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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幼年时的几个正月十三，几乎跟年扯不上边儿，因为那时候家里穷，除了大年三十能凑合吃顿馅儿里有肉或者没肉的饺子，其他时间都与平日无异。
公元一九六九年的正月十三，我不知道那天的天气是冷还是热，因为我才刚刚出生两个月。在我家只铺着一张篾席的大炕上，我妈掀开我身上补丁摞补丁的被子给我换尿布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的两条腿不一样长！我妈当下心急如焚，赶紧喊来我爹，我奶奶也闻讯赶来。几个人端详半天，终究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经过一番计议，最后决定请来医院的贺大夫给看看。贺大夫是当时我们那里最富盛名的好大夫，不管大病小病经他一治十有八九能够痊愈。
我爹赶到贺大夫家的时候，贺大夫正端着一碗热腾腾的炖肉准备下筷子。我爹一边咽着口水一边对贺大夫说明来意，我爹写满焦急的眼神里不无对那碗炖肉的艳羡。那时候的大夫们不管手艺高低都是怀着一颗悬壶济世的红心的，贺大夫也不例外，听我爹三言五语交代过之后，贺大夫二话没说，放下碗筷，穿衣戴帽转身就跟我爹出了门。我爹出门的时候经不住喷香的炖肉味儿的纠缠，回头看了一眼，估计是贺大夫放碗时动作太快，有比鸡蛋还大的一块儿肉掉在了炕上，贺大夫家的猫箭一般扑过去，把肉叼走了。我爹一边吞着口水，一边暗叹可惜，一边快步走出门，领着贺大夫往我家赶。
贺大夫到我家后连口热水都没喝，脱掉身上的涤卡棉大衣就开始看我的腿，左摸右按了好久，贺大夫的眼神里满是茫然。我奶奶焦急地问贺大夫到底是咋回事，贺大夫点了根烟，没有作答。一根烟抽完之后，贺大夫很无奈地面对着我爹说：“这孩子估计是小儿麻痹。”小儿麻痹在当时基本上属于不要命的绝症，无人能医。我奶奶我爹我妈三个人的脸色几乎同时变得暗淡。
送贺大夫走的时候，我奶奶拿出了家里仅有的一篮子鸡蛋要给贺大夫，说是一篮子，其实也就十几颗。贺大夫坚决不要，不是因为嫌少，也不是因为他没法治我的腿，而是因为那时候的大夫都没有收礼的习惯，更别说收红包了。
作为一方权威的贺大夫确诊了我的病情，其实也就是告诉我的家人，我的一生终将与残疾为伴，我的人生之路注定将充满坎坷与艰辛。
公元一九七二年的正月十三，我还是不知道天气是冷是热，我依然躺在炕上，我身上的被子补丁已经不太多了，但补丁的多少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因为虽然我已经三岁了，但是既不会走路也不会说话。我妈从外面抱着一捆柴火进门来，我妈抽了几根柴火放进炉膛，点燃。我妈一边拉着风箱，一边用很复杂的眼神看着躺在炕上的我，显然她对于这个又瘫又哑的儿子充满了怜惜和无奈。
我妈又往炉膛里加了几支柴火。那时候夏天老发山洪，山洪把山上的松木柏木冲到村里来，等山洪退去的时候，村里的人们就把这些木头捡回来当柴烧，这些木头烧起来火力比炭火还要硬。我妈往炉膛里加的几支柴，足够烧熟一顿饭的。
我妈加完柴，再次把眼神投向炕上，这时候，奇迹发生了。只见我突然在炕上站起来，高喊了一声“妈”。我妈被惊得从小板凳上忽的站起来，直愣愣地盯着我，炉膛里的柴噼里啪啦烧得正旺，火光映红了我妈因激动而稍稍有些变形的脸。一炉膛的柴几乎都燃尽的时候，我妈才终于镇定下来，她伸手抱紧我，亲了又亲，我想，我妈当时的眼眶里一定是充满了泪水的。
