他的请求，命他到河中府（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任通判。范仲淹这次外放，名为自请补外，实际上就是贬谪。 北宋僧人释文莹在笔记体野史《湘山野录·续录》中，说了一个故事：章献太后临朝听政，在即将过大寿之前的一天，突然派遣心腹内侍向范仲淹秘密转达她的话： “今后凡有大号令，不须强上拗，三五年为一宰相不难至。”意思是今后凡是她有大举措，请范仲淹把嘴巴紧闭着，少多嘴多舌，以后自然有他的好处。她开出的条件不能说不优厚，但范仲淹不为所动，仍然多次直言进谏，以至直接威胁到她的统治权，终于大大惹恼了太后。 这个江湖版的朝中掌故，我以为可信度很低。不说别的，释文莹把范仲淹当时的官职都弄错了，秘阁校理错成了右司谏，内容之荒诞无稽由此可以想见。 明道元年（1032）三月，章献太后崩逝，仁宗亲政，终于当上了真正的天子。即位之后，他立即启用贤良，压制佞幸，因言获罪的范仲淹也被召回朝廷，任右司谏。 自少小苦读圣贤书、大通“六经”之旨起，范仲淹就以兴王道、致太平自任，以经世济民、福泽天下为使命。少年时，他就对人说，此生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二十七岁成进士走上仕途之后，无论任朝官还是地方官，对朝政缺失、民生疾苦、官员任用不当等，他随见随谏，终其一生从不缄默，先后四次被贬也毫无悔意。他存世的文章，奏疏占了一大半。这次回朝任谏官，他感激仁宗的赏识和拔擢，因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进谏更加频繁也更加直切。 第二年年底，宫中发生了一件轰动朝野的大事，皇后郭氏被废。 这个郭皇后，是平卢节度使郭崇的孙女，当初与已故左骁卫上将军张美的曾孙女张美人同时入宫。仁宗宠爱张美人，想立她为皇后，但章献太后为巩固政权，作主立郭氏为后。郭皇后生性善妒，又有皇太后撑腰，在后宫颇为傲慢专横，其他嫔妃难得有与皇帝亲密相处的机会。仁宗怀恨在心，又拿她没有办法，只能忍气吞声。章献太后归天之后，仁宗这才解脱了紧箍咒，可以随心所欲。失了势的郭氏，虽然贵为后宫之主，却不被仁宗待见，自然是满腹牢骚。又见仁宗宠爱尚美人和杨美人，尚美人的父亲恩宠冠于京师，比自己的父亲威风多了，醋意于是时常发作，经常不顾场合当面辱骂两位妃嫔，甚至在皇帝临幸她们时，打上门去。 某日，郭皇后与尚美人当着仁宗的面再生口角，尚美人对郭皇后出言不逊。郭皇后不胜愤恚，动手去扇尚美人的脸；仁宗护着尚美人，起身去阻拦，郭皇后这一扇，就扇到了仁宗的脖颈上，留下几道鲜红的爪痕。仁宗大怒，拂袖而去。内侍阎文应深知皇帝早有废后的心思，于是鼓动仁宗把爪痕给宰相吕夷简看。吕夷简与郭后早有矛盾，趁机力劝仁宗将她废黜。他说，汉光武帝刘秀是一代明主，他的皇后陈阿娇只因心怀怨望就被废黜，何况郭氏竟敢抓伤至尊？吕夷简又暗示谏官范讽向仁宗进言： “后立已有九年，尚无子，义当废。”本来还有所顾虑的仁宗，此时决意废后。 禁中之语外泄之后，朝野议论纷然。范仲淹风闻此事，坐卧不安，立即上疏谏阻。其《谏废郭后奏》云： “后者，所以掌阴教而母万国，不宜以过失轻废之。且人孰无过？陛下当谕后失，置之别馆，择嫔妃老者劝导之，俟其悔而复宫。” 老谋深算的吕夷简，料到谏官和御史会上疏进谏，早就知会中书门下，不得接受台谏官谏阻废后的章奏，范仲淹的奏疏也就不得其门而入。言路不通，范仲淹只好联合御史中丞孔道辅，率知谏院孙祖德，侍御史蒋堂、郭劝、杨偕、马绛，殿中侍御史段少连，左正言宋郊，右正言刘涣等人，齐摆摆跪在垂拱殿门外，乞求仁宗召见，听他们陈述皇后不当废黜的理由。仁宗充耳不闻，被烦扰不过，令吕夷简面见范仲淹等台谏官，申谕皇后当废之因。争论中，吕夷简败下阵来，只好说，老夫的话既然听不进去，那就请诸君到天子面前说吧。但垂拱殿大门紧闭，天子拒不纳谏。范仲淹等人无奈，只好讪讪退出宫禁，路上相约第二天一早集体到宰相府再次论争。 谁知翌日天未亮，诏书就下达了，对强行进谏的台谏官，重者放黜，轻者罚钱。孔道辅贬泰州知州，范仲淹贬睦州知州，孙祖德等人各罚铜二十斤。诏书还说，自今往后，谏官和御史不得相率请对。随即，侍卫就将范仲淹等人逐出京师，呵令他们立即前往贬所，不得羁迟，并且不准回家准备行装。 