钧窑瓷器造型端庄，胎质坚实，釉色莹润，尤其是多种窑变釉，色彩缤纷，为其它窑口的产品所不及。自古以来倍受人们青睐，而且也被各地窑口所仿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钧窑系，成为中国陶瓷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放射着灿烂的光辉。然而，关于钧瓷的发展却始终没有清晰明确的权威论述。笔者试从钧瓷釉色及烧制工艺特点将高古钧瓷发展过程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 一、唐代钧瓷 唐代花瓷和宋元钧瓷的关系，因为涉及到钧窑历史源渊、传承关系以及钧瓷始烧造年代等重大问题，历来是国内外陶瓷界最为关注同时也是争议最为激烈的重要问题。上世纪60—70年代，在河南禹县和郏县发现了唐代花瓷窑址。由于这些黑瓷上的彩斑主要呈现夹杂其它颜色的蓝灰色和灰白色，斑纹或斑驳陆离，或流动飘逸，给人一种自然天成的、釉面跃动活泛的观感，与后来的宋钧瓷颇有相似之处，因此被称为唐钧。 唐代花瓷和宋元分相乳光釉的钧瓷是否存在渊源关系？唐代花瓷是不是属于钧瓷系？首先，从釉色看，唐代花瓷在底釉上的点彩釉色与宋早期钧瓷釉色十分相像。如果截取唐代花瓷彩斑图片与宋早期钧瓷釉面图片比对，釉质呈色上不分彼此，难辨伯仲，可以明显看出表观的一致性，釉色传承特点不言而喻，不辨自明。其次，从釉质看，唐花瓷和宋钧瓷其化学元素组成和显微结构上相似。近年，河南苗家钧瓷苗长强与山东省硅酸盐研究设计院原总工程师刘凯民一起，用现代科技手段对下白峪村唐代花瓷窑址中出土的唐代花瓷釉及有关样本的化学组成和显微结构进行测试。经多次反复试验并经相关专家确认：唐代花瓷釉和宋代钧瓷釉同属于“两液相分相釉”钧瓷釉系，从而确认“唐代花瓷开创了钧瓷之先河”。第三，从制瓷工艺看，宋钧瓷明显继承唐花瓷施釉工艺。目前所见唐代花瓷样本，大多是在深色底釉上拓点蓝斑、月白斑、乳白斑及褐斑等花釉 ，而宋早、中期钧瓷大多是先施加氧化后呈褐色的“护胎釉”，再在上面施加一层钧釉，施釉工艺的继承、传承性显而易见。古代制瓷匠人偶然烧制出花斑釉瓷后，由于追求唐花瓷花斑釉表观美感，实践中逐渐摸索花斑釉出现的规律，有意识的采集能发生窑变花斑的瓷器釉料，大约在五代、宋初时期，已经能够获取足够量的花斑釉原料，因此改变了唐代在瓷器底釉上点拓“花斑釉”工艺，尝试在深色底釉上统统罩上一层“花斑釉”——钧釉，这就是古代制瓷匠人创烧的区别于点拓花瓷观感的早期钧瓷。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唐末宋初制瓷匠人获取足量花瓷釉料的过程，肯定存在从偶然发现窑变花瓷，到渐渐摸索规律，逐步掌握花瓷釉料获取方法的过程。也就是说像宋元匠人摸索获取红彩窑变钧瓷原料一样，要经历一个从偶然到必然的漫长时段。慢慢的，制瓷匠人逐渐发现，由于整体施加的钧釉遮盖力比较强，深色底釉已经失去衬托“花斑釉”的实际意义，因此把唐代花釉瓷所施的黑色、酱色等深色底釉一律变成比较容易得到的、含铁量比较多的白色“护胎釉”，以便遮盖胎体旋削痕迹等胎体缺陷，然后再在“护胎釉”上面罩一层钧釉。这种含铁量比较多的白色“护胎釉”在高温窑炉环境中部分或全部裸露，所含铁元素被氧化，呈现浅或深的酱色，造成宋代钧瓷的“紫口铁足”现象。这里要注意一点：宋代钧瓷的“紫口铁足”现象不是人们习惯认知的由于胎质含铁量多造成的。因此，宋代钧瓷仅仅是把唐代的“拓花釉”变成了通体“罩花釉”，两者所不同的只是一个施釉的面积大小，工艺从“点釉”变成“罩釉”的区别。这种工艺特征“继承性”、“传承性”都是特别明显的。第四，从型制传承上看，钧瓷与其他类别瓷器、器物型制衍变相符，有着从唐代的大气恢弘到宋代的小巧别致的演变过程，也同样反映出从唐到宋的制瓷工艺技术的进步。