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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精神分析中释梦的操作》
2. 《转移的动力学》
3. 《论治疗的开始》
4. 《回忆、重复与修通）》
5. 《有关转移之爱的观察报告》
6. 《对精神分析的抵抗》
7. 《否定》：
8. 《可终止的分析与不可终止的分析》
9. 《分析中的建构》
10．《对开业从事精神分析的医生的建议》
可终止与不可终止的分析（第一节－第二节） 作者弗洛伊德
译者班鸠
审校 Andreus
第一节
经验告诉我们，精神分析治疗—也就是让某人摆脱其神经症症状、抑制和异常性格—是一件耗时的工作。因此一开始，我们就一直试图缩短分析的疗程。这样的努力无可厚非；因为这种尝试的依据，理由充分、又权衡了利弊。然而更早期的医学认为神经症没有必要治疗、而且没有什么可见的伤害，如此急躁轻视的态度，或许在缩短疗程的尝试中也可见一斑。如果如今神经症已经有必要得到关注了，那么我们还是要尽快对此进行处理。
这个方向上，奥托·兰克（Otto Rank）在其著作《出生创伤》（The Trauma of Birth)中已经做了一些积极的努力。兰克认为神经症的真正来源乃是出生，因为出生过程可能致使儿童对其母亲的“原初固着”（primal fixation）得不到克服，从而保留下来成为一种“原初压抑”（primal repression）。兰克期望，如果这种原初创伤随后能够通过分析进行处理，那么整个神经症就可以得到治愈。因此完成这一小部分的分析工作，就没有必要再进行剩下的部分了。而数个月时间应该足以完成。兰克的论证无疑是大胆且独创的；然而这并未经受批评性的检验。不仅如此，这个理论是在二战后欧洲的悲惨和美国的“繁荣”之间的反差下构想出来的，其本身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且这个理论本就是为了让精神分析治疗的节奏适应匆忙的美国社会生活而存在的。兰克的思想起效的个案，我们所知不多。兰克这种想法可能类似于：消防队去处理一个因油灯倾倒而着火的房子，但只满足于从着火的房子中拿走那个油灯。这样无疑是缩小了消防队的作用。兰克的理论和实践都已经是 过去时了，正如美国的“繁荣”。
而我自己，甚至在二战之前也曾采用另一种方式来加速精神分析治疗。那时我接受了一个俄国年轻人的个案，财富宠坏了案主，而他在私人医生和随从的陪同下，在完全无法自立的状态下来到了维也纳。几年分析过程中，我本来有可能让案主重新独立起来，唤起他对生活的兴趣、并调整他与重要他人之间的关系。然而这时，分析进程却中断了。在处理他童年神经症的过程中，我们没能取得进展，而这种神经症正是他之后疾病的根基；而且很明显，患者那时觉得自己已处在一个高度舒适的位置，便不再想继续前进，但这本来可以带领他接近治疗的终点。这正是治疗抑制了自身的一个案例：正是治疗的部分成功，让其有了失败的危险。
在如此困境中，我采取了一种大胆的方式，也就是为分析设定了一个固定的时限：在一年分析工作开始的时候，我告诉患者，不论今后他能取得怎样的进步，接下来的一年就是治疗的最后一年。起初案主并不相信我，但随后他确信我是认真的，于是渴望获得改变。患者的阻抗减小了，并且在治疗的最后几个月，他回忆起了所有的记忆，并且发现了一些联系，这些联系对于理解其早年神经症以及当下的疾病是必要的。1914年盛夏患者离开了我，那时他完全没有疑惑为何我们最后的进展如此迅速，而我也相信分析对他的疗效是彻底且永久的。
备注：
请看我的在病人同意下出版的论文，《从一个婴儿神经症的历史》（From the History of an Infantile Neurosis’(1918b)）。它没有包含这个年轻男子的成人后的疾病的详细叙述。这部分疾病只有与其婴儿神经症有联系时，才需要提到。
1923年我在这位患者个案史所加的一个脚注中，我已经表明我曾经想错了。战争结束之际，这位患者已经穷困潦倒，当他流亡回维也纳时，我还得帮助他处理一部分一直以来未得到解决的转移。数月之内，这项工作就完成了，于是我才能这样来总结我的脚注：“自此开始，患者才感到正常，且言行举止都无可非议，尽管战争已经夺去了他的家产，以及所有的家庭关系。”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十五年，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反驳这个结论的真实性；然而我们还是得有所保留。这位患者一直在维也纳生活，而且在社会上立足，尽管只是个卑微的小角色。然而在这期间，这位患者良好的健康状况受几次疾病的影响所中断了，而这些疾病只能解释为是其多年以来神经症的衍生物。多亏我的一个学生如斯·马克·布伦斯维克（Ruth Mack Brunswick）医生，他每次都用一个短程的治疗就治好了这些疾病。我希望如斯·马克·布伦斯维克医生她自己以后能对此做个简短的报告。这些疾病的影响有些仍然与转移残留下的部分有关；尽管这些残余的转移存在时间很短，但仍然表现出了一种明显的偏执倾向。然而在另一些影响中，病理性材料则由患者童年历史的片段构成，这些材料在我对患者进行分析的时候并未显露出来，而如今则出现了（这种对比无可避免）如同手术后的缝合线、或是坏死骨头的小碎片。我已经发现，这位患者康复的经历几乎和其患病经历一样让人感兴趣。
