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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是我国境内古老民族之一，殷商时期便活动在大漠南北。直到北魏后期，匈奴之名才逐渐消失于史乘。“匈奴”二字的含意是什么？学术界意见纷纭，说法不一，概括起来，有五种说法。 “凶恶奴隶”说 余英时为《剑桥中国秦汉史》撰写的第六章《汉朝的对外关系》认为：“（匈奴）王的名字（如日逐王），甚至这个民族的名称匈奴，都是汉语。后者实际上是强烈的污蔑之词，汉语的意义是‘凶恶的奴隶’。在这个时代和以后时代我们遇到的其他非汉人民族的名称通常也是汉人用汉语表达的称呼，如乌桓、鲜卑等。”这种解释固然明白通畅，但恐与原意大相径庭。 “匈奴”之名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此前中原称其为“胡”、“山戎”、“猃允”、“猃狁”、“獯粥”、“荤粥”等。《史记·匈奴列传》说，战国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其后赵将李牧时，匈奴不敢入赵边”。匈奴与中原王朝交恶，互有胜负，并未成为中原王朝的奴隶，何来“凶恶的奴隶”之说？况且，如果给人当奴隶，还“凶恶”得起来吗？显然，把“匈”字诠释为“凶恶”，是不妥当的。 虽然古代“匈”与“凶”相通，但汉人未必一开始接触匈奴便认为他们是凶恶之人而称其为“匈”。史学界认为“匈”字是从“荤”、“猃”等字演变而来，这倒是说得通的。“匈奴”作为族名，并无侮辱之意。把“匈奴”解释为“凶恶的奴隶”，无疑是望文生义、郢书燕说。 匈奴之名源于摔跤说 已故学者何光岳在《匈奴族源漫议》（《寻根》2004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在商代卜辞中，“兇像二人摔跤之状，摔跤为草原牧民的体育运动，今蒙古族的摔跤运动，闻名于世，乃起源于匈奴。可见匈奴原系善于摔跤而得名。在摔跤中气势汹汹，互相吆喝扰嚷以助威，故衍生为匈匈，即汹汹。汹与凶、兇同音义。如古罗马贵族常使奴隶互相格斗以为乐，而古匈奴贵族也有使奴隶互相摔跤以为乐者，这可能系匈奴名称之由来”。 说“匈”与“汹”、“凶”同音义，这种解释是对的。但是，说蒙古族的摔跤起源于匈奴，则于史无据。《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均未言匈奴人擅长摔跤。陕西省长安县沣西乡客省庄第140号匈奴墓，曾出土显示摔跤场面的透雕铜饰，与汉人摔跤并无不同。蒙古人于13世纪兴起时，匈奴人早已消失于史册之中，两者不可能有直接传承关系。虽然有学者主张蒙古族源出匈奴，但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尚未发现可以支撑此说的强有力证据，因而不被大多数学者认可。 摔跤即古代的角觝，起源甚早。南朝梁时任昉所撰《述异记》说，早在黄帝、炎帝、蚩尤时就有了角觝戏，“秦汉间说，蚩尤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觝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戴牛角而相觝，汉造角觝戏，盖其遗制也”。《汉书·武帝本纪》载：元封三年（前108）春，“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观”。“觝”字今已简化为“抵”，足见角抵滥觞于蚩尤时期，完善于西汉。匈奴与汉朝交往频繁，在摔跤上可能借鉴了汉人角抵，又有自己的特色，绝不可能因为摔跤才有“匈奴”这一名称。如果摔跤时吵闹扰嚷就能定为一个民族的名称，那么汉人和其他喜欢摔跤的古代民族，岂不都应该称为“匈奴”吗？ “凶”与射箭有关说 方汉文在《匈族（Huns）西迁与罗马帝国的崩溃》（《寻根》2004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匈奴”这一名称与弓箭有关，“甲骨文中，亚凶族的凶字是一个象形字，关于这个字是什么，我的看法是，凶就是弓箭的象形字。匈奴向来以狩猎为生，使用弓箭是其不同于中原民族的特征，对于农耕民族而言，以弓箭作为匈奴的代表是十分合理的”，“从文献中还可以看出，匈奴的‘奴’字也应当有其出处，中国异族虽多，但以民族而称其为奴者并不多见。可见亚凶即匈奴民族可能在某一时期曾经被殷商所征服，成为殷商的臣仆，也就是奴隶……由于匈奴曾经被奴役，所以汉人一直称其为匈奴”。按照这一解释，匈奴是善于射箭并曾经给殷商当过奴隶的族群。 在《说文解字》中，“凶”字的象形字是凶，释文是“恶也，象地穿交陷其中也，凡凶之属皆从凶”，没有射箭之意。《辞源》释“凶”有恶、杀伤人、饥荒、不吉利、恐惧、吵嚷等含义，也都与射箭不相干。甲骨文中的“凶”字也许看上去像人在射箭，但也仅仅是相像而已，至少演变到汉代，无论象形或含义，均与射箭毫不相干。 至于匈奴曾被殷商奴役故被汉人称作匈奴，也是想当然之说，羌无故实。