郭皇后自然被废掉了，废后诏书说： “皇后以无子，愿入道观，特封其为净妃、玉京冲妙仙师，赐名清悟，别居长宁宫以养。”两年后，郭氏小病，莫名其妙暴死于长宁宫。有人说是阎文应所为，因为他曾领太医为郭氏治病，但找不到他下毒的证据。南宋王称《东都事略》说，皇后位置空缺，仁宗欲立民间女陈氏为皇后，因吕夷简强烈反对而作罢。 范仲淹和吕夷简他们争论的，当然不只是皇后当不当废黜本身。其实那是皇权、相权以及台谏官三者之间的相互牵制与博弈。 景祐元年（1034）正月，范仲淹被驱离京师，前往贬所睦州。 睦州在今天的浙江省建德、淳安、桐庐一带。范仲淹携一家十口，乘船由北往南，沿颖水、淮河而下，入富春江，历尽风涛险恶，于三月中旬到达桐庐，四月抵州治建德。途中作《出守桐庐道中十绝》，其一云： “陇上带经人，金门齿谏臣。雷霆日有犯，始可报君亲。”其七云： “万钟谁不慕，意气满堂金。必若枉此道，伤哉非素心。”由这组诗可知，当时范仲淹的逐客心态是很复杂的，但大体上落实在“素心”二字。所谓素心，就是儒家尊崇的道，就是初心。 素心无瑕，纯白如圭。 范仲淹抵达桐庐后的第一件事，是依例给仁宗上谢表。一番真真假假的客套言辞之后，他用了一大段文字，重述对废黜郭皇后的反对意见，并以历史上汉武帝废黜陈皇后立卫子夫、魏文帝杀甄皇后立郭妃、唐高宗废黜王皇后立武昭仪等为例，说明轻易废立皇后，极有可能导致后院起火，甚至导致江山板荡，再次劝说仁宗收回成命。谏语谔谔，奈何无益。 其《谪守睦州作》说： “重父必重母，正邦先正家。一心回主意，十口向天涯。”前两句，暗含规劝仁宗之语：君为父，后为母，正邦国必先正后宫。后两句，则是自己心曲的表露：他的谏诤，上为君主，下为黎民，哪怕窜逐远方也不悔恨。 多年以后的庆历六年（1046），范仲淹在邓州，应贬谪岳州的同年好友滕宗谅（字子京）之约，为重修岳阳楼作记，文章中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又说， “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他先忧后乐的“古仁人之心”，来自儒家经典，并且一生始终不渝地践行。 君子之道，如阳春白日，照临苍生。 睦州在浙西，为江左偏州，离京师有千里之遥，境内有富春江、分水江、富春山、桐君山、乌龙山、严子陵钓台、方干处士旧居、承天寺等风景名胜和文化古迹。 古代人口稀少，交通不便，除了京师所在地和边防重地，一般州郡的事务本就不多，主要是征收赋税、分配徭役和维持地方稳定。右文轻武的北宋更是如此，边远州郡的长官是闲差事。以范仲淹允文允武的大才，治理一个小州无异于牛刀宰鸡。当时，两浙民风轻躁而不刚。范仲淹治理睦州，对州中豪横如虎者，以文化之，对弱小的闾阎百姓，则多方拯济。一文一仁，不久睦州大治。 通与塞，擢与贬，达与穷，于凡庸之辈，无不喜前者而厌后者。但心怀天下的仁人志士，在逆境也能履险如夷，淡然处之。 范仲淹刚到睦州，就爱上了这里的山川风土。他在给恩师晏殊的书简中说，睦州满目奇胜，渔钓相望，群峰四来，翠盈轩窗，同僚中有章、阮两位擅文章、能弹琴的雅人，林中僧人乡间野客也往往上门来讨论诗歌，门生在这里作知州，大得隐者逍遥之乐。又半真半假地说，自己生怕有一天蒙恩被调离。在给其他友朋的信中，他一再说，睦州江山清绝，明丽照人，风月有旧，使人愉然。 《与曹都官书》：“大为拙者之福。” 《与谏院郭舍人书》： “曾不知通塞之如何。” 《与王状元书》： “某四月半到郡，重江乱山，目不可际……而水石琴书，日有雅味，时得佳客，相与咏歌。”又在《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中说： “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风飞。” 公务之暇，范仲淹或研读《周易》，或援琴写怀，或者与同僚和当地雅士遍览州内的奇山胜水，写了不少诗歌文章，如《新定感兴五首》 《游乌龙山寺》 《江干闲望》 《斋中偶书》 《和章岷推官同登承天寺竹阁》等，多是自抒闲怀之作。 他在睦州写的诗歌，最有名的是《潇洒桐庐郡十绝》。这十首诗的第一句，都以“潇洒桐庐郡”起首。潇洒的，既是山川，也是他这个知州。诗中说： “劳生一何幸，日日面青山。” “人生安乐处，谁复问千钟。”