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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与投射认同(二)︱李孟潮:爱情关系是一种排外的关系

 桐语缕心 2016-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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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中的其他问题


2.1青少年和中老年


法国精神分析家Chasseguet-Smirgel (1973)提出,成熟的爱和青春期暂时性的“坠入情网”不同的是,其中对爱人的自我理想的投射是有限的,同时由于爱人所提供的性满足自己的自恋感得到了一定的增强。在临床工作中,有不少青少年或者青年成人因为爱情的困惑来就诊。这时候作为成人的治疗师往往会觉得他们的爱情关系比较混乱和不稳定。但是究竟这种爱情关系的混乱是来自于正常的青春的迷惑还是严重心理病理性的萌芽?


正常的青春的迷惘往往是建立在Erikson称为身份危机(同一性危机)的基础上,而严重的心理病理性基础往往是身份混乱,是严重心理病理性(特别是边缘人格结构)的前兆。身份危机意味着人格结构中超我和自我开始更新和成熟,往往可以根据这么几条标准把他们和身份混乱区别——


(1)是否有能力体验到内疚和关注,并且具有真诚的愿望去修复由于情绪爆发造成的破坏性结果?

(2)是否有能力和他人建立起持续的人际关系,并且能够现实的评价他人?

(3)是否有能力扩展和深化自己的一套价值观,而不是根据周围的青少年的标准来任意改动自己的价值体系?


正常青少年和边缘青少年也许在爱情领域中表现都差不多,所以这时候特别要注意根据上述标准评定他们在其他领域的区别。另外,正常青少年经由爱情所体验到的超越感似乎也多过边缘青少年。


在人们达到中老年(35-50)的时候,又出现了对心理结构的新的考验。这些中老年者的子女再此时往往也进入了青春期。


这在本人有关家庭、青少年、投射认同的几篇文章里面已经涉及一部分。


这时候最突出的特点是俄狄浦斯情结的重现,我们知道青春期是俄狄浦斯情结重现的时候,而此时作为父母的中老年者同样也面临着再次修通和处理自己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挑战。这时候家庭中的投射认同是极其复杂的。


这时候中老年妇女受到的挑战是比较明显的,一方面她们需要处理自己对于女儿的嫉妒或者对儿子的诱惑以及分离焦虑,另一方面需要处理和丈夫的性关系的冲突。


如果女性在结婚的时候存在对丈夫的理想化,以及通过对丈夫的理想化来解决自己的阴茎嫉妒,在此时往往要面临理想化的破灭,经历痛苦的丧失体验。这时候其敌意和竞争感往往会直接爆发,指向丈夫或者青春期的子女。这样的妇女往往经由投射认同的过程在家庭中制造出她自己在青春期和其父母的沟通模式。所谓“更年期综合征”中有很多人属于这种情况。老中医能够治好她们可能是因为老中医很慈祥,很共情。


这时候女性面临的认同困难主要是如何认同自己青春期时的母亲形象,建立起对自己的身体和吸引力的自信,以及发现自己中老年女性身份的价值感。


中老年女性的心理治疗和心理发展极其复杂,涉及文化、经济、生理等各个方面。治疗师需要注意其分析过程的全面性。尤其应该小心的是,有些具有自恋特质的中老年女性会在这时候否认他们依赖家人的需要,或者通过反向形成来对抗性禁忌(如追求性自由)等,在分析过程中她们会把对生活的需要转移到治疗师身上。对于这些患者,重构青春期以及修通既往各个时期的固着是比较长期的任务。治疗师往往容易因为她们有较好的自我功能而对治疗的难度估计不足。


治疗师需要特别注意探索患者普遍存在的客体关系模式,以及她对自己女性认同的冲突。包括了她对自己的性别、身体以及男人的态度。


人们往往会有一种想当然的想法。就是一个人随着生理年龄成熟步入中老年自然心理也会成熟起来。不过经过生活、治疗中的观察以及文献来看,这种想法未免过于乐观。


中老年者很少来做心理治疗,也许不是因为他们更加成熟了,而是因为他们更加绝望了。在本人的文章《为什么要研究认同》中,已经提到过,如果在成人期不能够修通同一性危机和童年情结,其实在中年之后各种焦虑和情结将会卷土重来,随着生理机能的衰退,虽然人们的冲动性会减少,可是随着死亡的逼近,各种早年的焦虑和认同形式将会被再次激活乃至爆炸。


人们开始害怕变老,害怕疾病,害怕自己没有吸引力,害怕自己对别人极度依赖,害怕被人抛弃,否认变老的事实,否认自己和伴侣的躯体健康日益恶化的事实,同时心理上的攻击性将会增加。这时候源自自我和超我的对伴侣的关注和负责起到了保护伴侣关系的重要作用。