终于有一个正月十三与年有了牵扯的时候是公元一九九零年。
那年我已离开学校，在一家福利工厂里打工。为了挣到五十元的加班费，那年我没有回家而是选择留在厂里值班。那时候每月的工资才一百八，五十元的加班费对我来说是个巨大的数字。那年的正月十三天气非常糟糕，冷风嗖嗖地刮着，站在外面的时候风就像削面的刀一样刮得脸疼。我们六个一起留在厂里值班的光棍儿无事可干，说是值班，其实就是在门房里呆着，大年时节的，也没人来厂里。一个副厂长来视察我们的工作，看我们几个都老老实实地呆着，简单问候了几句就走了，临走时给撂下几瓶酒，算是犒劳我们几个。
领导一走，大家立刻热闹起来，切菜的切菜，剁肉的剁肉，不一会儿，一顿香喷喷的大餐就上桌了，有凉菜有热菜，大家打开一瓶酒，开始推杯换盏。
刚开始的时候说好只喝一瓶的，但是一瓶下去之后大家都感觉意犹未尽，于是又开一瓶。喝完第二瓶，六个人就有四个开始晕乎的，虽然拄拐的拄拐，装假肢的装假肢，但喝起酒来没有一个示弱的，一不做二不休，大家干脆把领导犒劳的几瓶酒全部干掉了。
酒足饭饱之后六个人齐刷刷地倒头就睡，睡得那叫一个香甜。
直到下午四点多的时候，一个拄双拐的兄弟一支拐撑地，另一支拐举起来把我们几个挨个戳醒，那家伙表情凝重地跟我们说：“出事了……”
原来我们几个睡得像死狗一样的时候，风刮得一阵比一阵大，最后把大门上挂着的两个大红灯笼给刮跑了。
几个人的酒齐刷刷地醒了。大家倾巢出动去找灯笼。一直找到晚上八九点，终于在下风头的河沟里找到了一只灯笼，但那灯笼早已破碎不堪了，除了骨架还完整外，整个灯笼看起来就像筛子一样，后来我学会了一个可以形容它的惨状的词叫做“满目疮痍”。
大家把那只破灯笼提溜回来，商量对策。被厂里处罚肯定是免不了了，当今之计是如何将损失降到最低。有人出了个绝好的主意，大家赶紧集资买两个新灯笼挂上。主意是不错，可惜大家囊中羞涩，六个人的全部家当合起来也不够买半个灯笼的。商量的最后结论是：听天由命。
领导还算不错，知道这事以后并未深究，扣除每人应得的五十元加班费之外，每人再罚款五十。拄双拐的兄弟是带班的，被罚了一百。众人叫苦不迭，但也无可奈何。
去年正月十三的时候，我在街上偶然遇到了拄双拐的兄弟，多年不见，他已改行做了算命先生了。据他讲：正月十三有个说法叫“杨公忌”。
传说古时候有个姓杨的人有十三个儿子，那家伙没事瞎开玩笑说“我有十三个儿子，就算每月死一个，也还能剩下一个跟我过年”。这话不巧被一位神仙听到后汇报给了玉皇大帝，玉皇大帝一听此人如此口出狂言，就传下令去，让老杨每月死一个儿子，正月十三死一个，二月十一死一个，以后每月以此类推。偏巧那年润七月，一年下来，老杨死光了所有儿子。从此人们就把正月十三、二月十一、三月初九等等这些日子看做是不吉利的日子，专业名词就叫“杨公忌”。
传说这事，可信可不信的。但拄双拐的兄弟现在靠这专业混饭，我不好意思反驳他，就跟他开玩笑说：“怪不得咱们那年正月十三那么倒霉呢，原来是这原因，那这正月十三是不是也不能喝酒呀？”他没回答，只是笑呵呵地拉着我，俩人一瘸一拐地转到一个小饭馆里点了酒菜，一边叙旧，一边开始推杯换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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