又说：“相呼采莲去，笑上木兰舟。” “使君无一事，心共白云空。”细细品来，全然是遁世无闷之语，其清逸、喜乐自内心天然生发，较之后来欧阳修在滁州写的《醉翁亭记》，更无一丝造作。 范仲淹在睦州所作文章，以《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为第一。这篇文章和《岳阳楼记》，是范仲淹文章的代表作。范仲淹传世作品，文章之外，诗以 《江上渔者》 《河朔吟》为代表，词以《渔家傲·秋思》 《苏幕遮·怀旧》为代表，政论以《上执政书》 《答手诏条陈十事》为代表，另外还有为数众多的赋、义、论、议、赞、颂、述、序、跋、牒、祭文、墓志铭、表、状、奏、札子、书简、榜约……文学成就可谓辉映日月。范仲淹是北宋继王禹偁之后的第二代文坛盟主，但客观而言，在大文人层出不穷的北宋，与欧阳修、苏轼、梅尧臣、尹洙、苏舜钦、黄庭坚诸人相比，其成就到底还是逊色一些。清人蔡铸在《蔡氏古文评注补正全集》中说，范仲淹“不以文章见长，而文章自堪千古，所谓有德者必有言也。”这话初看，像是冒犯，其实是很高的评价。明代周孔教为万历本范仲淹文集作序，说范仲淹的文名为功德所掩盖，流传天下的只有《岳阳楼记》和《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两篇。确乎如此。时至今日，现代人所熟知的范仲淹文章，则只剩下《岳阳楼记》一篇了，还是教科书的功劳。 对于胸有开物成务之略、怀有安邦定国之志的范仲淹来说，文学、书法和琴艺之类，只是余事、闲事、末事。出仕以来，他从没想过要以诗文名世。他认为，诗歌文章是明道、载道、贯道之器，所以从不为诗而诗、为文而文、为书而书、为琴而琴，更不刻意经营。他还在家书中，劝诫子弟不要迷恋书法，以免把自己的志向养小了，虽然他的书法端雅沉着，深得晋人笔意，倍受晏殊、杜衍、蔡襄、黄庭坚、王世贞等人称道。因从不刻意，其文章自然工巧。范仲淹文章之妙，由这篇祠堂记可知，实在是“圣贤经济”与“才子文章”兼得之。正如元代耶律楚材所言： “夫文章，以气为主，浩然之气养于胸中，发为文章，不期文而文有余矣。古之君子，其文见于简策，宏深浑厚，言近而旨远，辞约而义深，非后世以雕篆为工者所能比，盖其浩然之气贯于中也。”北宋文坛公认的盟主，首先是王禹偁，接着是范仲淹，后来是欧阳修，再后来是苏轼，四位“文章丈人”的盟主之名岂是浪得的？ 睦州文化古迹，以桐庐严子陵钓台为最。严子陵名严光，是东汉著名隐士， 《后汉书·严光传》所谓“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他与汉光武帝刘秀是同窗也是好友。刘秀开创东汉，握赤符，穿龙袍，仍然不忘这个少年知己，曾多次专程派人到严光隐居的富春山看望他，并恳请他出山做官，帮助自己治理天下。严光被逼无奈，到过洛阳一次，刘秀与他像从前一样睡在一张床上，半夜，严光故意把脚放到刘秀的肚子上，留下“客星犯帝座”的著名典故。刘秀请他做谏议大夫，他不肯，执意回到富春山麓，以耕读垂钓为乐。他垂钓的地方，原名七里濑，后来被称作严陵濑，他垂钓的大石头，被称作严子陵钓台。 时间过去了一千年，范仲淹来此地作知州，景慕严子陵为人，在钓台下专门建了一座严子陵祠堂，并亲自写了祠堂记。不足三百字的《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文情峻丽，淳重清劲，浩然正大，我以为是范仲淹文学成就之集大成者，虽然远不如后来的《岳阳楼记》有名。就像苏轼赤壁二赋，固然是上佳之作，我以为其神采和意味，不如他那篇只有百来字的《记承天寺夜游》。 范仲淹在祠堂记中说： “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在无数文人墨客吟咏刘秀与严光的诗词文章中，他独发卓见。末了，他高度评价严光：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每每读这十六个字，我总在想，它们恰恰也是范仲淹一生的传神写照，比富弼、韩琦、苏轼、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张方平、朱熹等人对范仲淹道德、政绩、经术、文章的评价，更为契合。