比如从唐代的平足到宋代的圈足，从唐代的粗重厚笨到宋代的轻薄秀美等等。至于胎质，不同地域、不同窑口、不同年代的瓷器胎质都有不同的特征，就是同一个地区的两个不同窑址出品的同种瓷器其胎质也是有很大区别的。因此，胎质本身对判断钧瓷制作工艺的继承、传承上不是必要条件，它只是在判别瓷器窑口时起到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钧瓷的鼻祖是唐代花瓷，存世的鲁山窑产品及段店窑、下白峪窑、黄道窑发现的唐代花釉瓷是“宋钧”的源头，也就是钧瓷的始祖，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至于唐代钧瓷最早开始于那个时段，也就是唐代花瓷出现的时间上限，这在考古界及学界已经有初步判断：1988年5月，在禹州市浅井乡横山村，唐代阳翟镇遏兵马使郭超岸的墓中出土了彩斑釉色挥洒淋漓的双系罐3件，造型古朴高雅，分别定为一级和二级文物。据该墓出土的墓志记载，郭超岩死于唐元和二年（807年），葬于唐元和五年（810年）。这次考古证实了禹州生产唐代花瓷的时间最晚是唐元和五年的唐代中晚期。文献方面记载的唐代花瓷，目前最早的见南卓《羯鼓录》内“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瓷”。《羯鼓录》前录成书于唐太宗二年（628年），后录成书于唐太宗四年（630年）。瓷器产品记录于书籍文献，可见当时花瓷工艺技术已相当成熟，花瓷产品也广为流传，甚至进入皇宫内院。按照古代生产力水平和技术发展速度推断，唐代花瓷——也就是钧瓷的始烧时间最晚也应在唐代中早期，甚至更早时段。钧瓷的生产时间上限能否再前移，还有待于考古方面和学术研究方面的新发现。 二、宋代钧瓷 在唐代花瓷影响面不断扩大，窑工在追求唐代花瓷彩斑釉面美感的心理驱使下，把烧制花瓷工艺上的点拓花釉变为通体罩花釉，创烧出先施加氧化后呈褐色的“护胎釉”再整体施加花釉的早期钧瓷，造就了宋代以后钧瓷产品缤纷多彩、成就非凡的事实。这也是钧瓷发展过程中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极其符合自然发展规律。这种先施加含铁量较多“护胎釉”等工艺再施加钧釉而生产出的钧瓷，正是从唐代底釉上面点拓花釉的钧瓷到元代胎体上面直接罩钧釉的钧瓷中间产品—宋代钧瓷。这一时期的钧瓷，由于施加的“护胎釉”含铁量比较多，因此在瓷器表釉较薄的口部和没有表釉遮盖的瓷器底部表现出所含铁元素被氧化后的褐色，成为这一时期河南钧瓷的典型特征。事实上，这一时段钧瓷的时间越靠前，釉质纯净度越低，造成的深浅交错的天蓝、灰白、乳白釉色越明显，时间越靠后，釉色越纯净。在创烧色彩斑斓的早期钧瓷之后的漫长时段中，窑工逐渐摸索出获取相对纯净釉料的方法，成功烧造出色泽单一而温润的天蓝、月白等多种纯色钧瓷。钧瓷釉色越来越呈现单一纯净颜色现象说明，制瓷匠人在制瓷实践中不断摸索获取纯净釉质原料的方法，追求纯色钧瓷的意愿最终实现。同时，窑工通过不断总结分析偶然出现的红色窑变钧瓷的原因，逐渐能够获取相对纯净的以氧化铜为釉质呈色的钧瓷釉料，从而创烧出玫瑰紫、海棠红钧瓷，构成一代名瓷的一个完整体系。不过，在宋代这一时期的红彩钧瓷，是在未预知的情况下获取并使用了窑变红彩釉料，就像唐末宋初制瓷匠人获取花斑釉料一样，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段才能达到。因此，这时还不能刻意烧造红彩钧瓷，出现的红彩常常是夹杂其他颜色，呈现斑块分布的红色也都是没有任何规律可循的。