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玛格丽特回到了诺夫勒，精疲力竭，支离破碎，仍然不停地喝，喝得更多。“非常可怕”，后来她自己都说。 没有人能够代替上帝 就像什么也不能代替酒精 所以上帝仍然是不可替代的 玛格丽特认为她之所以喝酒是因为她知道上帝并不存在。玛格丽特从来不是个信徒，从小就不是。她总认为信徒不是很健全，认为他们不负责任。但是斯宾诺莎、帕斯卡和吕斯布鲁克让她懂得了对神秘的信仰。“他们发出非信仰的叫声”。奥蕾里娅·斯坦纳叫，让上帝来救她。当时，玛格丽特经常谈论到上帝，“我们缺少一个上帝”，“我不相信上帝，相信上帝是不健全的，但是不相信上帝反而是一种信仰”。酒精可以直接与灵魂发生关系。“上帝不在，但是他的位置还在，空着，”1990年她说。她醉心于寻找“逻辑的谬误”。塞尔日和亨利还记得有一年秋天的下午，玛格丽特不停地在喝，酒瓶里装着好几升威士忌，她一边喝一边在背诵《福音书》。“酒精就是为了让我们可以承受世界的空茫、星球的摇摆，承受它们在空间永不停止的转动，承受它们面对你的痛苦漠然的沉默。”她在《物质生活》里写道。酒精让她进入一些她从未进入过的领域，她觉得自己就是那里的女皇。酒精可以让她重新凝聚起自己的力量，她不会再被现在炸得粉碎，这折磨她的现在啊。“我没有历史，我没有生活。” 在诺夫勒，她能够写的时候仍然在继续写那些信的片断，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写了些什么。她甚至弄不清楚自己是真的写了，还是仅仅是想象。无所谓。这种书信的关系至少还能维持她的生命。“我的夜晚不应该再在酒精中度过，我应该早点睡，这样我才能给你写很长很长的信而不死去。”她知道自己离死神很近了。有一天夜里，她给米歇尔·波尔特打了电话，说她活得太累了。米歇尔赶过去看她。她完全是个醉鬼的样子，步履蹒跚，眼睛半睁着，什么也看不清。她甚至可能活不到一年，她说。米歇尔照顾她，安慰她。她又重新站稳了脚跟。她走出家门，和米歇尔一块儿出去散步，欣赏麦田的颜色，去看坟墓，一边开车一边哼唱皮雅芙的歌，她还接待儿子的朋友，做饭，邀请朋友前来做客，看电视，接受大学生的采访，短暂地离开她那诺夫勒—特鲁维尔牢笼。这一年夏天她接受电影节里最不受重视的一个摄影小组的邀请—这个小组仍然相信电影的激进效果—去参加了伊也尔电影节，推出她最后的几部片子。 这十五年来，玛格丽特一直在圣伯努瓦街收到很多来信。她拥有自己的崇拜者，狂热的杜拉斯迷。有些人崇拜她已经很长时间了。他们说话的腔调都和她一样，甚至能背诵她的作品。玛格丽特不讨厌某些年轻人对她的这种崇拜，然而并不刻意维持这种关系。所有这些信都堆在她家里。她小心翼翼地保存着。她会经常打开来看，但是她不回信。不过几个月来，有一个卡昂的大学生给她写了很多信，非常美的信，出乎她自己的意料之外，她有的时候竟在等他的信。恰巧在伊也尔，有个年轻的导演说起卡昂的朋友经常在星期六的晚上一边听《印度之歌》里的曲子一边不停地跳舞，他们都像《塔吉尼亚的小马》里的主人公一样喝康帕里酒。“卡昂有个人写信给我，我收到了他的很多信，”她对他说，“也许您认识他？”当然，他认识他。她让他描述一下写信的这个年轻人的外表，谈谈他的事情。导演提供了他的一些情况，却没有意识到她已经是仔着心思在问的。几个月以后，玛格丽特接受一个大学生电影俱乐部的邀请去了卡昂，这些学生想组织一场关于《印度之歌》的讨论。她已经忘记卡昂年轻人给她写的这些信了吗？似乎是。讨论完以后，一伙年轻人邀请她去旁边的小酒馆。凌晨两点钟，她正准备开车走的时候，一个小伙子说愿意陪她。是我，他说，他和她谈起了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劳儿·V.