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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陶发美，笔名缶玉乾坤。诗人、文学评论家、民间思想家。其代表作，诗歌有：《萤魂》系列长诗五部，即（《竹林童话》、《时间涟漪》、《天车行》、《光天化日树》、《窗帘曲》）。其诗风雄浑、超逸、凛然、悲悯，极富楚辞遗风，被誉为“本世纪最后的抒情”。诗集《萤魂》获第一届廖诗蝶诗歌奖一等奖。文学评论有：《诗之形而上》、《信仰者的直音》、《读<诗经>札记》、《太阳为何是雄性的？》、《海子的情场》、《存在与诗意》等；报告文学有：《与天路同行》、《蒲纺的背影》等。2015年出版《庄子随笔》一书。其中突出阐述了庄子思想的国际地位。该书第一次提到了道家的“宇宙密码”，第一次全面阐述了道家的宇宙观，第一次提出了“界象世界”的新世界认识论，第一次系统地诠释了庄子的物化哲学思想。在无和有、生和死、道的理性力量、道的理论品格等方面都有独到而卓异的见解。《庄子随笔》的语言风格深邃而清朗、缜密而精妙。该书被学界认为，是一部难得一见的道家思想研究的力作。作者也被称为第一个打开“众眇之门”的人。 用诗歌照亮人生、照亮世界，《照亮诗刊》，大家的诗刊。请点击图像上方“照亮诗刊”，关注本刊。
陶发美 1
是战争狂人，又是诗人，他就是曹操。 在他的诗中，不见其狂，却见其雄；不见其奸，却见其忠；不见其恨，却见其情。而这，也就是曹操。 从曹操的诗歌中，我们领略了战斗者诗歌的壮丽。如果没有诗歌，曹操是不可爱的；如果他仅是一个战争信徒，仅是血腥人类的一个寄生者，他一定是非常不可爱的。 他有诗。 他的背影留在了诗艺的峰顶。 2
明朝有一个叫钟惺的文学家，给了曹操的《蒿里行》八个字的评语：“汉末实录，真诗史也”。现在，我不是说这八个字的评语有多么大的错，只是感到奇怪，后人几乎再不知道其他评说了，好像这“诗史”一说成了唯一定论，成了最高价值之言说了。 我以为，虽然曹孟德的大笔指陈了汉末社会的乱象，但是，我们稍稍细读，就会发现，所谓“诗史”一说是比较敷衍的题解。从诗的整体性看，作者最重要的笔意还是在其心绪上。基于时局，作者的一番忧思和判断可以说是其投入浩渺江湖的心理前奏，或说，这是他将要整肃乾坤的思想准备。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这首诗可以分为上下阕。上阕的“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等句是有潜台词的，即是他坚定走向历史担当的表现；“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明明是他曹操发出的要打击袁术、袁绍等乱臣的信号。下阕则透视了曹操的正义感，也看出了他不同于其他的江湖混混。“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等句，不但表现了曹操目中有民，而且还表现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信念素养，从而衬映出他在江湖上，已处在了被引颈而望的地位。 因此，社会现象的铺叙不是《蒿里行》的要旨，也当然不是作者的本意，最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曹操人生信念之光的初起和照进。 3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短歌行》） 在《短歌行》中，看似是朋友聚宴之吟，而实是曹操借酒抒怀。其歌、其思、其慨、其忧，皆是家国情怀。 我们可以说，是一个行将倾覆的皇朝天下，是一次次战争之火的淬炼，成全了曹操，也成全了曹操的诗歌。甚至说，没有腐朽的“东汉”，就没有不朽的曹操，就没有不朽的诗人曹操。 曹操就是一只超验的大蛹，皇朝天下就是一个沉重的茧体。“挟天子”是曹操这只大蛹的智慧使然、气魄使然，是他一时所需要的政治优势。他在茧体内，矫情任算，纵横捭阖，他似乎并没有刻意去破茧，但是，若能有一天振翼而飞，也是自然的事情。 当然，董卓、袁术、袁绍等也都是蛹，但他们相比曹操，显得不够超验，不够诗意，不过是一窝小小的虫豸而已。他们自然也想着过早地破开茧体，却是过早地死在了茧体内。 4