男人在此时对女性的变老更加敏感,一方面是因为这时候女性的外表和男性理想中母亲的外表不相符合,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此时女性的外表是其投射攻击性的承载物。而且男性的青春期的俄狄浦斯情结会被再次激活,从而避免和自己的妻子发生性关系。


老年的性亲密往往是考验夫妻性自由程度的一个标。对老年人的性生活的否认和儿童否认自己的父母有性行为在无意识中其实是异曲同工的。(Kernberg,1991)

时间的确可以治愈所有的创伤,心理创伤也不例外,的确也有不少伴侣随着时间的流逝,从而超我和自我日渐成熟,伴侣关系中成熟的爱情成分逐渐增加的。可是我认为这样的夫妻往往共有的特点便是他们具有良好的哀悼和自我治疗的能力,并且他们所处的文化或亚文化环境中具有提供成熟的文化超我的能力。


在伴侣的晚年生活中,对伴侣的忠诚转换为对自己内心世界的忠诚。
随着死亡的降临,人们会看到所有客体关系的局限性。


天下第一完美的客体关系也有不完美的一面,便是它是会消亡的。包佶有言,“玉树歌终王气收,雁行高送石城秋。江山不管兴亡事,一任斜阳伴客愁。”(《再过金陵》)。宇宙可不管我们快乐还是痛苦,它是要按照它的规矩行事的,悲哀是人类逃不了的宿命。


哀悼所有心理关系的丧失,以及哀悼自己不久后就要面临的身心灭亡是人们一生中最艰巨的任务。同时也会让人们真正意识到爱情的生命观意义和更加珍惜爱情生活。


老年人将会如何度过自己的余生是个重要的心理课题,其实对年轻人如何安排、度过自己的一生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其实专业界对这方面的研究还是比较多的,可惜我国现在不太重视这一块,好像中国人不会死一样。


要是真能做到孔夫子那样,“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倒也好了,可是现实生活中,有几个人能做到“乐以忘忧”呢?多是拿着“未知生,焉知死”胡乱搪塞,骗自己玩儿。


2.2团体、群交、婚外恋


爱情关系是一种排外的关系。伴侣关系和伴侣周围的团体之间往往是存在很多冲突。浪漫的爱情是伴侣关系(性爱关系)的起点,在浪漫爱情的时期,爱情的诸多特点都达到了顶峰——对伴侣的理想化,激情中的超越体验,对团体的背叛。其中对团体的背叛起源于青春期后期。所以青春期的小团伙迟早是要散伙的。


伴侣的亲密性是一种隐私的亲密性,往往使伴侣对抗周围的团体的那种“大家庭”似的亲密性。


团体成员如亲戚朋友往往会在无意识中妒忌伴侣的亲密性,尤其是他们具有性色彩的亲密行为。伴侣往往会激发周遭团体成员的俄狄浦斯情结,从而他们会对伴侣关系进行投射和攻击。


另外一方面,伴侣又需要团体来中和伴侣关系中的攻击性。伴侣间需要把他们的攻击性投射到团体其他成员或者其他伴侣关系中,从而维持自己关系的稳定。


这种伴侣和团体的投射认同关系的冲突在一定条件下会形成妥协,一种妥协形式就是群交或者“开放婚姻”如换妻。


群交其实是溶解了伴侣的性关系的亲密性,但是同时又保持了伴侣关系其他侧面的稳定性。而开放婚姻是一种慢性的伴侣亲密性的溶解过程。群交和开放婚姻都意味着从一开始对团体的背叛又回到团体之中的过程。


伴侣关系和团体关系之间的界限有很多不同的级别,群交是一个极端,这时候伴侣关系和团体关系之间的界限几乎消除;隐居的伴侣又是另外一个极端,如杨过和小龙女。而隐居的伴侣关系中,攻击性将会逐渐升级。没有修通的话,双方会觉得自己犹如身陷牢笼,不得自由。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在分手或离婚后立即开始投身性放纵的原因之一。孤立的伴侣之所以攻击性会逐渐增加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们缺乏来自于环境的校正,以及在社会情境中代谢起攻击性的可能。极端的施虐受虐的伴侣在社会孤立的情况下对受虐者是非常危险的。


很多伴侣需要把他们关系中的攻击性展现在团体面前,如经常当众争吵,这是一种无意识的取悦和诱惑第三方的行为,而受到诱惑劝架的第三方有时候也可以享受那种无意识的兴奋和满足。