特别是玫瑰紫、海棠红的釉质呈色无一例外的都具有一种云遮雾盖的朦胧感觉，并且整体釉色不完全相同，是纯粹的不可预知颜色深浅及范围的窑变，与后来元代才逐渐出现的那种人工刻意而为点拓铜红釉料，彩斑规律分布、釉色分界线明显的钧瓷截然不同，尤其是与新仿的钧瓷更有着天壤之别。另外，从不同时期钧瓷施加的“护胎釉”分析，越是接近从唐花瓷到宋钧瓷工艺转变界点的瓷器底釉越是厚实。五代、宋初的早期钧瓷施加比较厚的“护胎釉”，到北宋中晚期施加薄薄的一层“护胎釉”。 金代与宋代时间大多重叠，因此金代钧瓷与宋代钧瓷在观感上有很多相同之处。1987年北京市海淀区清理一座金代墓葬，出土一组造型优美、釉色雅致、工艺精致的钧窑瓷器，被认为是金代墓葬出土的宋钧精品。（赵光林《北京地区考古调查》，文物出版社，《中国考古学年鉴-1998》，112页）这组钧瓷共四件，分别是钧瓷小碗、钧瓷菱口钵、钧瓷折沿盘和钧瓷玉壶春瓶。四件钧瓷的共同特征是：底足显现褐色，胎质大多较细而坚致，天青色釉，釉层较厚而均匀，大多没有釉流淌而形成的明显薄厚不均匀现象，仅在足腹交接的转折处有积釉。釉面上有浅隐的片纹，施釉至足际，足心施满釉。四件钧瓷器皿的口部，因釉层较薄而呈现赭黄色，这是这组钧瓷的共同重要特征。这组钧瓷从钧瓷菱口钵残断处看，肉红色比较明显的地方都是胎骨凸起的地方，如口部、转折处及凸棱处釉层较薄的地方，肉红色都比较明显，应该是施加含铁量较多的“护胎釉”中的铁元素被氧化所致。综合判断这组钧瓷烧造于金代初年。 另外，在发掘神垕钧窑遗址时，最早的地层有泼彩式红斑，而到第二期就开始出现规整的红斑了。早期地层出土的钧瓷带大面积红彩，流动感极强，红彩与天青釉的交界自然熔融，没有明显界限，也没有规律可循，有流霞的韵味，有学者称之为泼彩，十分贴切。这种泼彩式的红斑瓷器与边界分明、有规律点画的红斑瓷器是有时代差异的—一个是宋代一个是元代。发掘调查的窑址一共9个，基本可以代表神垕西南部窑厂的总体面貌。在这一区域没有发现更早的遗存。因此可以说，这一区域（或叫钧窑中心区）烧造钧瓷年代应为北宋末到金初。（秦大树等《发掘禹州钧窑群确证钧瓷烧制期》，《文物天地》2002年第三期。） 在我国北方，特别是河北地区，时有中原生产的北宋时期的文物精品出土，如笔者的窖藏钧瓷砚滴、北京金山墓出土的四件钧瓷和怀柔出土的临汝窑玉壶春瓶等。关于近年来北方墓葬和窖藏出土中原文物艺术精品问题，这应该与北宋末年女真人伐宋占领中原有关。历史上，北方女真人多次入侵中原，而女真族军队又带有极强的掠夺性。史书记载，女真人最大的一次掳掠是灭北宋后携徽、钦二帝北归。据《宣和录》载：“敌必元数，督责日急，要牛车千辆，取司天台浑天仪、合台景象、合台天轮。自五代祖宗以来所蓄并收江南浙蜀所有上皇二十余年珠玉一旦取去。牛车担负，襁属不绝......二百年府库蓄积，一旦扫地尽矣”。以北宋末年经济之富庶，文化之发达，器玩之精美奢华，此次掠夺文玩必不在少数。金军入侵中原，一方面大肆搜刮财宝至北地，另一方面还强迁占领地区之民往河北。《金史》卷74《宗翰转》：“（天会五年）宋董植以兵至郑州，郑州人复叛。宗翰使诸将击董植军，复取郑州。遂迁洛阳、襄阳、汝、郑、钧、房、唐、邓、陈、蔡之民于河北”。金军直接的掠夺和移民的自然携带，无疑会把当时的中原文物精品带到北方地区，从而诠释今天北方地区时而出土中原文物精品。 三、元代钧瓷 元代钧瓷生产范围不断扩大，烧造钧瓷的窑口遍布大江南北。据考古调查，仅在中国北方地区就发现烧制钧瓷的窑口有四省二十七县、市。元代时期北方地区烧造钧瓷窑口众多，胎质各异，烧造钧瓷呈现出异常繁荣景象。因此，传世和出土的钧瓷完整器是三个钧瓷发展过程中最多的一个。不过，从生产工艺上看，元代钧瓷只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省略施加“护胎釉”的工艺。