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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厢记》——一块补天石激起的波涛。 《西厢记》为何能够天下夺魁，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明代评论家李献吉说：“《西厢记》可以直接继承《离骚》”。须知道，《离骚》在司马迁眼中，可以与日月争光。言下之意，《西厢记》也可以与日月争光，无怪乎金圣叹说，《西厢记》可以和《史记》、《庄子》相提并论。《西厢记》还被认为是开风气之先，后世《牡丹亭》，《红楼梦》皆其余脉。 一、悲剧性的本事 《西厢记》故事出于唐人传奇小说《莺莺传》。在传奇中，莺莺的结局，是一个悲剧性的结局：她被张生无情地抛弃了。她聪慧美丽，是人间美好；她隐忍坚强，被抛弃后“人前或勉为语笑，人后自处，无不泪零”；她温柔体贴，即便被抛弃依旧不忘交代张生“千万珍重”；她心胸宽广，张生娶妻后，她不忘教诲张生“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当然，崔莺莺的自荐枕席，为的是求取一心人，这一点和卓文君相仿佛。 如此动人的女子，奈何遇到了不能定情的张生，最终落得个“不复明伺巾褶”的悲剧性结局。 “临纸呜咽,情不能伸”,让人唏嘘不已。 关于这个悲剧性的结局，有一种说法，说这本来就是某人的真人真事。此人不是别人，正是该传奇的作者元稹。唐代的进士们的婚前恋爱，大都以悲剧告终，原因很简单：婚姻是仕进的捷径，爱情不过是悲情的往事。因此，爱情往往最终让位给了门阀制度依旧盛行的强强联姻。当然，不是说夫妻就没有真爱，元稹对韦丛的爱，就是很深沉的。 然而元稹一生多情，崔莺莺的原型双文大概是他的初恋。这个双文也绝非是相国之女，而是普通的歌姬。元稹一生，与之相恋的歌姬、官伶有三位：双文、薛涛、刘彩春，无一例外，结局都是悲剧。 元稹写《莺莺传》出发点也许有二：一是追忆往事，眷恋旧情；二是为自己的内心不安寻找出口。在传奇中，元稹毫不吝惜笔墨写莺莺的美好，这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是一种心理补偿，希望借此补偿被辜负的双文。然而即便如此，元稹还是放不下门第之见，硬是给了崔莺莺一个相国之女的身份。同时为了自彰，把崔莺莺的情诗和书信公之于众，这都显示了元稹的局限和自我揭露的不彻底。但我始终认为，能有此举，本身已经难能可贵。 二、王实甫欲补前人缺憾 如果说元稹《莺莺传》作为自叙传，终于无法给崔莺莺一个美满的结局，造成重大遗憾；那么王实甫写作《西厢记》，就是为了弥补这个缺憾。这是王实甫自己说的。王实甫的妙笔生花在于化悲为喜。 《莺莺传》的文笔曾为苏轼等北宋文人欣赏，苏轼门下的秦观、毛谤、赵令峙甚至为此题材写过说唱作品。赵令峙的《蝶恋花鼓子词》说张生的背信弃义、抛弃莺莺,是人世间永远的缺憾。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王实甫《西厢记》杂剧，算是弥补了这个缺憾。 化悲为喜，需要功力，因为稍有不慎，容易失真，容易沦为浅薄的欢笑和虚假的团圆。王实甫是元杂剧大师，他的处理十分细致。 首先是精雕细琢人物形象。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刻画了了莺莺、张生、红娘三个喜剧性人物，同时勾勒了孙飞虎、郑恒这两个反面人物。戏剧充满张力。此外，老夫人的强词夺理、弄巧成拙,法本和尚的逢场凑趣、势利庸俗，都让这部剧作成为一部颇为可观，很有看点的剧目。 其次，王实甫特别注意营造矛盾。没有矛盾便没有戏。《西厢记》有三对矛盾：老夫人与莺莺、张生、红娘；其次是莺莺、张生、红娘之间的矛盾；最后是孙飞虎的叛军和众人的矛盾。 第三，是曲词的优美和说白的机趣。在这个基础上，一段事实上是悲剧的故事，却让人们喜闻乐见，坚定不移地相信：有情人终成眷属。在艺术的世界，人世间的悲剧变成了喜剧，不可能变成可能。这就是《西厢记》这块补天石激起的波涛。 #好腔调戏曲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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