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曼 来源：风流年代（fengliutimes）原创
白衣才子醉风流，一部西厢傲王侯
王实甫，元朝人，生卒年不详，名德信，大都（今北京市）人，著名杂剧作家。 王实甫一生创作颇丰，但名目可考的只有14部杂剧，除《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吕蒙正风雪破窑记》、《四丞相歌舞丽春堂》留有全本外，还有《苏小卿月夜贩茶船》、《韩彩云丝竹芙蓉亭》各一折。其余仅存名目于《录鬼簿》。 王实甫铸就了我国文学史上最璀璨夺目的珍品《西厢记》，后人评价该作堪与《红楼梦》比肩，谓二者是文坛并开的两朵“奇葩”。王实甫以超迈于时代的视角，重新演绎了张生与莺莺的爱情故事，唱响了冲破礼教束缚，争取婚恋自由的最强音。后人称王实甫取得了古代文采派的最高成就，明代何俊良说：“王实甫才情富丽，真词家之雄。” 王实甫与其作品 《西厢记》 惊世骇俗的“出逃” 虽然王实甫的作品被后世传颂，但关于王实甫的个人资料却只有零星片段，这和元朝时文人社会地位低微，不受统治者重视的社会背景有关。 元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弓马取天下的观念大行其道，科举制度几曾废止，知识分子科举入仕的理想破灭。当时有“八娼九儒十丐”的说法，意指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竟和娼妓、小偷一般卑贱。 元朝的读书人不为统治阶级所重，处于集体怀才不遇的境地，他们悲愤压抑，只好混迹于娼妓优伶的下层社会，借写杂剧来抒发胸中块垒，因此元杂剧盛极一时，涌现了很多杰出的剧作家，如最负盛名的关汉卿、白朴、马致远、王实甫等。按现在比较一致的看法，此四人并称“元曲四大家”。但在当时社会，他们地位低下，很少有人为他们著书立传。因此，他们的身世多所掩埋。 王实甫的父亲和儿子是元朝颇有地位和品级的官员，所以在官方史书中留有记载。王实甫本人虽然也有过从政的经历，但由于中途“背离”被视为正统的仕途，所以他即使留下了辉煌千古的作品，也失去了被收入正史的机会，而今，我们只能从各种史实片段里，去考证、复原王实甫的人生。 《录鬼簿》里提到寥寥几语：王实甫，名德信，大都（今北京市）人，被列入 “前辈已死名公才人”。《西厢记》创作于元成宗元贞、大德年间（1295年－1307年），后人从这部作品和有关资料推测，王实甫大约生活于元世祖忽必烈到元顺帝贴睦尔时代，与关汉卿生卒年代相去不远。 根据《元史》的零星记载，王实甫祖籍在今河北保定的定兴县。其祖上究系哪一支王氏，已难以考证。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自宋元之后，王姓人已越来越融入社会肌理，其门庭、郡望渐趋淡化。 华北平原、燕赵大地、易水之侧，这里人杰地灵，自古多才俊。王氏家族凭借其在元蒙统治集团内部的地位，在当地备受尊重和仰慕。 王实甫的父亲王逖勋是成吉思汗麾下的一员虎将，曾跟随成吉思汗西征至西域，娶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噜浑氏为妻。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元朝社会，王实甫应有资格归属社会地位较高的色目人种。但因史料缺乏，我们无法知道他是否选择过色目人的“高贵”身份。 王逖勋深受成吉思汗赏识，曾官至通议大夫、礼部尚书等要位，受封太原郡侯；阿噜浑氏受封太原郡夫人。而王实甫的儿子王结，“以宿卫入仕，官至中书左丞、中书参知政事” ，地位显赫。 诞生于这样家庭的王实甫所接受的教育、见过的世面应该不同凡响。王实甫自己也确实曾是官场中人，他按照父辈的安排和传统的观念，先以县官入仕，因才能不凡，政绩卓越，后提升为陕西行台监察御史，其级别相当于现在的省级官员，可谓前途无量。 如此看来，他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前途，比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优越得多，不似别人投身杂剧，是“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式的无奈选择。那么，这样一位“省级官员”，为什么会选择投身于“八娼九儒十丐”的行列呢？ 王实甫生性不羁，骨子里是文人的清高气质。