若是将屈原和曹操一比：屈原是忧郁的吟者，曹操是慷慨的歌者。一个开创了楚地新辞，一个光耀了乐府旧韵；一个是改革者，一个是战斗者；一个是从“政客”走向诗人，一个是从诗人走向“政客”；一个向在国势之急，一个素有江山之念。 屈原多有无奈和不甘，他不能亲历挞伐，他成了棋局的旁观者，他拘泥于做一个诗言中的斗士，“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未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屈原所能做到的仅具有信念的象征性。 然而，曹操是将军，是战士。他没有无奈和不甘，他需要战斗，他渴望战斗，他的激情和信念早已与他的人生目标联系在一起了。他火中取栗，而且守住了栗子。他是天生的战火中的诗人，他抒发的是炼火一般的诗情。 他在《苦寒行》中写道：“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我心何怫郁，思念一东归。……”在一片乱局面前，曹操不愧是一位高明的棋手，而总能化险为夷；他与信念同行，他执掌着自己的使命。 屈原和曹操的命运当然也大相径庭。一个遭到了所谓“天子”的逐放，而汩没南土；一个却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以驰骋北方。 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不同。《怀沙》一诗，学者们大多认为是屈原的绝笔词，全诗可谓文辞哀艳，伤感深重，其结尾有句：“曾伤爰哀，咏叹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谓之。知死不可让兮，愿勿爱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将以为类兮。”最后的事实是，屈原终归绝望至极，仰天喟叹，怀沙自沉，他不得不将自己的生命信念托付于一泓江涛。 曹操则不然，他在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写出的《步出夏门行》，表达了他的人生态度，也看出了他的生命气象。 《步出夏门行》共有四章，现在看看其中的两章： 他在《观沧海》中写道：“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他在《龟虽寿》中写道：“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好个曹操，临碣石以观沧海，天海之万千气象奔他心怀而来。“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是英雄情感投入宇宙情理的表达。也是迄今为止，在描述人类气度方面，最为雄阔，最为豪迈的诗章。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在这样的诗句中，诗人之自然观，之生命观，之人性观，皆是如此大气地互为融合和互为化生。 他禀受自然，呼吸自然，化身自然。他在作品中，不但悟出了万物转化的法则和至理，而且将人的生命境界抬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5
在《三国志·魏帝纪》中，就在陈寿写到“（十五年）冬，作铜雀台”之后，裴松之引注了魏武故事里的“十二月己亥令”的内容。他作引述的意思，应该是要说明，曹操建筑铜雀台确是为了建立名誉，彰显功绩的。 在裴松之的引文里，其中提到了曹操的一句很有名的狂言，意思是说，倘若没有他曹操，“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有意思的是，鲁迅先生说他这句话倒真是没有说谎（但愿鲁迅先生的话意里不是认为曹操说了很多谎话）。 当然，曹操说话是有技巧的。例如，他在历数了自己打败袁术、袁绍，及刘表的战功之后，却只字不提赤壁之战，更没有谈到他兵败南方，逃回北方的事情，而是话锋一转，来了一番帝王之说，以此炫显他在江湖中的霸主地位。随之，他又引用了论语里的“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为至德也”，聊以自慰。他为自己没能征服南方，没能统一天下找了个非常重要的道德借口。显然，他不是说谎，而是机智。他不必要说谎，因为有些于自己不利的话，他是可以不说的。 看来，军人的好喜功和诗人的虚荣心，曹操也是兼有的。只是他声言：“投死为国，以义灭身，足垂于后”，也真不是夸口之语。 “奉国威严，仗钺征伐，推弱以克强，处小而禽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遂荡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谓天助汉室，非人力也。……” “江湖未静，不可让位。”曹操果然了得！ ——他立地的资本实在太大了！ 6
铜雀台是曹操的伟业之彰显工程，也是曹操的信仰之承载工程，是建安时期极具文学意义的文化圣殿。 在建安时期，铜雀台的人气很足，很像现在的文学沙龙或网络圈子。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曹操的《登台赋》、《步出夏门行》、王璨的《初征》、曹丕的《典论》、曹植的《洛神赋》、蔡文姬的《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等，大都是铜雀台的相关之作。 应该说，铜雀台的建筑也是由曹操的文化情趣决定的。倘若，他不是一个诗人和文学家，而仅仅是一个守着武库的封建将相，很难说，他会去建筑铜雀台。刘勰有言：“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心雕龙时序》）正是这份雅爱，让他有了铜雀台的灵感，从而有了这份文化的寄托和自况。 曹操或然懂得，他的江山不仅需要壁垒之森严，更需要文化之夯基。 7
