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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写给弗兰茨·奥弗贝克129封信件反映了尼采心灵深处最辉煌、同时也是最恐怖的一面：弗里德里希·尼采晚年生活处于极其孤独之中。要想真实地去描写尼采极其孤独的最后15年，单凭想像那是十分艰难，几乎是痛苦的事情，因为这种想像势必无限地发展了悲剧。这场单人剧没有其他的舞台背景，没有其他的演员，只有处身孤独的尼采。总的来说，人——哪怕是英雄人物——是难以在痛苦中保持冷静，难以去回味无聊的事情。那些乏味的事情对天才人物来说是极为可怕的。人们宁可去虚构传奇的故事，赋予恐惧以诗意，以便从感觉上避开恐怖，使英雄人物理想化，以便更好地去理解他们的伟大。近20年来，德国游客养成这种习惯，他们在午饭和晚饭之间穿过恩加丁山到通往西尔斯一玛利亚的铺得很好的砾石小径上散步，以便体验一下尼采在这里的寂寞。当年尼采孤独地站在弧形的碧空底下，面对海拔几千米的冰封的群山，梦想着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些游客恐惧地把这个庄严的风景优美的地方看做是进行大战的真正的战场。这些善良的人猜想不到，尼采在漫游期间怎样通过这里的诗意和雄伟来冲淡他内心巨大的悲痛。尼采给奥弗贝克的信件证明，他从来不是这样的上帝：沉浸于孤独之中，超越于普通人之上，远离喧闹的地方，仿佛从永远呈碧蓝的星空中走来，哼着“查拉图斯特拉”的夜曲，而是一个更为伟大的人物，他的寂寞更为强烈，因为这种寂寞很悲惨，没有一点诗意，非常乏味，因此他更为英勇。这种寂寞是一个病人的寂寞，他眼睛半盲，胃病，神经衰弱，容易激动。10多年来，他不断地回避自己，回避世界——为此他住过成百家旅店，平民公寓，住过乡村和城市——同时也在回避猎人和野兽，他在神经受折磨的情况下总是坚持工作。他写给奥弗贝克的信是最后发表的，也许是最优美的，因为它们是最秘密的。在这些信中，没有一处可以看到他在安宁而自由地休息——好心的市民把他的这种休息视为他的寂寞。在他身上，全部的安宁只是微小的，所有的幸福只是短暂的。他有时在卢加诺，有时在瑙姆堡，有时在阿尔古拉；然后又回到拜罗伊特、伯特、卢塞恩、施泰因阿奇洛、索伦特。后来他又认为，勒格茨的矿泉浴能帮助他从痛苦的自我中解脱出来，圣·摩利兹疗效显著的泉水和巴登一—巴登的矿泉水会赋予他天才；后来他又在因特拉肯和内瓦寻找疗养地。不久他找到了恩加丁山，他发现这座山可以使他解脱，使他安宁；后来他必须去南方的城市，威尼斯或者热那亚，孟托若或者尼斯；他又匆匆地想去圣母浴场；不久又向往森林，向往蓝色的天空；后来他又认为，只有生气勃勃的小城才能给他带来安宁。漫游丰富了他的科学知识，他阅读有关地质和地理方面的书籍，只是为了了解地区、气候，为了寻找能够与他相处的人。他想去的地方还有巴塞罗那，甚至还有墨西哥的高原，他希望高原能使他的神经安宁。但是孤独总是围绕着他，不管他要它，还是不要它，不管他寻找它还是回避它，孤独总是一再把他推到新的孤独之中，最终使他对本质的共同界限、空间和语言都毫无感觉，一切都是冷漠的，一切都是可怕的，极地地带是寒冷的黄昏，荒凉，陌生，充满神秘的黑暗，终于在黑暗上方出现了红色的北极光。 因此，人们在谈到他的孤独之前，就不要想像他隐居西尔斯一玛利亚时是多么舒适，多么愉快，并且充满诗意；在谈到他的漫游之前，就不要想像他这个人——他的形象通过流行的半身塑像和肖像提高了还是降低了他的威望和魔力——是何等的传奇！在他这些信件中，在他所有的生平资料中，没有一处表明他像巨型的半身塑像所塑造的那样：身材魁梧，宽大的额头，浓密的眉毛，炯炯的目光，厚实的髭须，嘴巴显得倔强。要想真正地理解他，就得降低他外形的标准，就得敢于正视他身体的状况。塑像上他的眉毛浓密，目光炯炯，实际上他目光无神，视力很弱，由于读书时间太长眼睛流泪，他的眼镜暗淡不会发出光亮而使眼睛闪亮。他的手写起字来很机械，眼睛几乎跟不上手的移动，阅读信件对他这个半盲的人来说是一种折磨，打字机是美国人赠给他的最珍贵的礼物之一，因为他在打字机上找到表达的新的可能性。在高高的、光洁的前额后面，实际上是太阳穴在突突地跳动，针刺般的痛苦使他抽搐，可怕的失眠使他惶遽，他试图麻醉自己，服用的安眠药剂量越来越大，但是不起作用。