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44年，对朱由崧来说，是运气最好同时又是最差的一年。 最好，是他居然干上了国家最高领导人。 最差，是他不幸干上了国家最高领导人。 ——这种胡说，不等于没说，废话的真理性，只能自己琢磨。 中国大地上，开创历史新纪元最多的，也是这个1644年—— 这一年，新商号开张了三家，叫唤起来相当麻烦：叫顺治元年行，叫永昌元年行，其实叫弘光元年也行。开家政府，还真没有开家公司那么麻烦。这前两家是正式开张剪彩，后一家则先上车后买票——因为崇祯皇帝刚死，又是一家人，不太好意思，照顾这位先祖先烈的面子，还叫崇祯十七年，弘光元年迟一年改口。看来，老字号比新字号操作要规范，多少也多点文明礼貌。 南明弘光帝朱由崧（1607—1646），明神宗朱翊钧之孙，福王朱常洵子，思宗朱由检堂兄，崇祯十六年（1643）袭封福王。福王缺的就是福气，封地洛阳被李自成军攻占，朱常洵减肥不认真，翻墙欠利索，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美女、帅哥看好了——由于身轻如燕，世子朱由崧便成功翻墙，尽管颜面尽失，流落江淮，形同乞丐。 鸡飞狗跳过日子的朱由崧，天子这顶帽子，本来是有机会顺理成章地戴在他头上的——他爷爷谋划了多年，一心想将他老爸扶成太子，结果被东林党给整灭了。至于这个时候真的又成了皇上，不是运气来了山都挡不住，而是游戏规则。 ——大明朝鼓声嘎然而止时，一朵花恰好递到他手上。运气如此，有没有表现欲，好歹都要来个节目，至少也要学声鸡叫！《明季南略》有段说法，比较有趣：“自左兵檄至，清兵信急汹汹，上日怨士英强之称帝，因谋所以自全。” 这几句话你不全明白没关系，只要知道一个意思就行了，就是马士英这人真不厚道，为什么逼我朱由崧当皇帝呢！ 让他当皇上，他还生气，真是天字号的歪理邪说！其实可以理解，有这种念头，是因为后来的事情太伤心。就像出门赴饭局，遇上交通事故，当事人都会骂东道主。但感谢也好，埋怨也罢，当初人家毕竟都是好意，并且相当不容易。 为何轮上朱由崧当皇上？陈定生的《过江七事》，给出了朱由崧当选的粗线条内幕：北京失陷，南都法定的政治次中心，自然去掉了一个“次”字，这里的领导干部着手酝酿国家最高领导人。但国家大事的运作程序与领导干部的缜密心思都很复杂，效率也就相应有一些问题。 另一条应急线则在卢九得这边。凤阳守备太监卢九得，手上尽管没有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初始提名权，但他很早就是福王的人，现在空出来这么重要的位子，他首先想到的自然是老领导福王系。经他与军中实力派刘良佐、黄得功沟通，拥立福王朱由崧的计划也就快速形成了。但以这三人小组的分量，并不能形成权威方案。作为刘良佐、黄得功的领导，马士英是凤阳总督，手里的军队也不是刘将军、黄将军这一点，据说仅水师战船就有1200艘——可能有点虚，属于做假账骗点中央财政补贴的那种。但无论如何，重要工作由马士英出来牵头负责，效果完全是不一样的。 马士英的意见，又如何成为留都各级干部的共识？这个牵头人，便是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非常时期，韩赞周的地位与说话分量也是很重的。一桩顶级国家大事，马士英、韩赞周的高度默契，统一了各级干部的思想与认识，朱由崧挂帅获得了一致通过。 “拥戴”工作如此之顺，阮大铖是个极微妙的人物。中都—留都—军队，三者之的纽带与桥梁，阮大铖最合适而非第二。以阮大铖的政治谋略与政治手腕，与三方领导人的亲密无间，都是显而易见。阮大铖后来也向朱由崧表功，称自己如何操作 “拥戴”事宜，言不当虚。平时不做实事，一味口头邀功，领导的脑子又不是格式化了！ ——朱由崧已经成为皇帝，该后悔的日子还有一段，现在你不干，那就不好玩了，因为花都递在你手心里。 既然花都拿在自个手里了，那就来上一段吧——那么多人都在等着瞧呢！ 其实，确实需要朱由崧或“朱由×”什么的，再干一阵子皇上。原因就在于，朱由检这人表演太不到位。作为一个主角，人家刚刚才抬起枪口，你怎么地也得唱上一段，舞上一阵，等人家枪响了，你再使出几个动作，摆出造型，等观众看明白了，至少让观众感到你能够倒下了，你才卟通一声，这种收场，才比较规范。 所以，朱由崧的出场，当是明朝剧情发展的迫切需要。有他这个情节，观众绝大多数才会明白，明朝这出大戏，可以收场了。 