我后来也在其他一些个案中，也采用过这种固定时限的方式，我也考虑了其他分析家的经验。而关于这种“要挟”策略的价值仅有一个结论：只有我们恰好遇到了合适的时间，才会起效。但无法保证能完全完成治疗任务。反过来说，我们可以确信，当一部分材料在威胁之下能够获得时，另一部材料也会因此而得到保留，进而掩埋下去。倘若是如此，那么这一部分材料就得不到处理了。一旦分析家固定了时限，那么就不能再延期；否则这会让患者对分析家完全失去信任。而对患者而言，最明显的解决方式就是去另一个分析家那里继续分析；尽管我们知道，这样会浪费一段时间，而且要放弃已经取得的分析成果。对于这种强制性的分析技术，并没有一个普遍的准则；其决定全凭分析家的机智。算错一步可就无法回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句谚语，用在此处相当合适。
第二节
如何加速缓慢的分析进程，对这一技术问题的讨论，把我们引向了另一个更加让人感兴趣的问题：有没有一件事可以作为分析自然而然的终点——有没有可能我们把每一个分析都引向这样的终点？倘若用分析家们通常的论述来判断，似乎分析确实有某个确定的终点，当分析家们对某些不完美的分析感到遗憾、或为自己辩解时，这种不完美大家公认、且人人都会遇到，分析家们常说：“他的分析并未完成”或“他还没有分析到终点。”
首先，我们必须确定，“分析的终点”这个模糊短语的含义是什么。从实践角度而言，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当分析家和患者停止分析会面时，分析便走到终点了。
这种情况须有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患者不再遭受其症状的痛苦，并且已经克服其焦虑和抑制；第二，分析家应该判断足够多的材料已然意识化；足够多难以理解的材料已然得到解释；足够多内部阻抗得到克服，以至于无需再害怕病理过程的重复出现。如果我们因为外界困难导致无法达到这个目标，那么最好称之为不完整的分析，而非未完成的分析。
分析的“终点”另一含义则需要更大的野心。在此意义上，我将要追问：是否分析家已经给患者带来了足够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如果继续分析，则不能期待患者还会有进一步的改变。这就似乎有可能通过分析的方法让患者达到一个绝对精神健康的水平；不仅如此，我们相信这种水平可以维持稳定，就仿佛我们已经成功处理了患者的每一处压抑，并且填补了患者记忆中的所有缺口。我们可以首先问问自己的经验，是否确实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然后再转向我们的理论，从而探索一下这种情况发生是否有可能。
每个分析家都会遇到少数个案，这些个案已经取得了满意的治疗结果。分析家成功解除了患者神经症的困扰，而且这种困扰既没有反复，也没有由其他困扰所取代。但若是没有对这种决定因素的深刻洞见，我们就无法成功。那就是患者的自我一直还未有明显改变，且其病患的成因也一直基本上是创伤性的。然而任何一种神经症困扰的成因毕竟都是混合的。因此问题在于病因到底是驱力过分强大（换言之，驱力拒绝自我对其的驯服）还是早期创伤（比如早产）的影响，这些创伤不能为不成熟的自我所掌控。一般来说，就是这两种因素的结合，一种是固有因素，一种是偶然因素。固有的因素越强大，创伤越容易导致固着、并且使得发展受阻；创伤越强大，那么即便驱力情况正常，创伤的损害效果会很明显，这也越是必然的。到目前为止，创伤种类的病因学无疑给分析提供了更倾向于分析的领域。只有当个案病因主要是创伤性的；分析才能成功完成，其力所能及的事情；也只有这样，由于患者自我的增强，某个恰当的解决之道才会取代掉患者早年生活中所做出的不适当抉择。只有在这样一些个案中，我们才能说分析已经完结了。这些个案中，分析已经竭尽全力，且再无继续下去的必要。如果患者果真以这样的方式获得康复，并且再未产生其他需要分析的疾患。那么我们不知道，这有多少是由于患者人生命运的宽慰、为他除去了许多极其严酷的磨难。
驱力本身的增强，以及自我在受到限制、驱离的过程中，进行防御性斗争从而导致的消极改变，这些因素都会对分析效果造成不利影响，且还可能导致分析迟迟无法结束。我们也冒着风险认为，第一个因素（驱力的增强），乃是第二个因素（自我的改变）出现的原因；然而似乎后者的出现也有其自身的成因。而且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此问题的认识如今还并不充分。时至今日，这些问题才成为分析性研究的主题。在这个研究领域内，我觉得分析家们的兴趣完全受到了错误地引导。我们应该探究的问题不是“分析是如何治愈的（这是一个我认为已经充分阐明了的问题）”，而是“阻碍着治愈的那些障碍到底是什么？”