他的神经越来越过敏，使全身的器官受到震撼，饮食稍有疏忽就会刺激过敏的内脏，有时整天呕吐，环境的变化、空气的压力和天气的转变都会给他的身体带来危机。他的身体似水银般敏感，他的情绪就像4月份的天气一样多变，会突然间从无法抑制的、几乎是病态的欢乐中降到黑色的忧郁之中，一切都取决于他的神经，神经的感觉就是痛苦的感觉。可怕的是，他的神经完全依赖他的身体状况；更可怕的是，他的孤独极少或者几乎不会由于与其他入接触而转移，他手里总是拿着颤动的磁针——他感觉上的罗盘仪；尤其可怕的是，他的内心敏感性通过他小市民那种受压抑的狭窄的不愉快的生活在不断地增强。只有同时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样经历过辗转异邦，陷入贫困和被人遗忘，才能理解这种内心的痛苦。19世纪下半叶，艺术和科学五彩缤纷，而当时两个最伟大的天才却在可怕的至今难以看透的背景下备受孤独之煎熬。作品中的杰作，生活中的先觉蕴藏在两个衰弱的拉撒路一他经常在痛苦中死亡，上帝又把他从死亡中唤醒——瘦长的身体里。他们首先必须走出孤独的重重包围，才能达到最后的真正的孤独。 尼采的最后寂寞是怎么样，没有见证人，没有谈话，没有人遇见；只有呼喊，从黑暗中呼喊出来，传到远方，他的希望和痛苦的喊声来自他的信件。起初只是感觉上有些紧张，身体上有些不适，渐渐地整个氛围变了，孤独的空间变得陌生，变得寂静，变得寒冷，孤独就像铁板似的天空压迫着他，然后整个生活变了，变得不理智，变得痛苦。如果把他这些信件逐年地看下去，就会感觉到，在他的周围变得越来越黑暗，越来越寂寞，仿佛是从明亮的世界走向黑暗的山洞一样。他在普法战争中得了重病，第一次去南方治疗，1871年回到巴塞尔当教授。当时他的生活充满希望，他初期的成果闪烁出光芒，得到人们的赞赏。在巴塞尔大学，他是最受欢迎的，也是最有争议的教师之一，他的首批作品使他成为热烈讨论的中心人物。理查德·瓦格纳是他那个时期最伟大的人物，在德国他比任何一个人对瓦格纳都亲近，他将是新的哲学的开创人和领导者。同巴塞尔大学断绝关系后，他没有同其他大学建立新的联系。现在他每前进一步都使他更加感到孤独，他每出版一本书仿佛更远离当代文学。它同瓦格纳断绝了关系，使他不再是“完人”——他认为的“完人”就是能以当了24年的语言学家的天才目光察觉当代最特殊的现象——而使他一下子失去了一半的关系。那些通过瓦格纳认识他的人，为了瓦格纳的缘故而离开了他；那些还留下来的人，小心谨慎地对待他，并且对他的信任也有限度。又过了两年，这些关系又破裂了。使他有故乡感觉的妹妹也跟随其丈夫出国去了。鼓舞他创作的亲朋关系越来越少了，现在当他的创作进入空前状况时，这种关系降到了极点。他创作的新型的作品能散发出一种的魔力，吸收住一种极其神秘的力量，这种力量把他的朋友排斥走了。在他40岁创作进入高潮时，他仿佛回过头来，张开双臂欢迎新的朋友： 啊，生命正当午！人生第二春！ 啊，夏天的花园！ 幸福即将来到！ 我期待朋友，日日夜夜， 新的朋友！来吧！是时候了！是时候了！ 但是，他的生命之树已不能长出叶子。太晚了。偶尔也有些关系来往，那是来自远方的布朗德斯，施特林贝格，希波吕特·泰因内。但是他们住得太远，太偏僻，难以对这个内心在燃烧、体外感到寒冷的人产生影响。这位半盲的人摸索着从旅馆走向旅馆，从海边走向城市，从阿尔卑斯山走向峡谷，但是总是从孤独走向孤独，最终内心的高温烧毁了他体内结了冰的血管，在都灵癫狂症侵袭了他，没有一个朋友在场。孤独破坏了他天才的大脑。 只有一个人，弗兰茨·奥弗贝克，一直在那儿。当尼采辞去巴塞尔大学教职时，他在那儿；当尼采从远方漫游回来时，他在那儿。他是忠诚者中最忠实的人。现在第一次完整地发表他与尼采的通信。对这些信件的发表争论了几年，后来原原本本地发表了这些信件，对他们之间的友谊的产生和表现形式没有作指导性的说明。这样处理也许更好，可以表现出尼采的个性和人性。从尼采给奥弗贝克的信中，人们感觉不到尼采是语言学家、教授和作家，感觉不到尼采对自己和世事起作用的有创造性的一面，只能感觉到被掩盖的本质的东西：献身和友谊。奥弗贝克不像理查德·瓦格纳那样是尼采心目中的大师，不像彼得·加斯特那样是尼采的门徒，不像罗德那样与尼采志趣相投，不像尼采的妹妹那样具有血缘关系，他只是朋友，但是这个朋友是值得倍赖的。他为尼采做了一切。他是尼采的邮件主管，书籍批发商，银行家，医生，经纪人，通信员，安慰者。他始终为尼采排忧解难。他能够理解尼采特殊的性格，并且珍视他们的友情。