因为铜雀台，自然会想起杜牧的《赤壁》一诗： “折戟沉沙铁未销， 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 铜雀春深锁二乔。” 杜牧尽管隔着朝代，但他在诗中所施予的意味很深长。历史，或许就是一个又一个情节连缀的。而情节往往在偶然中出现，“偶然情节”也创造历史。曹操，一代枭雄，一个总能在偶然中赢得必然的胜利者，但他却止步于赤壁，止步于长江一岸，止步于他一统天下的怀抱之外。 “东风”的出现（事实上是东南风），不过是一个瞬时的自然情节，但是，它不幸演变成了人类斗争中的一个“偶然情节”，——“东风”好像通了人性，它帮助了周郎，却没能帮助曹公。天下的景象居然依“东风”的情节而改变。 情节，可不都是玫瑰花香的情人节。 情节，洒满了血污。 情节，也决定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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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的铜雀台，既是胜利者曹操的象征，也是失败者曹操的象征。 赤壁之战发生在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冬天，而曹操开始建筑铜雀台的时间是建安十五年，也就是在公元210年的冬天，即在战败后的第二年，曹操突然在邺城（今河北临漳）大兴土木，修建铜雀台。而打败袁氏兄弟是在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就是说，相对此前的胜利，赤壁败北的时间离铜雀台的建筑时间更近一些。 所以说，恰恰是赤壁之战后，曹操不再有南方企图，反而有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心安理得了。这个时候，他是完全可以平定心情来构思他的铜雀台。 这个问题还可以反过来推论，如果在那个时候，曹操还没有打过荆州，那他就一定还会想着荆州，他或许还会在打过荆州之后，在长江南岸的某一处，打下孙权。果真是这样，他或在全国统一后，再在别的时间建筑铜雀台了。当然，现在可以更肯定地说，赤壁的失败是他建筑铜雀台的最重要心理诱因。 由于曹操的诗文散失很多，我们不知他是否有赤壁之战的省思。从他的性情来看，以及从上述裴松之的引述来看，他也极可能是不会写的，他极可能采取的是一种省思于心，而淡然的忘却。历史好像总在说，赤壁一战伤损了曹操的元气，其实，这是错觉，也是误解。我们的思维很出问题，就是习惯使用一地一时，或一己的价值观，去判定其他事物，就是用一地一时，或一己的价值观去操历史的心，去绑架历史的判断标准。 之于曹操，他的元气是不易在战场上受到伤损的。他是诗人，他的元气在诗。从某种意义上，他痴迷于战场，与他痴迷于诗情是一致的。战场上的缺略，恰在诗情里补充。一个诗人，一个具有强烈自我生命意识和生命信仰的人，他的元气就是伟大的诗性，就是他的信仰，诗性犹在，信仰犹在，生命之元气犹在。 铜雀台是曹操人生的写照，是王者天下的象征。铜雀台的雄峙，正是伟大诗韵的雄峙，也正是曹操心性世界的雄峙。 9
可想而知，铜雀台一定是很吸引文人的地方，但不幸的是，有个文学家缺席了，他就是孔融。常有人说铜雀台是建安七子常聚集的地方，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七子之一的孔融是不可能去的。单从铜雀台的文化意义理解，孔融的缺席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早在公元208年8月，孔融被曹操杀了，原因是“不孝”之罪，这当然是借故。这对于幼有自然之性，四岁就懂得让梨给哥兄，十三岁丧父而百般哀悴的孔融来说，这“不孝”之罪，是有点可笑的。其实，孔融被杀的真正原因是他与曹操的不和，两人有政见不和，也有其他的积怨。 这历史上的君臣之间的事情是很难说清的。就说这“不和”，总是说，是孔融多有冒犯曹操，却没说是曹操冒犯了孔融，这说明其间总是不对等的。鲁迅先生说：“因曹操是个办事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孔融是旁观的人，所以容易说些自由话。”① 我们又不得不理性地说，这办事人是那一时间，那一朝代也不能少的，而在一旁自由说话的人也是常有的，也是层出不穷的。旁观者要说，办事者有听的，也有不听的。