斯坦茵、米歇尔·理查逊，他对她说开车要当心，然后看着她在夜里上了回诺夫勒城堡的路。 几天后，她决定回信给他。她很清楚地记得那个日子：是1980年1月的一天。正好在她发病后。她在诺夫勒。才去看过医生。她对医生说她身体不太好，但是没敢承认自己酗酒。医生诊断为忧郁症，开了些抗忧郁症的药和酒，三天的鸡尾酒之后，她多次昏厥。又忍受了四天的病痛折磨后，她在夜里被紧急送往圣日耳曼—昂拉耶医院。她在那里待了两个月。回来后她又给他写信，她向他诉说了继续活下去是多么艰难。“我对他说我酗酒，说我因为这个又在医院住了一阵子，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喝到这样的程度。”她相信他，不假思索地把自己生活中最隐秘的事情告诉了他。在医院度过那段艰难时期之后，这个年轻男子突然成了她的一个知心朋友，一个兄弟，一个绝望中的同伴。他就是那个陌生人吗？她写了无数信给他，却没有寄出的陌生人吗？也许。又一次虚构变成了真实。她想象了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真在这里。他在，在等她。于是她继续要和他交往下去。但是这一回是他，他没有回信。 玛格丽特又开始了和酒精的斗争。痛苦、艰难、孤独的斗争。对自己她一点也不温柔。有六个月的时间，她没有沾过一滴酒。但是她变得易怒，暴躁，有时甚至有点恶毒。不过她并没有因此失去精力，生活的欲望和讲述故事的欲望。米歇尔·芒索，她的邻居和朋友，讲述了她是如何把她所看到的一切加工成小说，如何将现实加工成一系列的虚幻。“她喜欢夸大一切，她也夸大了我的生活，她把个别的夸大成普通的，把日常生活中的夸大为形而上的。我有幸参与了这种变形。”米歇尔·芒索在《朋友》中写道。玛格丽特又开始在诺夫勒接待朋友的来访。她又一次对政治感起兴趣来，非常感兴趣，猛烈抨击“苏联法西斯主义”和侵占阿富汗的行为。 玛格丽特又有了新的工作计划。塞尔日·达内去找她，希望她负责《电影日志》的一期特刊，她非常高兴地接受了。她想利用这个机会重新回到自己的故土。童年，她提议在杂志的后面排上母亲和两个哥哥的照片。她喜欢将文字和画面混在一起，喜欢让读者玩追索的游戏，而不愿为他们提供一个完整的故事。她想要重新回到文字和画面的关系上来，想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和电影究竟又是怎样一种关系。为了完成如此丰富重大的任务—做一期文学的，电影的，自传性的，集体的和政治性的杂志，她首先用录音机录下了她和塞尔日·达内的长谈，然后塞尔日再将录音内容破译出来交给玛格丽特，由玛格丽特重新创作。特刊出来了，它有个很美的名字，叫做《绿眼睛》。玛格丽特成功地将画面、文本、对话、私人信件和私人秘密组合成一曲重奏，诉说着略带忧郁的乡愁。后来《电影日志》重新编辑后出了一本真正的书，一种既残酷又诙谐的自我描述，这个电影家想要引导电影界的变革，可是确切地知道自己做不到。 玛格丽特于是好些了。她重新开始正常地进食，开着车闲逛，这是她的癖好之一。她决定在特鲁维尔度夏，仍然希望在那里，面对着大海，她能够写一本新书。她没有明确的计划。也许写作的欲望会自然而然地来，她希望如此。于是当塞尔日·于利请她为《解放报》写专栏的时候，她立刻就表示了兴趣。于利经常到特鲁维尔的黑岩旅馆和她见面，提出了约稿的想法：“玛格丽特看着大海，看着这世界的碎片一点点地来到她面前。孩子的脚步，动物的印记，动物残骸。我看她把这扇窗子当成了自己的报纸。”（作者与让－皮埃尔·瑟通的谈话，1996年9月14日。）