他为人机智幽默，风流倜傥，博学多才，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擅长吟诗、吹箫、弹琴、舞蹈、下棋、打猎等各种技艺，具有典型的文人气质和心性。真正的文人是有精神洁癖的，这种洁癖使得他们对理想世界无比珍爱和向往，而与现实的丑恶格格不入。 中国古代文人向来就有与世俗利禄决绝、归隐艺术的先例：庄子淡泊名利，一生只为“自由”而活；陶渊明几出几隐后，最终“不为五斗米折腰”；唐寅看破名利，“闲来就写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王实甫与这些前辈后生心有戚戚焉，是一种必然的心态。 《北宫词纪》所收署名王实甫的散曲《商调·集贤宾》、《退隐》中分别有如下词句： “想着那红尘黄阁昔年羞，到如今白发青衫此地游。” “人事远，老怀幽，志难酬，知机的王粲；梦无凭，见景的庄周。” “退一步乾坤大，饶一着万虑休，怕狼虎恶图谋。遇事休开口，逢人只点头，见香饵莫吞钩，高抄起经纶大手、” 这些诗词证明，是官场的倾轧令王实甫无所适从、大约在40岁时，他策划并实施了一次惊世骇俗的“出逃”，毅然决然地放弃了一片大好的仕途前程，掼了乌纱，只身逍遥去了。这种视名利富贵如浮云的行动，是颇需要勇气的。 政治讥笑真诚与激情，文学则欢迎赤诚与热血。于是，元代的官场中“失踪”了一名显赫的官员，中国的文坛上“混”进了一位伟大的剧作家。 能正视自己的内心，并勇敢追寻内心的向往，不仅需要诗性的冲动，更需要对现世的大彻大悟，也就是生命的大智慧。将这种大智慧用于文学创作上，自是另有一番奇崛风景——王实甫在弃官后不久就完成了世世流芳的《西厢记》。至此，他完成了华丽的转身，并在“叛逆”的路上快乐而执着地“出逃”下去。
温柔乡里的风流才子 王实甫弃官归隐后，头也不回地加入了元杂剧的“地下文人”创作团体——大都玉京书会中。 所谓“玉京书会”，是当时杂剧家交流创作心得的最富盛名的创作组织，是许多杂剧作家产生和活动的地方，很有些类似于现在北京艺术家的聚集地宋庄一样。在这里，高手云集，他们代表了当时杂剧创作的最高水准，其中比较可以确定为玉京书会成员的，有关汉卿、白朴、杨显之、赵公辅、岳伯川、赵子祥等，当然，还包括王实甫。众多爱好相同的文人在一起，相互激发了创作灵感。 书会里的作家称为“才人”,他们大都是沦落都市,谋生无路，才为勾栏、瓦舍的各种演唱技艺写作唱词、话本或杂剧。“才人”们熟悉下层人民的生活，同情他们的遭遇。这些创作往往要通过勾栏艺人演出，因此作家和演员接触密切，关系也很好。这种状态对杂剧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书会才人的创作活动有两个特点：一是他们与勾栏艺人的合作；二是他们在书会内部有竞赛。王实甫因其良好的文化素养和优秀的艺术才能，在这里如鱼得水，左右逢源，乃至深受追捧，是风月的首领。 与其他文人一样，他还经常出入杂剧演出的勾栏瓦舍间，与三教九流聚集一处。元大都时期的西四砖塔胡同一带，有勾栏数十处，是元杂剧演出的主要场所，也是三教九流聚集的地方。王实甫、关汉卿等，整日流连于此，能体味到下层人的生活，反映他们的愿望。 王实甫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是他的这种“非主流”的理念和生活状态，却不为社会和家人所认同。认真想来，他的选择，即使放在今天，也属于比较“前卫”的，何况是七百多年前的大钳制时代呢。幸而此时王实甫的父母已经过世，无法约束他，要不然，他可能不会有如此自由。 没有父母的管束，儿子却成了障碍，王实甫的儿子王结对父亲的作为很有意见。王结是政治地位很显赫的年轻有为之士，面对这样一位“不务正业”的父亲，觉得很是脸上无光，曾劝解父亲为了家族声名和子孙的脸面，不要涉足“歌吹之地”，在家安心养老。但王实甫痴迷于“风月营”、“莺花寨”、“翠红乡”，乐此不疲，已不可能放弃他的创作与自由了。王结最终无可奈何，只能听之任之了。 贾仲明在《凌波仙》中凭悼王实甫说：“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颩颩排剑戟，翠红乡雄赳赳施谋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 “风月营”、“莺花寨”、“翠红乡”，都代指元代官妓聚居的教坊、行院或上演杂剧的勾栏。可见王实甫确实是混迹在风月场上、脂粉堆里，过着无拘无束的落拓文人生活。 他晚年所作的套曲[商调．集贤宾]《退隐》中写道，“住一间蔽风霜茅草丘，穿一领卧苔莎粗布裘；捏几首写怀抱的歪诗句，吃几杯放心胸村醪酒。这潇洒傲王侯，且喜的身登中寿，有微资堪赡亲，有亭园堪纵游。保天和自养修，放形骸任自由，把尘缘一笔勾，再休题名利友。”从中可以推测，王实甫晚年依旧痴迷于烟柳繁花地，乐此不疲地进行着他的创作和实践，生活还是很快乐的。 “且喜的身登中寿”，据推测，他卒年约在公元1336-1337年间。至少活了60岁以上。
