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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向我走来，一脸的笑。 每次回老家，透过车窗都会看见他同样的笑，我却从没有停下来给他打过招呼。在我看来，他应该是不会记得我了。因为，村子里的人都说这个人傻了，除了笑啥也不会。 我也就信了。一个傻子，自然是不能记得住曾经的事情。我也就开始心安理得，从他的身边飞驰而过的时候，最多只会告诉车上的人——这人，曾经是我的小学同学。 就这样，我们每年都会见几次面，却从没有说过话。确切地说，是我看见他，他是从来没有见到过坐在车里的我的。 这一次不同，此时的我正呆坐在街边的大石头上，为大哥的突然离世而唏嘘。他就这样向着我走来，虽然我不敢确定，他到底是不是为了我而来。 “王维审，你坐在这儿干什么的？”他已经站在了我的面前，还是那样的笑。 “闲坐一会儿。你还记得我？”意料之外，他突然喊出我了的名字。 “咱不是同学吗？我是班长，你是副班长。”他已经拉起了我的手，还是那样的笑。 我开始怀疑村里人的传言。说话这么条理，记忆这么清晰的人怎么会是傻子。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确信他并不傻之后，我试着与他进行最常规的聊天。 “我一直在家里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现在我已经复习到小学五年级的内容了，明年就能参加高考了。”他从兜里翻出一本日记本递给我后继续说：“你看这是我的作业。” 一种另外的痛从我心底涌出来，那是与大哥的去世完全不同的感觉。我的这个同学，他真的是傻了，傻的令人痛心。后面的对话完全是一种答非所问，沉重而又透着很多可笑的东西。 不一会的功夫，他的父亲，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来叫他回家。聊了几句，关于他的过去和现在。他的父亲只是叹气，一遍遍的重复说自己害了孩子。 他叫岭，是我小学的同学，上学的时候一直是我的“竞争”对手：选班干部，他是班长，我是副的；老师表扬学习好的，他是第一个，我是第二个；在校园的水汪里捉青蛙，他捉三个，我最多捉两个……最关键的是他有一个在城里当工人的爹，我没有，我们全班的同学都没有。也正因为如此，在四年级升五年级的那个暑假，他的父亲把他带到城里上学。我们都很羡慕，但是也只能是羡慕，城里再好，我们是去不了的。所以在他走后的很长时间里，我们全班同学都郁闷了很长一段时间，有几个人还回家埋怨自己的爹没有在城里工作，那几个人里就有我。 过了几年，当我们的羡慕已经变得很淡的时候，村里传言城里的岭成了傻子。又过了几年，当我开始离开村子上学工作的时候，他随父母迁回了村子，村里人都说他是真的傻了。今天，我也确信他真的是傻了。从他父亲的叙述中我大概知道了事情的经过：岭到了城里以后，遇到了一个教学很认真的老师，特别是对分数几乎到了渴求的地步了。在村子里成绩数一数二的岭，在城里的班级里就沦为了中等偏下的水平，这位老师自然也就对新来的“累赘”怀了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怨愤。在一次激烈的训斥之后，长期压抑的岭就成了傻子，精神失常，但依旧保持了学习的习惯——每天在家看小学课本，做小学作业。我不禁感慨教育的力量，在他已经消失殆尽的意识里，考大学的目标却被强化的如此清晰明了。 除了小学生活，岭对其他的事情选择性地遗忘了。在他的记忆里，唯独留下了学习，还有我这个一直存在于其内心的竞争对手。在那么多同学中他唯独记住了我，不知道这是我的不幸还是岭的不幸；那么多丰富的人生，岭唯独记住了学习和高考，我不知道这是教育的悲剧还是岭的悲剧。但我知道，教育一旦太过于斤斤计较于分数，教育就不再是教育，充其量算得上是一种筛选人的工具，学生被筛选，教师被筛选。而在这个过程中，扭曲、疼痛甚至是伤害也就在所难免。 其实，教育真的不能太为“目标”所苦，让教育里多一些生活的气息和人间烟火的味道，也许才是真正好的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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