五代、宋早中期钧瓷，施加比较厚的“护胎釉”，到北宋中晚期、金代施加薄薄的一层”护胎釉”，而到了元代，窑工已经完全意识到，很厚的钧瓷釉质足可以遮盖住胎体些许的旋痕及略微的胎体微粒凹凸痕迹，加之“元代钧窑瓷制作较粗，造型笨重，底足修整不精细”的粗率制瓷风格，因此改变制瓷工艺，不再施加”护胎釉”，直接在胎体上施加钧釉，烧制出具有元代特殊风格的元钧瓷。元代钧瓷工艺的改变，使元代钧瓷和宋代钧瓷之间产生一条十分明显的“分水岭”，也成为区分元钧瓷与宋钧瓷的主要特征。二是元代点拓红彩釉钧瓷。元代钧瓷窑工在宋代红彩钧瓷烧造基础上，通过不断总结分析偶然出现的红色窑变钧瓷的原因，逐渐能够获取相对纯净的以氧化铜为釉质呈色的钧瓷釉料，从而烧造出众多的点拓玫瑰紫、海棠红釉料的窑变钧瓷。不过，元代早期的红彩钧瓷，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只能获取少量的窑变红彩釉料，因此并没有大量烧造通体施加红彩钧釉的钧瓷，大多是刻意点拓铜红釉料，彩斑规律分布、釉色分界线明显的钧瓷，与宋代的红彩具有一种云遮雾盖的朦胧感觉，并夹杂其他颜色，呈现斑块分布的、没有任何规律可循的红彩钧瓷有着天壤之别，是刻意烧造的可预知颜色及范围的窑变彩钧瓷。 在研究钧瓷工艺从唐到元的发展过程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元代匠人在摸索出获取较纯净铜红窑变釉料后，为追求红彩钧瓷炫目耀眼的外在视觉效应，模仿唐花瓷点拓釉工艺，在整体施加钧釉的釉面上再人工拓点含铜釉料，烧制出红与蓝、灰蓝、月白等颜色分界线分明的彩钧瓷，使钧瓷出现了制瓷施釉手法的“返祖”现象。这种制瓷工艺正是唐代花瓷工艺的翻版，只是两个时代的两种钧瓷所施加的底釉和点拓的“花釉”不一致—一个是深色底釉上点拓钧釉，一个是钧釉上点拓红彩钧釉，产生一花一红的不同视觉效果，但工艺流程同出一辙。元代这种制瓷工艺的“返祖”现象也同时说明，制瓷匠人摸索规律能够获取较为纯净的以氧化铜为主的红色釉料，进而人为制作纯红釉彩钧瓷的时间上限不会超过元代早期。也就是说那种刻意烧造的纯色玫瑰紫、海棠红钧瓷，以及那种内蓝外紫的所谓“官钧瓷”都应该是元代中晚期或以后的产品，元代早期及以前的红彩钧瓷只能是那种偶然出现的红色漫涣、不规则的真正窑变彩钧瓷。事实上，元代匠人摸索出获取较纯净铜红釉，烧制出不同釉料颜色分界线分明的点拓釉彩钧瓷，为元代末期及明、清烧制釉里红瓷器和纯红釉瓷器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于宋代钧瓷与元代钧瓷的区别至今没有一个系统的判断方法，有的只是流传至今的一些粗泛鉴别条目。实际上，由于烧造瓷器的年代有异，制瓷工艺有所不同，使用的制瓷原料也不一样，因此其质地和外观表征也会有很大区别。笔者认为，比较显著的区别至少有如下几点：首先是施用“护胎釉”方面。宋钧瓷大多是在通体施加的氧化后呈褐色的“护胎釉”上施钧瓷釉，而元钧大多是不施加“护胎釉”的。由此引发的元钧与宋钧的明显区别有三点：（1）宋钧有“紫口铁足”现象，元钧则没有。（2）宋钧的“棕房”孔洞破口四周有褐色杂质颗粒，元钧则不存在。（3）宋钧未施釉的“底部刷芝麻酱色釉”，元钧则没有这种现象。其次是有无“蚯蚓走泥纹”。由于宋钧“其配制色釉，法用调和，不加研乳，颜料与釉汁未能十分熔合，经火乃现离合状态，致有大如‘蚯蚓走泥纹’，”而元钧“其配制色釉之法，则调和后，再加研乳，颜料釉汁务令熔合”，因此没有“蚯蚓走泥纹”这种特征。第三是釉层坠积现象不同。由于元钧与宋钧所施用的釉质有所不同，因此造成釉层坠积现象不一致：元钧釉层流动性强，因此呈现坠釉至器物底部的特征；宋钧釉层流动性相对较弱，因此造成宋钧在器物口下或腹部的坠釉现象。 《钧缘阁》草于2014年10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