一部西厢论到今 《西厢记》是中国文学史和戏剧史上的一座高峰，多少作家只能望峰兴叹，多少艺术家为它孜孜不倦。只一部《西厢》，便足令王实甫名传青史。 在王实甫之前，张生与莺莺的爱情故事已经在民间流传了数百年，最早可见于中唐著名诗人元稹所写的传奇《莺莺传》。元稹作品的结局是，张生另攀新贵，对莺莺始乱终弃。作者为张生的行为找了个正大光明的理由：“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其后又谓：“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把莺莺比作红颜祸水的褒姒、妲己，抛弃莺莺不仅是合情而且是合理的，因为这是“补过”。 这一番辩解欲盖弥彰，无意中向人们揭露了皇权时代婚姻的残酷——女人不过是男人的附庸，婚姻不过是用以攫取权势和提高身价的砝码。 《听琴》，今人王叔晖绘《西厢记》故事 朝代更替，西厢不老！西厢情事在歌伎的小调里流传，在文人们的词曲里绵延。北宋著名词人秦观、毛滂等也纷纷以此为题材，写过幽怨的词曲。这些作品剔除了《莺莺传》结尾处面目可憎的论调，谴责了负心的张生，凭吊了多情而悲惨的莺莺，却未挖掘到更深层次的意义。 金代的戏曲家董解元以诸宫调形式，全新改编了西厢情事，他一改前人悲戚的笔调，塑造了张生与莺莺的坚贞爱情，鞭挞了以崔老夫人所代表的封建门阀观念和传统礼教，并以张生携了莺莺私奔为故事的浪漫结局。另外，此作大大拓展了《莺莺传》的原有情节，加入许多新的人物，为王实甫的《西厢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至于“董西厢”的瑕疵，金圣叹读后笑言：“女子红牙板，大汉铁琵琶。”可见此书在艺术上尚嫌粗糙，人物定型过于拘泥。 随着元代经济向前发展，人们生活相对安定，对杂剧创作提出了更高的审美需求。纵情于歌吹之地，浪迹于温柔之乡的王实甫，无形中担当起这一重任，由于长期出入下层社会，他更能体察大众心里取向，从而写出更能打动人心的作品。在吸收“董西厢”精华的基础上，他创造出了元杂剧的巅峰之作——《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从而植下我国戏剧史上最美丽的一树繁花。 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以及明代仇英所作的《崔莺莺造像》，画中是莺莺焚香祷月的情景
一叶一春秋，一花一世界，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是一个社会的缩影，折射出作者所处时代的情形，也渗透了作者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 学者研究王实甫，最可靠也是最有利的工具，就是他的呕心沥血之作《西厢记》。静坐而读《西厢记》，仿佛伸手触到了王实甫这位多情而多才的作家，歌酒人生，浮华在外，而身体里跃动的，却是一颗不拘于世俗羁绊的心。王实甫凭借丰富的想象力和敏锐的洞察力，将西厢情事改写得更加腾挪跌宕、感人肺腑，让莺莺与张生心心相印，不弃不离，在红娘的帮助下，勇敢地冲破世俗和礼教的羁绊，终成眷属。 王实甫有意打破了封建社会婚姻的潜规则“门当户对”，道出了他对纯真爱情的向往和祈愿——愿“天下有情人都能终成眷属”。这种有悖于封建伦理的主题思想，恰是王实甫本人“出逃”正统的凯歌。 《西厢记》中的爱情圣地普就寺，今日成为山西著名旅游景点 在王实甫的笔下，最耀目的人物，其实不是张生，也不是莺莺，而是红娘，没有这个人物的塑造，“王西厢”将黯然失色。 红娘是古道热肠的大侠，代表了平民形象，什么三纲五常、四书五经，红娘看也没看过，她操着智慧的大白话，时不时来点荤段子、小噱头，总能轻轻松松地化干戈为玉帛。红娘的言行体现了王实甫身上具有的、而那个时代所罕见的民主精神。 长年行走于下层社会，王实甫见识了人间百态，各色人等，他同情抑郁不得志的书生，喜欢朴实热情的劳动人民，他借红娘的嘴，不失时机地嘲弄社会上层人物——崔老夫人、郑恒等。