刘秀与严光少年时“相尚以道”，隔着一千年的漫长光阴，范仲淹引前贤严光为知音，也有“相尚以道”的意思。或许，在当时的逆境中，他也是以严光后身自许的。 祠堂记写好之后，他给篆书名家邵餗写了一封信，请求他书丹，再刻于石上。在《与邵餗先生书》中，范仲淹先是向邵餗说明了构建严子陵祠堂的用意： “既抵桐庐郡，郡有严陵钓台，思其人，咏其风，毅然知肥遁可尚矣。能使贪夫廉、懦夫立，则是有大功于名教也。构堂而祠之，又为之记，聊以辨严子之心，决千古之疑。”接着请他的墨宝： “今先生篆高四海，或能枉神笔于片石，则严子之风复千百年未泯，其高尚之为教也，亦大矣哉！”邵餗接到书简，欣然从命。 范仲淹又请来擅长画古衣冠人物的会稽僧人悦躬，画了一幅严子陵像，恭恭敬敬张挂在祠堂中，接受香火供奉。 除了祠堂记，范仲淹还以刘秀和严光故事为题材，写了一首《钓台诗》： “汉包六合网英豪，一个冥鸿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云台争似钓台高。”诗中，他把严光比作高飞天宇的鸿雁，并且嘲讽汉宫云台阁与严子陵钓台试比高低。关于这首诗，释文莹在《湘山野录》中说其原委： “范文正公谪睦州，过严陵祠下，会吴俗岁祀，里巫迎神，但歌 《满江红》，有'桐江好，烟漠漠。波似染，山如削。绕严陵滩畔，鹭飞鱼跃’之句。公曰： '吾不善音律，撰一绝送神。’吴俗至今歌之。”其记载真实性不详，只可参读。 严子陵钓台，此前人迹罕到。自从范仲淹构建严子陵祠堂，为之写记，并且免除了严光后代四户人家的赋税，让他们专心奉祠之后，这里才成为著名的人文景观。时间又过去了一千年，今天的人，无论雅俗老幼，到桐庐必游钓台，必观瞻严氏宗祠。 桐庐境内，又有唐代诗人、处士方干的旧居，在严子陵钓台东面的青山之中。范仲淹由睦州移守苏州途中，曾经到访。在《留题方干处士旧居》诗前小序中，范仲淹说，他去姑苏赴任途中，从钓台下经过，因而登台观览。极目四望，忽然看见东面的群峰一片翠碧，悠悠白云徐徐而生，桐庐父老说，白云深处是方干处士的旧草庐，于是慕名前去造访。那个时候，方干的后代子孙仍有许多人以儒学为事业，八世孙方楷刚刚登进士科归来。范仲淹于是留诗二十八个字，并请人画方干处士像，挂在严子陵祠堂东面的墙壁上，又应方楷的请求，将诗写在画像的左侧。诗云： “风雅先生旧隐存，子陵台下白云村。唐朝三百年冠盖，谁聚诗书到远孙。” 范仲淹谪守睦州，包括路上行程耽搁，前后不到半年，朝廷就调他任苏州知州。苏州是他的故乡，那里有很多他从未见过面的远房亲人，而且正在发生严重的水涝灾害，公私事务繁剧，他沽酒听渔歌、吏隐白云边的生活仅得半载。 景祐元年 （1034）六月，离开睦州那一天，范仲淹身穿白衣，在钓台上抚琴一曲，舞剑一回，依依惜别而去。 琴与剑，古代君子随身佩饰之物，一阴一阳，一柔一刚，取《周易·蒙卦》刚柔相济之意。 范仲淹一生怀王佐之才，出将入相，琴、剑、书从不离身。按南宋楼钥所修《范文正公年谱》所记，范仲淹不到两岁，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带着他改嫁山东淄州长白山朱文翰，并把他的名字改成朱说。二十三岁，他无意中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感愤自立，决欲自树立门户”，于是“佩琴剑”，径自往南都商丘求学。母亲得知后，赶紧派人去追，范仲淹托那人告诉她：儿子打算用十年时间刻苦攻读，登进士第后，再来迎接母亲。 范仲淹喜欢弹古琴，但平常只演奏《履霜操》这支曲子。司马光《涑水记闻》： “范文正公喜弹琴，然平日止弹《履霜》一操，时人谓之范履霜。” 《履霜操》是古乐府琴曲名。按东汉蔡邕《琴操》的说法，这首著名的古琴曲，是西周名臣尹吉甫的儿子伯奇所作： “伯奇无罪，为后母谗而见逐，乃集芰荷以为衣，采楟花以为食。晨朝履霜，自伤见放，于是援琴鼓之而作此操。曲终，投河而死。”唐代的韩愈曾以此为题，写诗道： “履朝霜兮采晨寒，考不明其心兮听谗言，孤恩别离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斯愆，痛殁不同兮恩有偏，谁说顾兮知我冤。” 《履霜操》是遭谗被逐者的心声。我以为，范仲淹平生爱弹这首曲子，应当与其屡次因言事被谗言攻击、一再遭遇贬谪有关。 