如果在团体中一对伴侣内在关系很稳固,而他们又对团体有很强的影响力的话,将会引起团体组员的理想化,焦虑,和嫉妒,并可能攻击他们的关系。


这里需要提出一种特殊形式的婚外恋,便是那种所谓对稳定夫妻关系有利的婚外恋。按照Kernberg的观点,其实这种婚外恋形式之所以稳定,是因为它是未解决的俄狄浦斯情结的一种比较平稳的表达形式。


外遇者通过把父母表象分裂而分别投射到伴侣和第三者身上。如把没有性欲、只会做家务、带孩子的母亲投射到妻子身上,把活泼、性欲旺盛的母亲表象投射到情人身上。随着婚外恋关系的逐渐深入发展,它会变得和夫妻关系越来越接近。对于婚外关系的厌倦很快会再次出现,就像对婚姻的厌倦一样。


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群交伴侣和开放婚姻群体中,社
会学家Bartell 对群交人群进行了研究发现,所谓群交可以促进夫妻关系和保持爱情稳定的说法其实是一种幻想,一般在2年左右,人们就再次回到对性感到厌倦的状态中。(Bartell,1971)


群交群体中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参加者中女性往往是有较多的同性恋行为发生,而男性很少。对此现象的动力学思考是,男性的性别身份认同往往经历两个阶段,首先认同母亲,然后才是认同父亲。而女性则一直保持对母亲的认同。也就是说,女性的核心身份认同远比男性牢固。所以对于群交场景中的同性恋冲动她们并不太害怕。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男性性别身份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也可以说明性变态者男性居多的原因。


Kernberg的观点是,过于开放,性关系混乱的伴侣关系往往提示着前俄狄浦斯期的心理病理性和性倒错,提示着内在客体关系的恶化。其实观察发现,持续参加各种混乱性倒错活动的伴侣,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里面他们的所有的亲密性会消失。(Bartell, 1971; Kernberg, 1980)


性生活能够重新塑造伴侣之间的人际界限以及伴侣合为一个整体和其它团体的界限。把伴侣之间的性自由“出口”到社会文化团体中,比如说根据的文化原则是“现在是自由的、性解放的社会”,“文化改变了”等等口号。


其实不但不能促进伴侣之间的性自由,恰恰相反是
一种机械的、苛刻的超我形式。也就是说,这些类似于群交团体的文化原则其实是要求伴侣必须不要保持自己的性隐私,以及保持伴侣之间和团体的清晰分界的权利。


一个常见的例子是如果一个人告诉别人,“我不想参加团体活动,因为我更喜欢和我所爱的人在一起。”,或者告诉对方“我不愿意和你做爱,因为我要保持对我的伴侣的忠诚。”往往会诱发对方的嫉妒,接着就来文化大道理了,其实是种“文化诱奸”。听说现在被“文化诱奸”的人还不少。


说到文化,岔开说几句。


女性未解决的俄狄浦斯冲突往往会变现出受虐的倾向,如明明不爱某个男人,却又不能离开他。当然,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注意到有时候女人不能离开那个不爱的男人是因为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因素的影响。如不忍心抛开孩子,这是文化受虐,不仅仅是个体的心理问题。


当代女性的自信和成功往往也会激活男性的未解决的俄狄浦斯情结,尤其是不安全感、恐惧和妒忌等情绪。


伴侣和团体之间的攻击性的相互投射认同的例子在许多浪漫爱情小说中表达的非常充分,这些小说的形式往往是一对伴侣被充满敌意的人群所包围,如《神雕侠侣》,这往往反映了这种敌意和嫉妒的投射认同的心理现实。


伴侣和周围团体的界限中,与子女的界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今天我们只能探索其中的一小部分。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就是伴侣特别是神经症结构的伴侣往往会因为自己的亲密关系感到内疚,由于俄狄浦斯情结没有得到修通的原因,从而不敢保持和孩子的清晰的界限。有时候有些我们以为是乱伦诱惑的行为却有可能是相反的含义。比如说父母的卧室不上锁,有可能就是夫妻间无意识中为性行为感到羞耻和内疚,把苛刻的超我投射给孩子,并且无意识中认为作为父母的自己是不应该有性行为的。这种情况下其实是夫妻认同自己做爱的父母存在困难。


另外有两点:

一,伴侣与其它伴侣的关系中也经常渗透着色欲。二,伴侣和其他团体尤其是家族传统之间往往是存在着“静静的战争”。其中的复杂的投射认同实在难以一言演绎概括。就此略过,大家可以参看家庭治疗和团体治疗的一些书籍补充这两方面的知识。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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