她的胜利是卑贱者的胜利，是平民的胜利，因而红娘更能引起大多数人的共鸣。 明朝著名剧作家汤显祖批注：“红娘委是大座主，张生合该称红娘为老师，自称为小门生。恐今之称老师称门生者，未必如红娘拳拳接引、白白无私也。”红娘只是剧中的配角，可是她的舞台生命力却远远超越了张生和莺莺。 《拷红》中，红娘在崔老妇人面前为张生和莺莺辩解：“夫人啊，信字本耒人之本，人而无信是祸根由。当时被围亲许诺，今日风波你自取咎。夫人啊，你得好休时便好休，其间何必苦追究，常言女大不中留。 倒不如恕其小过成他事，好教那怨女旷夫把夙愿酬。”这一段话是最能体现红娘的“大侠”形象。 最令人称道的，还有王实甫在语言运用方面的高超技巧。整篇《西厢记》多姿多彩、意韵倍至，绝妙好词不断，恰若繁星织锦、明霞璀璨。金圣叹感慨道：“读西厢应与美人同坐，方能品出韵致。”可知此书有很大的审美价值，读来令人心神摇曳，眼前一片氤氲，仿佛看到佳人轻舞衣袖，一路娉婷而来…… 王实甫极尽能事，写情，情在景中，荡气回肠、回味无穷；写人，人在画中，含蓄典雅、风姿绰约。文采自是袭人，但决不轻浮，韵致在笔外。如长亭送别一段： 【端正好】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 泪。秋色凄美、有撒满云朵的碧空万里，黄花满地，谁人不引起青春易逝的慨叹？ 雁声嘹唳，正道出莺莺送别张生的无奈。 全诗无一个“愁”字，但读来句句是惜别之际的愁心冷绪；全诗无一个“泪”字，但欲说还休的隐忍之泪，都闪耀在凄迷的景色里。此诗邃成经典，成为数百年来儿女相别的典范作品。 王实甫又最擅用典，前人诗词佳句，顺手拈来，契合情境，又妙然自在。人物唱词极尽锤炼，又语出天然、纤尘不染。 综观王西厢全篇，人物唱词大雅与大俗相结合，给人以“浓妆淡抹总相宜”的感觉，且读来通晓流畅、活泼生动。 后人无不喟叹王实甫的大手笔，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评道：“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极有佳句，若玉环之出浴华清，绿珠之采莲洛浦。” 就连曹雪芹也掩不住满心羡慕，托了宝黛之口，喝了声彩：“但觉词藻警人，余香满口。一面看了，只管出神，心内还默默记诵。” 《红楼梦》中贾宝玉和林黛玉读西厢
《西厢记》“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结局，在元杂剧史上尚属首例，一如清新的风，一扫当时文坛悲苦压抑的气氛。另外，读者不难感受到王实甫为女性辩护的热情，莺莺的才貌双全、红娘的机智果敢，男子望尘莫及，在男尊女卑的社会，这种女权观念显然起到了一定的抗争作用。 明代戏曲评论家王伯良说：“《西厢》妙处，不当以字句求之。其联络顾盼，斐壹映发，如长河之流，率然之蛇，是一部片段好文字，他曲莫及。”王实甫用心血凝铸的《西厢记》，一经面世，便赚得个“天下第一”的美名，同时也奠定了他在我国戏剧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 京剧《西厢记》，程砚秋饰崔莺莺（中），梅兰芳饰红娘（左），尚小云反串张生。 《西厢记》问世以来，我国戏曲评论界和文学界对王实甫和他的作品掀起了诸多研究热潮。到了明清，此风更甚。最著名的当属金圣叹评本——《第六才子书·读西厢记法》，在金圣叹眼里，王实甫是从古至今屈指可数的大才子。读完西厢，他发出一声叹息：“不是何人做得出来，是他，天地直会自己劈空结撰而出。” 就连一向狂傲的清代才子李渔，也为王实甫的生花妙笔所倾倒，他说：“吾于古曲中，取其全本不懈，多瑜鲜瑕者，惟《西厢》能之。” 《西厢记》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世界文艺中的瑰宝。俄国柯尔施主编、瓦西里耶夫著的《中国文学吏纲要》说：“单就剧情的发展来和我们最优秀的歌剧比较，全欧洲恐怕也找不到多少像这样完美的剧本。” 《美国大百科全书》在“中国元代戏剧”条目中说:“《西厢记》是描写青年爱情的浪漫戏剧，剧作者王实甫以无与伦比的华丽文笔写成的，全剧表现一种罕见的美。” 王实甫笔下流出的红尘往事，传唱不衰，一如衣袖生香的美人，跨越了时空的阻梗，在文学家的神思里熠熠生辉，在艺术家的妙手下巧笑嫣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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