履霜，行于霜上，其寒可知，其危可知。 景祐二年（1035）十月，朝廷除范仲淹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随即从苏州召还朝中，判国子监。还朝后，身为皇帝身边的侍从之臣，他论事更加急切，多次与宰相吕夷简发生冲突。吕夷简对他既敬又惮，故意擢升他为尚书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开封府是京师所在地，事多任重，吕夷简的本意，是让范仲淹陷于事务的罗网，无暇频繁进言论事，同时希望他出点什么差错，以便顺理成章地罢去。但范仲淹明敏通决，照事如神，很快将开封治理得井井有条，以至京师传出歌谣： “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希文是范仲淹的字。 第二年五月，范仲淹根据当时形势，建议仁宗尽快修缮巩固西京洛阳，以防西夏、契丹入侵中原。他说，洛阳十分险固，而汴京是四战之地，天下太平时天子居汴京，假如发生战事，天子可以移居洛阳，因而要赶紧修缮西都，储备物资。吕夷简则坚决反对，嘲讽范仲淹“迂阔，务名无实”。范仲淹听说后，连上《帝王好尚论》 《选任贤能论》 《近名论》 《推委臣下论》四论，主张强化皇权，削弱相权，四论的矛头均直指吕夷简，揭露他擅权市恩。 接着，范仲淹又给仁宗上《百官升迁次序图》，对朝中现任官员一一进行分析，说某某是按照次序正常升职，某某是吕夷简超擢任用。他强烈指责吕夷简在朝中任意安插亲信，暗自结党营私，建议近臣进退之权应当由皇帝作主，不应当让宰相把持。并且，他还把吕夷简比作西汉的张禹。张禹是汉成帝时的丞相，当时外戚王氏擅权，引起汉成帝的猜疑，但张禹阿附王氏，力劝汉成帝信任王氏，为王莽篡汉埋下伏笔。范仲淹《指陈时政奏》： “汉成帝信张禹，不疑舅家，故有王莽之乱。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张禹坏陛下家法，以大为小，以易为难，以未成为已成，以急务为闲务者，不可不早辨也。” 据史实而论，吕夷简是北宋名相之一，并非章惇、蔡京、童贯、高俅这样的下流奸臣。他担任宰相多年，三次罢相又三次复相，任宰执期间，天下号称太平，仁宗对他很是器重和信赖。宰相有用人之权，偶尔重用亲信也属正常，范仲淹把他比作张禹，确实过分了。并且，范仲淹与韩琦后来经略西北、对抗西夏时，吕夷简在朝中鼎力相助。其间，范仲淹频遭谗言陷害，吕夷简在仁宗面前百般周旋，维护范仲淹，蔼然有长者之风。他们后来握手言和，勠力国事。 范仲淹屡次剑指吕夷简，吕夷简当然怒不可遏，恨不能把他放逐到天涯海角。范、吕二人，曾当仁宗之面激烈争执，吕夷简指斥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争论不过，退朝后连上几道奏疏辩论，言辞一次比一次锋利。仁宗深知范仲淹忠诚，但他更加袒护吕夷简，于是罢去范仲淹天章阁待制的内朝职务，贬为饶州知州。过了两年，仁宗才在《内降札子》中说：范仲淹贬放饶州，非但因为他诋毁宰相，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他曾经秘密建言，请仁宗立皇太弟为皇位继承人。 殿中侍御史韩渎等人，趁机逢迎吕夷简，奏请以范仲淹朋党张榜于朝堂，戒百官越职言事。 《宋大诏令集·责范仲淹敕榜朝堂》： “范仲淹比缘升擢，骤委剧烦。罔畏官守之隳，专为矫厉之趣。奏述狂肆，疑骇众多。既妄露于称荐，仍密行于离间……沽激名誉，协比朋俦，务骋谲辞，有玷醇治。” 其时，范仲淹以刚正不阿的高尚人格，在士林已经享有重望。这回再贬江南，众多谏官和御史都知道范仲淹冤枉，但慑于诏令和宰相的威势，大多不敢为他辩护。只有秘书丞、集贤校理余靖上书论辩救护，请仁宗速改前命。余靖因公然对抗朝廷而落职，被贬到均州监酒税。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尹洙见余靖被贬，也连忙上书，说自己与范仲淹义兼师友，请求连坐，于是被贬为崇信军节度掌书记、监郢州酒税。馆阁校勘欧阳修气愤不过，给右司谏高若讷写了一封长信，说范仲淹平生刚正好学、博古通今，朝中大臣没有人可以与他相比。