于利希望她的名字，她看待这个世界的独特角度可以登上自己的报纸，但不需要有什么确切的想法：不要政治专栏，也不是文化方面的报告，应该说是什么也不像，仅仅属于她自己的什么东西：她感兴趣的东西，不是表面意义上的新闻写作，而是一种潜在的现实性写作，现实的意义，而不是大家都关注的爆炸性事件。这个想法吸引了她，她觉得这能让她重新开始她一直激烈捍卫的“主观新闻写作”而且她能够重新回到那种十分流畅的文体。于利希望的是长期合作，建议她每天为报纸写一张纸，写一年。这是不可能的，玛格丽特回答他，她认为自己最多只能写一个夏天。“是的，但每天都要写，”于利说。开始她说不，后来却答应了，但是明确规定了条件：三个月，每周一篇，幽默性的作品。于是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她谈论雨水，谈论晴朗的天气，但是她最喜欢谈雨，因为这个夏天有一种似乎要腐烂的感觉。她什么都谈，什么也不谈，天的颜色，旅客的蠢事，愚蠢的太阳浴，火腿三明治的价钱，伊朗，阿富汗，布雷奈夫，卢旺达，格但斯克的工地，一个年轻的女教练，鲨鱼，她还特别提到了她在黑岩旅馆阳台上观察到的那个灰眼睛的瘦弱男孩。翻一翻杜拉斯的目录我们就可以知道她的爱好了：战争，犹太教主义，法国共产党的仇恨，对戴高乐将军的蔑视，她对大海的迷恋和恐惧，变幻无常的天色—她非常善于描写这种变幻，她从语言的其他部分分离出来的几个词，这几个词因为她的偏好而变得极具诗意：昂蒂费角，比如说，昂蒂费角这个词；不管它的本意是指一个港口还是别的什么，仅仅是作为词语的昂蒂费角，通过它的发音就能让我们神游一番。她像说话那样写作，像思考那样说话，她每时每刻都在思考，一切都能引起她的思考。玛格丽特还一直期望着革命的来临，为每一次革命而狂喜，总是想从时政的一团乱麻中离析出革命的因子。波兰事件使她心荡神驰。她想过要到格但斯克。当地的罢工敲响了她革命的希望。 她在燃烧，玛格丽特，她还要她的朋友都像她这般具有急遽产生的热情；朋友亲切地把她的这份热情称为“狂热”。现在的朋友，他们几乎无一例外的年轻、英俊，并且对她非常温柔。他们欣赏她，保护她，总想和她在一起，因为有她的生活是那么独特、活泼。和她在一起，亨利说，（作者与亨利·夏德兰的谈话，1996年10月14日。）我们总是想倾诉，一起走上很长时间，跳舞，大笑，听音乐，观察阳光，享受夜晚，每时每刻都想睁开眼睛看这世界。玛格丽特的活动总是安排得很满，玛格丽特对别人非常感兴趣，玛格丽特喜欢友谊，玛格丽特喜欢自己被包围着。和她接触，年轻人有一种自由和惬意的感觉。“我可以完全放开来和她谈话，谈我自己，我非常信任她，”他们当中的一个小伙子说，“就像我在和自己的母亲谈话，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和一位母亲谈话。”（作者与亨利·夏德兰的谈话，1996年11月25日。）很长时间以来我们都把她看成是一个极度自恋的女王和自我夸耀的天才，而她也是一个耐心的听众，有很强的好奇心。那些曾经在法国或在国外参与过她主持的讨论的男男女女，都非常惊异于她将问答的角色颠倒过来的本领：“那么你们呢？你们是怎么想的？”她这样来回答别人提出的问题。这不是一种技巧，而是她真想知道的欲望。玛格丽特是难以满足的。她靠别人来充实自己，问朋友问题从来不多加考虑，深更半夜地给他们打电话，掺和他们的爱情故事，不管什么都要插上一手。侵略性的玛格丽特。独自一人。她总在梦想有一天会有一个男人向她走来……她曾对一位朋友说爱情对她而言是永远地结束了。但是在《奥蕾里娅》里，她写道：“闭上眼睛，我也许会问你：你是什么样的？金发？一个北方的男人，眼睛是蓝色的？我会问：你在找人吗？我们谈论过的某个人？你说：是的。你重复道：是的，是的，我根本无法辨认出的某个人，我超越自己能力去爱的某个人。” 她不再等待。身体永远地关闭了。报废。