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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分析家对患者的态度，伴随着语词，以一种情感的语调被传达，在干预的恰当时机上，在他或远或近的立场上。患者在忍耐亲密度上存在差异。然而，情感的语调可能是有效解释的重要成分，它构成了患者把他看作在一起的分析家的，患者的，当前的和未来的图景。 这在与一名候选人的一系列督导会谈中，被形象的展示了出来，这名候选人正与一名患者在一起有效的工作。一般来说，候选人已经与患者建立了良好的情感联系，能够恰当的理解和解释。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她被自己的家庭危机所困扰，这涉及到一个亲密的人的濒临死亡。 在督导会谈中，她提交了患者的材料，这是因为由于她的休假，患者体验到了濒死的分离感。她恰当解释了患者对丧失和被抛弃的体验，但是她的解释不够微妙，却带有明确的情感属性，这在她先前与别人的解释性互动中已经得以体现。患者无视这个解释，仍然在言说她的孤独感，与孤独的痛苦相遇，甚至哪怕分析家在场也无济于事。他在那周围不断地深刻言说着卷入的缺乏。 在会谈之后的督导会谈之中，很明显已能部分的回应对分析家已改变的体验，尽管分析家的干预在技术上是正确的，但在情感上却被移除了。在会谈中，当认识到患者的孤立后，分析家认识到患者把她体验为在她生活中一个疏远的职业。患者突然哭了，并透露她在与父母和周围人的关系中总是感到孤立、疏远和孤独感。就好像在她和外部世界之间存在着一个层一样。 “我认为成为现实很难，成为你自己很难，足够开放而不遮掩很难，不遮掩的对待别人，享受与他人在一起都很难。我对于我朋友的心胸开阔感到惊奇，我自己就无法以同样的方式来回应。我喜欢你的诚实，我也需要它，不像我自己没有它。我希望成为那样的人，就像你刚刚所做的，说出自己心中所想。”在接下来的会谈中，患者描述了自己在来做分析的路上，自己是如何思考和情绪体验的，不仅仅是像她先前所做的那样，作为一个观察者。“不知怎么的我感觉与内在的我连接了。”在假期前的最后一次会谈的前一晚，患者变得焦躁不安，存在着一种忽冷忽热的交替感。她意识到了在她和分析家之间可能忽冷不热的恐惧，但她通过叙述，感觉更好更集中了，从而结束了最后一次会谈。 需要注意到，当分析家确认她的参与时，患者意识到了她的移情扭曲出现了。这必须与分析家的特定状态相关联，而与她的性格和反移情没有关系。然而，它强调了居于主导地位的情感有效的重要性。毫无疑问，与性格分离的分析家与患者有着不同的关系，这个关系会迟滞患者识别她自身孤独的能力。 关于反移情回应的影响、分析情境中的错误及处理方法，已经有了很多内容。(see Gill, 1982, 例如) Skolnikoff (1988)强调，来自患者压力的回应，出人意料的情绪表达很少能被作为患者的特殊意义而被铭记，凭借对分析家角色的识别，从而屈从于细查，作为与过去的重要人物互动关系的重复。上述的轶事中，中断的是以关系为特征的分析家的情感参与。可能正是通过中断，分析家在关系中的作用才得以显现。这效应很容易被那些将中立原则看作情感距离的分析家在很大程度被忽略掉。 同样在这轶事中显示的是，患者想要把分析家认同为心胸开阔的、情感上可用的、对过失足够坦诚的人。尽管我并不否认认同的愿望本身就具备冲突元素，但我仍然不同意Abend的陈述：这些认同必须单一地从冲突的视角来看，必须在分析的结束时溶解掉。这些认同出现在成长的重要方面，必须注意到它是改变的重要方面。 总之，分析家参与的中断，以及承认它揭示了患者将分析家的移情扭曲看作是起源基础的被移除、被抛弃和被允许的分析。假如分析维持的是与分析者保持距离和非情感的立场（或者分析家总是很疏远），患者就只能以一种本质上抑制的、抱怨的和受虐的方式来继续，而不能对她自身扭曲获取观点。不仅仅是促进了分析，还有一致的情感使用，同样是在建设性的分析进程中的必要要素。 本文选自《The Real Person of the Analyst and his Role in the Process of Psychoanalytic Cu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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