这么说朱由崧上台，不是很全面，容易让人错误地认为他天生就是天子福份，一切都是时来运转。真实的朱由崧，什么都不顺，包括走上权力的巅峰。朱由崧运气不是太好，不单是现在这个关键时刻，而是包括早年。再慢镜头回放一下—— 朱由崧，祖父即神宗，祖母即著名女星郑贵妃，其父即“争国本”大戏中的主角——朱常洵。朱常洵混得太倒，太子没当成，城市户口都没保住，不得已到了封国洛阳。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大顺军攻下洛阳，常洵被杀，朱由崧仓皇出奔，避居怀庆；崇祯十七年二月，怀庆府遭变，朱由崧再次出逃；三月，京师破，他又避难至淮安。 旧史所述朱由崧这时的模样，完全就是“人民的儿子”，比普通群众甚至还要朴素一级。唯一有点领导迹象的，就是身边还有几个穿草鞋的工作人员。 崇祯十七年四月，南京诸勋贵大臣议立新君。无论就近救争，还是按伦序，排在队伍前面的，都是朱由崧。但朱由崧差点儿没有当成。 如果排队第一的都拿不到票，那儿肯定是黄牛党执政了。 比黄牛党更牛的党，则有东林党。 东林党的主张，是“立贤”。 “贤”，不是贤的意思，而是指“贤者”。 贤者，潞王朱常淓也！ 朱常淓（1607—1646），生于卫辉，明神宗朱翊钧之侄，潞简王朱翊镠第三子， 万历四十六年（1618）袭封潞王。崇祯十七年五月，清军入关，朱常淓随军南渡长江，寓居杭州。 朱常淓，后来也有了登台表演的机会，但相当失败—— 《明季南略》载：“清顺治二年（乙酉）五月，豫王既定南都，分兵入浙；大帅，贝勒博洛也。时潞藩避杭州；六月，杭人拥戴之。贝勒以书招王，王度力不能拒，又不忍残民，遂身诣营，请勿杀害人民；贝勒许之，遂按兵入杭，市不易肆。” 几百年后，这段文字都让人激动不已。天翻地覆，老百姓还照样上街打酱油，几乎就是和平演变。导演出这一幕的朱常淓，似乎不是一般的“贤”。 后来，朱常淓、朱由崧、王之明，一同被押送北京。击鼓传花，他们因此而受人瞩目。满清真不是一般的“法盲”，明明是人家“正当防卫”，却草率给人定性“谋反”。玩人，没有这么玩的！ 回到大明朝临时领导班子配备上来，主要领导人的人选，既然“贤”的人选有了，昏庸、腐败的标本与典型，只等朱由崧入选了。 朱由崧的公众形象一直欠佳，关于他的“后进事迹”，如果想图简洁明快，可以去看《拉郎配》，这曲戏的背景人物，便是朱由崧皇上。 以朱由崧为原型的戏曲，很有几出，光碟不难找到，你粗略看一遍，可以免看10本以上的繁体旧书。 不过，你还真不要以为这都是小说家之言。历史上的知名大腕，都真地这么数落过朱由崧。南明要员史可法，谓其“在藩不忠不孝，恐难主天下”；东林党首钱谦益等，称其“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之“七不可”。 埋汰人，总得为桩事儿。这事，根子就是朱由崧不能当皇上。如果朱由崧真是这样，那还是天生一块当皇帝的材料——真功夫没有，又“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他除了去当皇帝，天底下还真找不到适合他的岗位！就算找到了，哪个单位又敢接收？ 这种颜色的朱由崧，涂的到底对不对？如果学律师推敲一下证据链，伪证就实在太多了——这个人说的，那个人讲的，原始证据只有一处，就是东林人士的 “七不可”说。所谓“七不可”，其实很难找到确凿的事实。只有“不孝”，尚存事实在《明季南略》：崇祯十七年二月初三日，“怀庆府夜变，帝（朱由崧）同母出走东门，弃母兵间”。危难时刻只图自我保命，弃母不顾，虽说是本能，当然是不孝。但《罪惟录》显示的，则是朱由崧仓皇出逃中，半道与母亲走失了。其余“六不可”，则更难找到事实的支撑了。 莫须有之事广为流传，真正的源头还是在他爷爷明神宗——明神宗荒淫怪异，宠溺郑贵妃、福王，遭到东林党人的反对情。朱由崧即位后，马士英、阮大铖擅权，更多的人怨气冲天了，尤其是东林党。 东林党人一直喜欢管事，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就是刮风下雨、做家庭作业的事他都要管。管的手段则比较文明，毕竟都是读书人，上掴下踢的动作不多。方法，就一个字：“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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