再说，既然是自由说话者，难免负其高气，发辞偏宕，多致乖忤，一定有很多话是不中听的。不中听，却不乏重大意义。忠言逆耳，道理在此。这二者之间的矛盾也是人类生活的矛盾，也是一个既不可止息，又不可调和的矛盾。然而，是不是一定要走一条血腥之路，是需要人类来思考的。当然，包括上帝在内，我们的头颅总是有负我们的良心的。好啦，这个话题不是我现在要说的。 我只是在想，在对待总在一旁说些自由话的人——孔融的态度上，若是曹操能从“办事人”的名位上转过身来，转到一个诗人的情感或文学家的情操上来，那样，你还能忌恨吗？你还能杀了孔融吗？ 是呀，当你曹操面向皇朝时，你可以是军阀，可以是雄诈渐著，数不能堪。而当你曹操一旦能转过身来，面对的是一位诗人，面对的是天下文人方士，如果你能善待有加，不也是可以吉祥如意的么？ 10
与孔融之死有牵扯的，还有一个祢衡。祢衡辩才杰出，性情狂傲，不畏权贵。《后汉书·祢衡传》有载，他写《鹦鹉赋》时，“揽笔而作，文无加点，辞采甚丽。”他这样写鹦鹉：“性辩慧而能言兮，才聪明而识机。故其嬉游高峻，栖跱幽深；飞不妄集，翔必择林。……尔乃归穷委命，离群丧侣，闭以雕笼，翦其翅羽。……顺笼槛以俯仰，窥户牖以踟蹰；想昆山之高岳，思邓林之扶疏。”是写鹦鹉，却每一句都在自视，或自许。 祢衡比孔融年轻二十岁，却与孔融关系好，是忘年交，是孔融一党，也是个口舌不关风的才子。他不光自由说话，还曾当众裸体击鼓，辱骂曹操。这当然是有得罪的。古往今来，文人之自由者都没有在绝对里讨到好处的，得罪了人，不是不要紧，是很要紧的。曹操虽然当时开了胸襟一面，放了祢衡一马，将他送给了荆州刘表。可是，明晃晃的那个社会的刀影是一直在他的头顶上晃悠，而总有一天会落下来的。才气，到底不是护身符。果然，建安三年（公元198年），一代辩杰祢衡竟然死在了一个小小的江夏太守黄祖的手里。 曹操曾怒言，要杀祢衡就如杀雀鼠一样容易。按理说，这对祢衡也是个警告；再说，祢衡之死早于孔融之死十年，这个期间，孔融是否觉得祢衡是前车之鉴。可是，于祢衡和孔融他们，好像都没在意，他们该说的照说，该批的照批。这不禁让人生问：是他们文人生就了这不知死的性情，还是真的在他们身上有那么一些必然的，或神圣的历史命意呢？ 11
在铜雀台，祢衡和孔融缺席了，而蔡文姬入席了。 蔡文姬是东汉大文学家蔡邕的女儿，是汉末重要诗人。曹操念着蔡邕的情义，用重金赎回了被南匈奴掳去的蔡文姬。文姬归汉，是建安文学的佳话。文姬回来后，是铜雀台的常客。这也使她的文学才华得到重新绽放。她写了《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 《悲愤诗》是一首五言叙事诗： “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良。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祥。……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面对汉末乱象，声言之恨，尽在笔端。 “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愁？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这里写到了她在南匈奴的悲凉生活，也细述了离开南匈奴时，与自己儿子艰难离别的情景。 《悲愤诗》的叙事，是真史实的记入，也是真性情的投入，全篇没有一丝虚拟的情感，甚至没有一个词语是悬浮于义理之外的。还有一点就是对仗句少有，但一定言必有中，声泪俱下。 没有回归，没有《悲愤诗》，蔡文姬就极可能相去三千里，声闻早断绝，她的人生也极可能消散在历史的烟云里。 《胡笳十八拍》已经失传，但毫无疑问，在《悲愤诗》里，一定是有《胡笳十八拍》的情绪的。由于《胡笳十八拍》是用来演唱的，又如果《胡笳十八拍》写在《悲愤诗》之后，结合蔡文姬的人生遭遇来判断，那它很可能就是《悲愤诗》的一种翻版，即这种翻版也只是为了满足于音律的需要。 因此，从其内容和风格看，两篇作品一定是有深刻呼应的。 12 我写过一首《致杜牧》的诗，也算是我对曹操和铜雀台的一次别解，现录如下，以作本文的结语吧——
可爱的杜牧先生 那把断戟就不要再磨洗了——
好好珍藏它的六百年锈体吧 或还与它八万里江涛吧
谁还想见它那光呢 那光，闪闪的、灿灿的、寒气逼人、血气弥漫
东风着实刮了三天 火魔的表演堪称上乘
你呀，温和的诗人！每一次出行，只为做一个观光者 看一千次惊涛拍岸，看一万次樯橹烟灭
顾不了江面上的哀号 始作俑者的嘴角掠过一丝狡黠的笑意
生性嫉妒的人，绝不认可东风奇迹 真有那么厉害的风神，人的功劳又往哪儿算呢
可爱的杜牧先生，历史不容假设 折戟沉沙已归于天命，该谁赢，谁就赢了去好啦
江山美人 铜雀春深
殊不知，一个喜欢观沧海的将军 最深爱的是一个能吟悲愤诗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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