并指责高若讷身为谏官，在大是大非面前沉默不言，失职倒也罢了，反而在背后说范仲淹被贬是罪有应得，不知羞耻两个字是如何写的。末了说： “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高若讷一看，羞愤难当，果然把这封信呈给仁宗。仁宗气得发抖，将欧阳修贬到荒远的峡州，任夷陵县令。 在西京洛阳任留守推官的蔡襄闻知，感愤而作《四贤一不肖诗》，高度赞扬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四人是大贤，骂高若讷是奸臣，说他“袖书乞怜天子傍”。这首诗一时传唱四方，士林舆论以四贤为荣。在长安为父守制的苏舜钦听说后，作《闻京尹范希文谪鄱阳尹十二师鲁以党人贬郢中欧阳九永叔移书责谏官不论救而谪夷陵令因成此诗以寄且慰其远迈也》，讥嘲说： “朝野蔚多士，衮然良可羞。”后来，与范仲淹同朝为官的韩琦说，范仲淹始开天下正人之路。朱熹也说，范仲淹厉廉耻、振士气，开宋朝忠义之风。 不该贬的都贬了，不该罚的都罚了，不该沉默的也都沉默了，此事貌似告一段落。但发生在范、吕之间的这场激烈交攻，双方及其拥趸都有些意气用事，开了宋朝朋党之争的先河，史称“景祐党争”，其负面影响极其深远。范仲淹、吕夷简以及欧阳修、余靖、尹洙、蔡襄等人，谁都不曾料到，朋党之争会将宋朝带进万劫不复的深渊。这是后话。而经此风波，范仲淹士林领袖的地位逐渐形成，天下想望其风采，贤良士大夫以不能登其门为耻。譬如身为后辈的苏轼，在范仲淹去世后，应范仲淹之子范纯仁之请，为范仲淹文集作序，在序言中就说，平生以不识范文正公为恨事。 按照当时惯例，朝中官员贬放地方，与其有交游的官员可以在都门设宴送别，甚至留连数日。范仲淹这次远黜出京，前来饯行的，却只有龙图阁直学士李纮和集贤校理王质，其他人怕遭到宰相打击报复，不敢露面。 其时，王质生病告假在家，他听说范仲淹即将赶赴贬所，带病率领子弟到东城门相送。有人劝他：你在病中，完全有理由不露面，奈何自陷于朋党？王质说： “范公天下贤者，质何敢忘之？若得为其党人，公之赐质厚矣。”劝他的人一听，为之勾头缩颈。 景祐三年（1036）五月，范仲淹第三次被贬，于八月抵达饶州（治所在今江西鄱阳县）。初到饶州，其心迹由《依韵酬黄灏秀才》一诗可略知一二。诗云： 再贬鄱川信不才，子规相爱劝归来。 客心但感江山助，天意难期日月回。 白雪孤琴弥冷淡，浮云双阙自崔嵬。 南方岁晏犹能乐，醉尽黄花见早梅。 天意难回，皇帝听不进逆耳忠言，履霜者跌倒，再次远谪南方。他的琴声幽咽冷淡，他的剑气仍然凛凛。 与王禹偁、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逐客相比，范仲淹的数次贬黜之地都不是最糟糕的，无论是之前的河中府、睦州，还是现在的饶州。或者离京师很近，或者虽远在南方但并非荒州，并且大好山川可人心意。范仲淹本人也这样看。他在贬所给仁宗和大臣的上书，以及给亲友的信简，屡屡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饶州在江西省东北部，因“山有林麓之利，泽有蒲鱼之饶”而得名，管辖鄱阳、余干、万年、德兴、浮梁、乐平、余江七县。州治所在地鄱阳县，有“七县之会饶州府，景秀江南鱼米乡”的美誉。这里山水秀拔，气候温润，范仲淹显然很喜欢这里，在《和葛闳寺丞接花歌》中，说自己“谪官却得神仙境”。同一诗中，他以西汉谪放长沙的贾谊自比，说面对再次迁谪，自己完全不以为意，心境旷达，视荣辱如同浮云： “朝违日下暮天涯，不学尔曹向隅泣。” “自可优优乐名教，曾不恓恓吊形影。” 在《饶州谢上表》中，范仲淹对仁宗说： “情虽匪他，罪实由己。然而有犯无隐，惟上则知；许国忘家，亦臣自信。伏蒙皇帝陛下惟天为量，无大不容；与日垂光，何微弗照。止削内朝之职，仍分外补之符。当死而生，自劳以逸。君恩弥重，臣命愈轻。敢不动静三思，始终一志。此而为郡，陈优优布政之方；必也立朝，增蹇蹇匪躬之节。” 他深知仁宗对自己寄予厚望，也深知皇帝的难处，虽三遭贬黜，但许国忘家之心从无更改，假如再次回朝，他仍然会直言极谏。 刚到饶州，在建德任县令的友人梅尧臣，给范仲淹寄了一首《啄木》诗和一篇《灵乌赋》，劝他吸取教训，学做报喜之鸟，不做报凶的乌鸦， “事将先兆而献忠，人反谓尔多凶”，告诫他“结尔舌兮钤尔喙”。