甲骨文中记殷商时期北方、西北方的少数民族有“土方”、“鬼方”、“邛方”、“御方”、“狄”等，《诗经》、《左传》、《国语》、《史记》等文献中有“薰育”、“猃狁”、“鬼方”、“犬戎”、“畎夷”等，这些称谓都是指殷商时期北方的游牧民族。殷人经常与这些少数民族发生战争，甲骨文中有不少“伐土方”、 “正土方”的记载。《易·既济》载：“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象》曰：三年克之，惫也。”姑且认为土方、御方、鬼方等是匈奴的先民，曾被殷朝打败，但也仅此而已，未见他们被殷人俘虏当奴隶的记载。倘若他们真的因沦为殷商的奴隶而得名“匈奴”，为什么这一名称未见于殷商反而出现在战国时期？正因为于史无征，方汉文自己也说“这只是一种推测”。既如此，就不足为据了。 匈奴之“匈”为“猃狁”的拼音 这种意见认为，匈牙利（Hungary）的“匈”（Hun）为种族名，“牙利”（gary）为地名，匈牙利即匈人之地。《诗经》中的“猃允”、《史记》中的“猃狁”均拼音作“匈”，那时还未出现“奴”音。《逸周书·王会篇》也只称为“匈戎”。“匈奴”之名出现于公元前3—前2世纪。民国时期，何震亚在《匈奴与匈牙利》一文（《中外文化》1937年第1期）中认为，“中国古代称边疆民族及外人均有贱视之义在内，故于其名下多加‘戎夷蛮狄’等字样，《逸周书》之匈戎，戎字乃中原人所加。奴在中原释为奴隶，亦可目为贱事，是‘奴’字亦为中原人所加，如对日本人称倭奴。如此，则匈奴去‘奴’字，匈牙利去‘牙利’二字，二者名称完全相符。” 按照这种解释，“匈”即“猃狁”二字拼音，这一民族原本称“匈”，“奴”字是中原人后来加上去的，于是匈族便成为“匈奴”了。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夷、狄等字确有鄙视之义，不少学者均持这种见解，例如，民国时期民族史专家冯家昇所撰《匈奴民族及其文化》（《禹贡》1937年第5期）认为：“所谓狄者远也，固厌恶而驱之远方之人之意，乃汉人所加之名也。”这种说法比较周严，比以上三说都有说服力。 “匈”与蒙古语的“人”有关说 这种意见以我国台湾学者朱学渊为代表。他在《匈奴民族的血缘与语言》（《文史知识》2005年第5期）一文中说：“匈奴之名何来，是颇难以回答的问题，至今没有发现有北方民族族名与之相关。四、五世纪欧洲出现了Huns，南亚地区涌入了Huna，他们都是来自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故而‘匈’确实是与Hun有关联的。有人类学者认为，民族的族名往往是该民族语言中的‘人’或‘百姓’一字；因此，蒙古语中的‘人’字Hun就是‘匈奴’的‘匈’，自然是一个较合理的猜测，但也仅仅是一个猜测而已。”他认为蒙古语中的“人”字写作Hun，有“匈”的读音，而“匈人”（Huns、Huna）也有“匈”的读音，可见匈人与蒙古人有关，Hun在蒙语中含义是人，因而“匈”也有人的含义，推而广之，一个民族的命名与该民族语言中的“人”或“百姓”中的一个字有关。 历史事实并非如此。例如，乌桓族是因居住在乌桓山而得名；鲜卑族是因居住在鲜卑山而得名；高车族是因“乘高车，逐水草”而得名；突厥族居住在金山（今阿尔泰山），金山形状如兜鍪，当地人称兜鍪为突厥，因以为号。这些族名都与“人”、“百姓”毫不相干。匈奴从驰骋于漠北草原起，直到销声匿迹于史乘为止，“蒙古”一词尚未出现，朱学渊却说匈奴的“匈”字就是蒙古语中的“人”字，如何令人信服？ 第四种说法较为可信 在上述五种意见中，笔者赞成第四种意见，即匈奴之“匈”为“猃狁”的拼音，但尚须加以补充。 匈与凶、兇、讻、胸通假，已是学界共识。《说文解字》：“匈，声也，从勹，凶声，匈，或从肉。”又解释“兇”：“扰恐也，从人，在凶下，《春秋传》曰：曹人兇惧。”这是说“兇”字有惊动纷扰之意，后来的词组“匈匈”、“讻讻”也都是这个意思。《史记·高祖本纪》载，萧何为刘邦营建宫室，刘邦说：“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史记·项羽本纪》载，楚汉相持未决，项羽对刘邦说：“天下匈匈者数岁，徒以吾两人耳。”公元前3世纪，匈奴人便与中原王朝有过交往，兵戎相见数百年，不免动乱纷扰。因此，汉人称这个民族为匈人，的确不含侮辱之义。匈奴人也自称胡，《汉书·匈奴传》载：“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胡”字也不含轻贱之义。 至于“奴”字，是后来汉人加上去的，带有歧视意味，《说文解字》：“奴，奴婢皆古之罪人也，《周礼》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藁，从女从又。”舂藁即舂人、藁人的统称，舂人指祭祀时供应米面，藁人掌供应饮食，均是供役使奔走之人。长期的征战杀伐，使汉人认为匈奴人是北方最大的边患，动荡不安的生活都是匈奴人带来的，霍去病就说过“匈奴未灭，无以为家也”，表示对“匈奴”寇边劫掠的憎恶和同仇敌忾、灭此朝食的决心。因此，汉人在“匈”字后面加一“奴”字，以示鄙夷不屑，这就是“匈奴”二字的由来。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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