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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评论中的偏见与定则 □林木 有人画画，就会有人评画。这差不多是美术界的常识。亦如谁都可以画画和看画那样，谁也都可以评画。就像虽然不是每个人都会做饭做菜，但每个人都要吃饭，任何吃饭的人当然也都可以对这一桌饭菜谈自己的感觉，亦即每个人都可以是美食评论人———且不说“家”。当然，这一饭桌上的人都可以评论，但观点肯定不一样，而且大家互相间也不会买账，因为大家都不权威，评了也不算数。如在座的有烹饪学院的教授，或至少，学过烹饪的学生，说句话或许会管用些。但由于每人都有每人的口味，即使权威说了话，要让每个人都服气也困难。这道理与画画与评画几乎一样。权威说了也不一定算数。 举几个典型的例子。四川的名画家陈子庄，上世纪80年代后才逐渐走红，其生前虽不红，但他看得上的画家却没几个。例如他评黄宾虹：“黄先生是‘票友’，唱不起马刀戏，文人画的习气很深，画的形象也是仿佛相似。如芭蕉是草本之最大者，这是质，由此质而来的外形是其干皆直，而黄先生画的像木质。翠鸟到底是站在树上，还是站在草上，竟然看不出，这就等于写文章遣词模糊。他画的树都是小树秧，画的船不在水中，羊也画得离羊的特殊外形甚远。”又如他评张大千：“张大千的个人风格不是从生活中来的，而是临摹前人之作多了才形成的，这与观察世界创造而得者不同，因此，他在思想上无创见，哲学上无体系，绘画上无理论。世人喜假不喜真，真者朴素，假者喧哗，凑热闹。喜欢张大千画的人大都是在凑热闹，未必真懂张大千。”至于对徐悲鸿、李可染、潘天寿、吴作人、关山月等，他都有很严苛的批评。黄宾虹笔墨至上蔑视形似，陈的评价不对路。张大千后半生的画完全没见过，陈子庄的评价显然不完整。齐白石算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画家了吧。受齐影响的陈子庄对齐就极赞美，但北京画坛的董寿平太了解齐白石，说出一些话来就让人吃惊。例如他说齐白石对传统的东西无兴趣：“他有一个错误的说法———‘学我者生’。这个对齐白石来讲，可以这么讲。因为齐白石不属于中国传统的艺术，是工匠。上世纪20年代，故宫开放以后，请他参观，他不去看。于是别人就问他什么意思。他说，看了这些，扰乱了我的思想。”“齐白石画画，他不是信手画，都是事先经营出来的。拿炭条组织成稿子，组织好了以后，一花一叶，都已经描出来了。这个完成以后，一下几百张。……每天把这底子拿出来以后，用笔就一一比写，固定的，同一个章法几百张。齐白石成堆地画一个章法。”你再听董寿平评李可染：“另一派是一片黑。一片黑原因一是一个没有多读中国书的人，笔墨两字分不清。……李可染他把画论所说的笔墨，就是这个笔，就是那个墨。认为黑的就是墨，这就局限了，各种颜色就排除了。把墨当成黑的了，把笔当成线条了。就因为这个线条，所以他一片黑乎乎往上头扔。”“李可染错误就错在一个不懂破墨，一个以为笔墨就是黑的。”董寿平这些话有道理，当然也不足以概括齐、李的全部。不久前有人把陆俨少在上课时批评黄宾虹的话“黄宾虹的艺术是一个垃圾桶”放了出来，还惹出一阵风波。这些年黄宾虹正在热，你居然如此无礼地对待黄宾虹！于是把放此话的人谴责得不敢回应。有人说陆不懂黄，但陆俨少也是大家，说其不懂画也说不过去。原因是两人路数完全不同。 其实，真正优秀的富于个性的艺术家大都有自己一套独特的艺术观念，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徐悲鸿画室中悬一对联“独持偏见；一意孤行”就是最好的例子。或者正因为这种带有排他性的强烈个性，才使其成为大家。持素描为一切造型艺术基础之“偏见”的北平艺专校长徐悲鸿在1947年时与反对西式素描过多干扰中国画教学的一批老国画家的纠纷就是“一意孤行”的结果。这位“独持偏见”的徐悲鸿不仅与这批老国画家过不去，还与自己曾就读上海美专（虽时间不长）时的老师、校长刘海粟过不去，与自己的朋友徐志摩过不去。两场著名的笔墨官司其实都因为持写实主义并以为科学的徐悲鸿与持现代主义以为更先进的刘海粟与徐志摩艺术观念上的尖锐对立而引起。但这位画坛斗士偏偏与张大千关系极好。这与张大千兼容并包的艺术倾向和中庸宽厚的为人态度有关。张大千年轻时广学传统诸家，传统中之文人画、宫廷画、民间画、宗教画无所不学，水墨、色彩、工笔、写意无所不到，且山水、人物、花鸟、走兽亦无所不能，属于包容诸家，熔为一炉者。故其艺术中无“独持偏见”倾向。加之为人谦和，总是看到并宣传人家的长处，所以赢得徐悲鸿之激赞。