对于梅尧臣的善意规劝，范仲淹回赠了一篇《灵乌赋》，说： “知我者谓吉之先，不知我者谓凶之类。”并坚决表示，自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在给谢绛的酬唱诗《和谢希深学士见寄》中，他自白： “心焉介如石，可裂不可夺。尽室得江行，君恩与全活。回头谏诤路，尚愿无壅遏。”又《鄱阳酬泉州曹使君见寄》： “志意苟天命，富贵非我望。” “王章死于汉，韩愈逐诸唐。狱中与岭外，妻子不得将。” “我爱古人节，皎皎明于霜。今日贬江徼，多惭韩与王。” 但即使胸襟宽阔如范仲淹，在饶州贬所，偶尔也有失落孤清的时候。 《江上渔者》：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谁说这首写长江打鱼人的诗，没有寄托着诗人的身世之感呢？此时的范仲淹，不就是那驾着小舟，在风浪中出没的打鱼人么？只不过，江上渔者打的是鱼，他为之坚守的则是道。 饶州公务繁杂，民风顽劣好斗，官吏多狡猾，遇事常常暗中阻梗。范仲淹刚到饶州，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兴学校，移风俗。原来的州学狭小而破旧，范仲淹精心选择了一块林木掩映的好地方，予以重建。新学校紧邻妙果禅院和东湖等数个湖泊，建成后，来此学习的生徒众多，饶州因之学风大盛。范仲淹对饶州百姓说，东湖像一个大砚池，妙果寺塔像文笔峰， “二十载后，当有魁天下者。”果然如范仲淹所料，治平二年（1065），饶州学子彭汝砺状元及第，其胞弟彭汝霖进士及第，从此，当地代代出人，民风也得到很大转变。北宋陈贻范《鄱阳遗事录》记载：范仲淹知饶州，某日相度州学新址，说： “妙果禅院一塔高峙，当城之东南，屹立千余尺，饶之文章应也。城之下枕瞰数湖，水脉连秀，抑为儒者滋显也。”于是为妙果寺塔取名为文笔峰，为东湖取名为砚池。 事实上，范仲淹做地方官所到之处，无论在睦州、苏州、饶州，还是后来在润州、越州、邓州、杭州、青州，他最大的功德，一是兴建学校，延请名师，教育人才，二是不遗余力地向朝廷举荐人才。范仲淹流传下来的文章，粗略一数，仅向朝廷举存人才的状和奏，就有四十多篇。后人纪念和赞颂他办学功绩、举贤任能的诗歌文章，从北宋一直绵延到清代，历代层出不穷。北宋家安国在《范文正公祠堂记》中的话很有代表性。他说，学校是礼乐教化之门，宋朝百年圣治，学校功劳不可磨灭，而范仲淹首开兴学之门，天下纷纷效仿，所谓“雍泮之水，洗天下之心，后进之君子，先进之野人，参轨结辙，可以论述制作者，与时辈出”。各地百姓为感谢和纪念范仲淹，在他生前或逝后，自发建立范公祠、范公读书堂一百多处。清康熙本《范文正公文集》在附录《遗事》中记载：饶州州学有十八棵古松柏，栽植于范仲淹任饶州知州时，历朝历代的人都称之为范公柏。 迁建学校之外，范仲淹又在饶州城偏北创建了庆朔堂，作为发布政令、承宣风教的场所，并在庆朔堂侧边的小径两旁，亲手栽了两棵蜀锦海棠。不久，他移守润州，其时海棠花还未开放。后来，范仲淹作《怀庆朔堂》诗：“庆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开。年年忆着成离恨，只托春风管勾来。”范仲淹去世之后，每当海棠花开，当地吏民都来祭奠，后来那两棵海棠枯萎了，重新补种了两棵，人们仍坚持说那是范公亲手所植。南宋王十朋《庆朔堂》诗记此事： “昔日栽花者，官移花未开。旧花今岂在，犹说范公栽。” 南宋徐度《却扫编》说，范仲淹《怀庆朔堂》诗，是赠给天庆观道士的。也有人说，范仲淹这首诗，是给一名乐妓写的情诗。南宋吴曾、俞文豹、姚宽，分别在 《能改斋漫录》《吹剑录》 《西溪丛语》中，说了同一个逸闻：范仲淹在饶州创建庆朔堂，时常与当地雅士在堂中饮酒高会，并召乐妓佐酒。乐妓中有一个年纪尚幼，头梳双鬟，范仲淹颇为动心。离开饶州后，范仲淹寄《怀庆朔堂》一诗，给饶州继任知州、同年进士、好友魏介，同时寄去一些胭脂和一首诗，托魏介转赠给这名小妓。诗是这样写的： “江南有美人，别后常相忆。何以慰相思，赠汝好颜色。”魏介于是买下这名乐妓，送给了范仲淹。姚宽并且还说，范仲淹这首诗的墨迹，当时还在鄱阳士大夫家里。清代学者谢启昆读范仲淹的诗，写诗评道：“《履霜》一操写朱丝，满目诗情野望时。