一只被酒精彻底摧毁的老布娃娃。她再也不能引起欲望了。甚至看上去曾经如此羞涩地热恋过她的那个年轻男子也把她忘记了。接着，有一天，他给她打了个电话。是他，那个如此温柔，如此优雅的小伙子，神秘的诗人，喜欢康帕里的哲学家。那个有着忧郁的微笑的脆弱的男孩，一身白，将她所有的书和电影都熟记在心，那个曾经在某个夜晚和她如此温柔地谈了一夜的人。 ▲扬·安德烈亚和玛格丽特·杜拉斯 您不会知道的，玛格丽特，这将是您的最后一次恋情，您生命中的最后一个男人，一直到您生命尽头，他都将倾听、注视，将您抱在怀中。他的名字叫做扬。不是扬·安德烈亚。安德烈亚是她后来给他的名字，杜拉斯天堂里的教名。他很活泼，他喜欢笑，这也许是他生命中最喜欢的东西，笑，他也喜欢走路。我还能看见他的时候—如今他把自己关在玛格丽特房子对面的一间保姆房里，除了有时他姐姐会来看他以外，他几乎谁也不见，他总是和我约好在远离圣日耳曼—德普雷的地方见面，而他也总是步行前来。他动作很平缓，手长长的，声音很高。他会照顾人。和他在一起，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很快就会有一种安全的感觉。他谨慎，耐心。他很瘦，像是《80年夏》里那个灰色眼睛，发育过快的小男孩，只喜欢女教练躺在沙滩上给他讲故事。 他给她去了电话。时值9月初。他要求去看她。“为什么？”“为了相识。”他回答说。玛格丽特那时正处在极度的孤独之中。不，我有工作，她说，再说我不喜欢新朋友。他又给她去了电话，但是电话在一片空茫中响了很久。玛格丽特到意大利参加一个电影节去了。每天，他都给她打电话。接着，她回来了。为什么要来？“来谈一谈泰奥朵拉。”他回答她。她没有坚持。在挂断电话的时候，她气喘吁吁地说：“两个小时以后再给我电话。”“您什么时候到？”她那时的声音很低。“明天上午。汽车是10点半到，我到您那里大约11点。”她在卧室的阳台上等他，看见他到了。“您是那种布列塔尼人，高而瘦。我觉得您很优雅，非常谨慎，甚至您自己都不知道您很谨慎。”他敲门了。她没有马上应答。是我，扬。她又等了一会儿，她没有弄出一点声音，然后她下决心去开门。“在故事被写就之前我们从来不知道它是什么样的。”她拥抱了他。他们交谈。夜深的时候他问她知不知道附近的旅馆。她对他说现在正是旅游旺季。说她儿子的房间空着。他可以睡在里面。“只要听见他的声音，我就知道他的确是疯了。我对他说来吧。他放下了他的工作，他离开了他的房子。他留了下来。”布尔·奥吉埃回忆说玛格丽特第二天打电话给她。“我刚碰到一个天使，”她对她说。天使留了几天。开始她教他如何在夜里观赏大海。第二天大海总是风平浪静的。“我在黑暗的房间里。您在那里。我们一起看着外面。” 扬突然走入玛格丽特的生活。突然之间，她将他安置在她想象中的舞台上，分配给他一个角色，他已经知道了，他在那里只是为了证实她所看到的一切。很快，她就用爱吞噬了他，她夺走了他所有的视线。从此之后将是她站在他的位置上替他看这世界。她夺取了他的名字，他的夜晚，他的时间，他的爱情。爱情的俘虏，扬；被激情吞噬的扬，默认了这种牺牲的扬。靠近天才就会变成作家了吗？从关在黑暗的房间里一起听涛声的第二天起，扬就成了扬·安德烈亚。扬是同伴，情人，玛格丽特电影里的演员，玛格丽特的司机，她的知心朋友，扬从此以后再也不离开她了，他成了她的出气筒，她的护士。只有扬一个人知道这个故事，可是今天，扬躲起来了，扬·安德烈亚·斯坦纳。 在黑暗的房间里，她把自己给了他。他们发现了一片新的领地，玛格丽特以前的任何一个情人都没敢冒过的险，他们俩却将拾级而上，夜晚，白天，在酒精的作用下，在激情的狂喜中，在痛苦和等待的欢娱的叫喊中。生，或是死。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