有一段话特别典型：“先友徐悲鸿最爱予画，每语人曰：‘张大千，五百年来第一人也。’予闻之，惶恐而对曰：‘恶是何言也！山水石竹，清逸绝尘，吾仰吴湖帆；柔而能健，峭而能厚，吾仰溥心畲；明丽软美，吾仰郑午昌；云瀑空灵，吾仰黄君璧；文人余事，率尔寄情，自然高洁，吾仰陈定山、谢玉岑；荷芰梅兰，吾仰郑曼青、王个鋎；写景入微，不为景囿，吾仰钱瘦铁；花鸟虫鱼，吾仰于非闇、谢稚柳；人物仕女，吾仰徐燕孙；点染飞动，鸟鸣猿跃，吾仰王梦白、汪慎生；画马则我公与赵望云；若汪亚尘、王济远、吴子深、贺天健、潘天寿、孙雪泥诸君子，莫不各擅胜场。此皆并世平交，而老辈文人，行则高矣美矣！但有景慕，何敢妄赞一词焉！五百年来第一人，毋乃太过，过则近于谑矣！’”张大千这种态度不仅仅是谦虚客气，而是对绘画评论的一种清醒冷静态度。他曾对好友谢家孝说，“切忌偏爱，因为名家之画都有其长，学习的人都应该吸收采取。”张大千亦从不自夸自己的画好，亦不允许家人称赞其画，因为他认为绘画的主观性太强，每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标准。张大千只在有客观标准的古画鉴定上有相当的自信。无偏见的张大千在画坛算罕见。 绘画标准主观性太强，最突出的例子也许是画坛焦点全国美展。五年一届的全国美展，涉及大量的评选工作。哪些入选，哪些落榜，哪些获奖，哪些获金、银、铜奖等，都涉及主观性极强的标准问题。这里既有每个画种二三十个评委（还不算各省之初评评委、画展终审评委）各自的主观标准问题，又有批评评选工作的画展关注者自己的主观标准问题。因此，每次全国美展都不如人意。不要说群众不满意，连评委也不满意，每次展览都有持续数月的尖锐批评过程。对待如全国美展这种始终存在主观性的评选，只有以认可游戏规则并接受此规则下之评选结果为前提。不接受此前提者完全不必参加展览，亦不必于事后议论指责。因为并非只是中国，全世界的艺术评选，上述问题，概莫能外。 那么，这绘画就没有办法品评并确定其历史地位么？也有。那得靠时间。两千余年中国绘画史，不也有众多画家名垂青史么？这些画家是怎么列入的？也举数例。东晋时期的顾恺之，被一百余年后之谢赫不以为然，称为“声过其实”，但谢赫之后大半个世纪的姚最又纠正称“长康之美……有若神明，非庸识之所能效”。姚最之评已在顾恺之之后两百多年了。唐代的王维主要是文学史上的令名，在唐代画坛名气有限。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其“过于朴拙，复务细巧，翻更失真”。对吴道子则称赞备至：“国朝吴道玄，古今独步，前不见顾、陆，后不见来者……吴宜为画圣。”张与王、吴同为唐代人，相隔仅一百年，所录为唐代印象。三百年后，宋代大文豪苏东坡评吴道子、王维：“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樊笼。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相距九百年以后，明末董其昌更有文人画与南北宗说：“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南宗则王摩诘始用渲淡，一变勾斫之法。其传为张璪、荆、关、董、巨……”王维在唐代一般，画名远在吴道子之下，因文人画唐代仅萌芽。但宋代文人画渐起，文人画倡导者苏东坡当然要把大文人王维抬得比吴道子高。而董其昌更把九百年前的王维定为文人画和南宗开宗立派之领袖，因为明代已是文人画一统天下的时代了。石涛的例子更近一些。石涛在今天名气极大。但今天画坛大多数人不知道石涛在清初名气不大，远在“四王”之下，亦在八大之下。尽管王原祁与石涛合作过石竹图，且有“大江以南石涛师为第一，大江以北予不敢让”之说，但语气中居高临下的夸奖已有上下之别。如雷贯耳的石涛是在20世纪初出现的。由于石涛强烈的个性符合了20世纪初在西方文化冲击下个性张扬的时代需求，在曾熙、李瑞清、张大千、刘海粟及后来的傅抱石们的宣传推广下，石涛成为20世纪画家心中清代头号大师，其风一直延续到今天。此风距石涛已四百年了。 清人赵翼《论诗》：“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一部画史亦是一部绘画思潮史。不领风骚数百年之人，记他何用？此又为绘画评论之定则。 来源：《中国书画报》新闻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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