管领春风无限意，何妨别后寄胭脂。”也暗指此事。但我仔细检索中华书局所编《范仲淹全集》，并未见到这首诗。或是编者有意遗漏？或者此事纯属子虚乌有？ 有也好，足以证明以道自任的范仲淹，不是迂夫子、木头人，而是如《世说新语》中谢安评价桓伊之语，也是个“一往有深情者”。爱恋少女，一点儿也不影响他“希世之伟人”（南宋《追封魏国公诰》）的高大形象。读他的婉约词《苏幕遮·怀旧》和《御街行·秋日怀旧》，更可见他心间曲曲折折明明暗暗的你侬我侬。 无也罢，吴曾等人的风月闲话，为大德君子增颜色，发性情，添人间烟火气，也可稍助里巷谈资。 范仲淹爱饶州，饶州人更敬重范仲淹。 饶州城中有一座山，名五老峰，山中有寺观，名芝山禅院，寺中有一座亭子，名五老亭。范仲淹诗《芝山寺》中有“偶临西阁坐，五老夕阳开”的句子。楼钥《范文正公年谱》说，饶州人踏青来到亭中，称亭子为“范公五老亭”。 《年谱》又说，饶州又有九贤堂，自北宋开宝到绍圣百余年间，来饶州作知州的共计六十八人，名列九贤的，只有范仲淹一人。并且，饶州人在颁春堂、天庆观、州学讲堂三处，为范仲淹立祠， “由景祐距此六十载，牲牢日盛，凡祷晴雨及州官之到罢，皆致礼焉。” 在饶州，范仲淹还奏免乌衔茶充贡，和德兴冶场的贡课，在一定程度上纾解了当地因繁重赋税带来的苦难。南宋初年，王十朋在鄱阳建思贤堂，在州学建敬爱堂，立颜范庙，纪念对饶州有大恩大德的颜真卿和范仲淹。其《颜范祠堂记》说： “唐颜文忠公、国朝范文正公，时异道同者欤？忠孝之性，仁义之学，文武兼资之才，正色立朝，见危致命，毅然不可夺之大节，特书大书于史，如出一身……宋唐相距三百年，堂堂颜范两巨贤。”范仲淹的余风遗美，泽被后世。 江山乐国，风月诗家。本质上，范仲淹是个儒家学者，也是一个文人。 州中政事打理完毕，范仲淹像在睦州一样，有了游山览水、写诗作文的闲心。 《赠叶少卿》： “退也天之道，东南事了人。风波抛旧路，花月伴闲身。湖外扁舟远，门中驷马新。心从今日泰，家似昔时贫。”如此诗所言，他六十四年的人生，活得最为清闲、放松的日子，除了后来在邓州，就是谪守睦州那半年，以及在饶州那十九个月。 他与饶州文人雅士、和尚道士频繁交往，纵论天下，谈诗说文，参禅悟道。 《赠钟道士》： “人间无复动机心，挂了儒冠岁已深。惟有诗家风味在，一坛松月伴秋吟。” 《道士程用之为余传神因题》： “貌古神疏画本难，因师心妙发毫端。无功可上凌烟阁，留取云山静处看。” 《同年魏介之会上作》： “心存阙下还忧畏，身在樽前且笑歌。” 也经常和他们携手同游当地名胜，包括州境之外的庐山。 《游庐山作》： “客爱往来何所得，僧言荣辱此间无。从今愈识道遥旨，一听升沉造化炉。” 《瀑布》： “晚来云一色，诗句自成图。” 《庐山瀑布》： “灵源何太高，北斗想可挹。凌日五光直，逗云千仞急。” 远离京师，睽违朝廷，他在饶州过得自在快活。 《郡斋即事》： 三出专城鬓似丝，斋中潇洒胜禅师。 近疏歌酒缘多病，不负云山赖有诗。 半雨黄花秋赏健，一江明月夜归迟。 世间荣辱何须道，塞上衰翁也自知。 诗中所谓的三出专城，是指自己三次主宰地方，也即睦州、苏州和饶州。 他在饶州潇洒笑歌的谪宦生涯，结束于景祐四年（1037）。因京师和周边发生大地震，当年十二月，仁宗接受直史馆叶清臣的建议，令执政大臣量移两年前因言事被谪的范仲淹、欧阳修等，到离京师较近的地方为官。范仲淹徙知东南重镇润州，治所在今天的江苏镇江。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 “乐只君子，邦家之基。” （《诗经·小雅·南山有台》）先忧后乐的君子啊，是国家的柱石和根基。 天也将继续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继续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继续行拂乱其所为。 《周易·坤卦》初六爻辞： “履霜，坚冰至。”阴气开始凝结，君子小心行走在白霜上，行将迎来坚冰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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