这给我带来了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都在分析实践中直接出现了。我希望下面这个例子能够将之展现出来。有一位男子，他做的分析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他自己却得出结论，觉得自己与男人和女人（与他竞争的男人和他所爱的女人）的关系都没有摆脱神经症的困扰；因此他去找那些他自认为比自己优越的人去做分析。这位男子自己的批判启发结果完全成功。他与所爱的女人结了婚，而且还成为了竞争对手的朋友和老师。他与前任分析家的关系也相当明郎，就这样过去了很多年。然而后来，在没有明显外界因素或困扰的情况下，这个一直接受分析的男子开始对分析家产生敌意，并且指责分析给他做的分析并不完整。他说，分析家应该已经知道，并且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转移关系绝不可能是纯粹积极的；他本应该考虑到有消极转移的可能性。
而分析家为自己辩解称，分析的那段时间并没有消极转移的迹象。然而，即使分析家没有察觉到消极转移的一些模糊迹象（由于分析早期视野有限，因此消极转移也不能排除考虑范围）分析家认为，如果当时那种情结还没有在患者身上激活，那么仅仅靠指出这个情结，仍然很难说这个情结就有力量去激活一个主题（或者，如我们所说的“情结”）。要激发这个情结，分析需要做些不那么友好的行为。此外，在分析期间或分析之后，并不是分析家和其主体之间的一切良好关系都可以视为转移；也会有一些基于现实的友好关系，这些关系可以持续保持下来。
现在，我来讲述第二个例子，这个例子激起了同样的问题。一个年迈的未婚女士，她由于腿部的几处疼痛而不能走路，因此自青春期开始她就无法生活自理。她这种情况明显带有一种癔症的性质，并且许多次治疗都失败了。而一段持续了三个季度的分析解决了这个困扰，让患者得以康复，并使之成为了一位杰出而优秀的人物，有了生活的能力。
她康复之后的几年里总是遭遇不幸。她的家庭发生了一些灾难，财产也有所损失，并且随着她慢慢老去，也渐渐失去了爱情婚姻幸福的希望。但是这位曾经的患者勇敢地面对这一切，并且在这段困难时期成为了家庭的支柱。我不记得是在分析结束的12年还是14年后，她由于内出血严重，而不得不接受妇科检查。检查发现了一个肿瘤，而明智的办法就是进行子宫切除手术。手术完成之后，这位女士又再次发病了。她爱上了她的外科医生，她沉浸在受虐（masochistic）的幻想中，幻想着身体内部发生了可怕的改变，她将这些幻想以及这份爱慕埋藏在心底，这使得进一步分析变得困难重重。这位女士一直到临终之前都身陷疾患。而分析治疗的成功太过久远，我们无法对此有太多期望；而那段分析正是我开始分析工作最早那几年所做的。毫无疑问，这位患者第二次爆发的疾患与第一次成功治愈的疾患有着同样的根源：第二次疾病是同一些受压抑冲动的另一次表现，分析并没有解决这些冲动。然而我更倾向于这样认为：如若没有这次新的创伤，那么神经症就不会重新发作。
这两个例子是从大量类似的案例中特意地挑选出来的，对于我们正在考虑的主题，这两个例子足以展开讨论了。怀疑论者、乐观主义者和野心家都会对这些主题持有不同观点。第一种人会说，现在证据确凿了，甚至一次成功的分析治疗也不能保证当时得到治愈的患者后来也能免患另一种神经症（的确，后来的神经症也来自同一种驱力根源）也就是说，不能避免旧病复发。剩下两种人可能会觉得这并未得到证实。他们会反对说，这两个例子分别出现在二十年和三十年以前，也就是分析的早期；但如今我们的认识和知识更为深入和宽广，而我们的技术也随着新的发现而有所改变。他们会说，如今我们可以要求期待分析性的治愈应该是持久的，或者至少说，如果患者再次患病，新的疾病不应该是他早先驱力的干扰的复发（以新形式出现）。他们会坚持认为，对我们治疗方法的要求，不应该受到我们过去经验的极大限制。
当然，我选择这两个例子的原因是因为它们存在于如此遥远的过去。显然，一次成功分析个案越是近期的，则对我们讨论的价值就越少，这是因为我们无法预测（个案）痊愈以后将会怎样。很明显，乐观者的期望有预先做了一些假设，而这些假设却并非自明的。首先，他们假定：驱力冲突（或者更正确地说，自我和驱力的冲突）是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的；其次，当我们处理某人的驱力冲突时，好像我们可以给患者打个预防针，以防备任何其他类似的冲突；第三，为了预防疾病，我们有能力激发出这种致病冲突，而这种冲突同时又不会有任何外在表现，而且这种做法很明智。我抛出这些问题，但并不打算现在就进行答复。这些问题也许目前也不可能有明确的答案。
借由理论方面的考虑，我们可能会获得一些启发。然而另外一点已经很明确了：如果我们希望让分析治疗能达到这些严苛的要求，那么我们就不可能缩短治疗的疗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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