在尼采动荡的生活中，他是惟一始终以坚定的信心支持尼采的人。尼采有一次出于内心的感激说出充满幸福的言语：“我中年就得到善良的奥弗贝克的关心。” 尼采给他写信时毫无遮掩，甚至连身上细微的毛病都写，在别人面前尼采对这些毛病也许还要遮遮掩掩；尼采什么事都对他叫喊，甚至家中细小的事都说，哪一天晚上失眠，哪一天下雨，自己病情的变化。尼采的信件有一半写的是这些琐事，另一半写的是发自内心里的绝望的叫喊。读这些信很可怕，有如大咯血一样：“我根本不理解，我为什么只能再活半年”，“我必须发明一种新的忍耐，比忍耐更加忍耐”，“拔出手枪现在对我来说是相对愉快的想法的源泉”……还有尖锐地叫喊：“请你帮我死得容易些！”除了爆发这些冲动的感情，尼采还诉说一些生活上操心的事。他诉说在热那亚没有炉子，他想的一种不那么难喝的茶叶，凡是感到压抑和困扰的事情他都写信告诉他的朋友。他不断地把自己的痛苦和贫困向远方的奥弗贝克诉说，但是他又从礼节角度认识到自己这样做很不好，他小心谨慎地询问是很感人的：“我一直是个累赘的伙伴，是吗？”实际上，在过去的15年中，他们很少见面，但奥弗贝克丝毫没有失去坚定性，尼采总是以激动的心情赞扬他这种坚定性。他同情地倾听尼采的诉说，他用巧妙的安慰来减少他的绝望，他认为他的激情是真实的，没有以丝毫的怀疑来减弱他的激情，他从来没有用异议来刺激他过敏的神经，他从来没有用空话敷衍他。他的来信充满着冷静、亲切、舒适、平凡和轻松愉快，正是从不间断的来信和意见分歧中可以探讨尼采滔滔不绝的热烈的健谈性格，正如他的坚定性给这个孤单的人带来安慰一样。他想方设法为尼采弄到胃病所需要的食品，不知疲倦地满足尼采的愿望，替尼采管理财产，他的请求从来不涉及自己，而是为了尼采。他的请求就像母亲的温柔，他这样写道：“不要冻着，营养要好。”当他有时为了改善尼采的状况敢于向尼采提一些小建议时，他的请隶就像父亲一样预先加以考虑的。有一次他试图从根源上解除尼采最深沉的痛苦，把他从孤独中解救出来——这种孤独使他陷入绝境，使他感到压抑，使他燃烧，使他冻僵。他非常谨慎地小心翼翼地建议他去教书，当然不是上大学的课程，而是在高级中学里上点德文课。奇怪的是，尼采平时对别人的建议总是充耳不闻，这回却讥讽地写道：“人家想劝说雷俄科翁去排除困境……”信里还写上这样优美的格言：“受苦对于每个人来说是廉价的战利品，每个贤明的人都是受苦的人。”尼采就是这样冷静而耐心地回答了这个建议，尼采认为这个建议是最近阶段人家向他提的建议中最能接受的建议。尼采看得出来，朋友用这种诱惑是为了什么，尼采感觉到重返教坛的深刻意义，但只是持怀疑的态度补充说：“等完成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后再说，我担心，世界上没有一个学校会要我当青年学生的老师。” 但是与尼采的友谊还要经受最后一道的考验，就是他的作品的考验，几乎所有的人都经不起这个考验。这种说法是很奇特的：这种友谊存在15年不是由于尼采的作品，而是不顾他的作品。尼采自己曾经也严肃地说过：“这很好，我们相互之间前几年没有变得陌生，尽管有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也没有变得陌生。”尽管有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也没有变得陌生！他的作品使所有爱他的人都离开了他，这对尼采来说是习以为常的。事实上，在尼采与奥弗贝克之间，尼采的文学创作与其说促进了他们的友谊，不如说考验了他们的友谊。奥弗贝克永远无法以真正的热情接受尼采的作品，他内心里有道德的阻力，他们两个人充满深情，平时坦诚相处，但是互相小心谨慎地回避争论。尼采不断地向奥弗贝克赠书，并非常担心由于自己的作品会失去这位朋友，有一次赠书时尼采仿佛央求地写道：“老朋友，请你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这样你才不会迷惘，我们才不会疏远。请你集中全力，请你忍耐，请你保持对我的友好。如果你对这本书难以忍受，也许有成百个细节不堪容忍。”他请求原谅他写出这样不寻常的东西：“现在人们不要期望我写出优美的东西，不要苛求一只难受的挨饿的动物能出色地撕裂它的猎物。”奥弗贝克明确地表示歉意，说不完全理解他的作品，化坦诚地写道：“我还达不到深思的标准，没有能力专心致志地钻研你的作品。”他没有通过文学上空洞的言语来掩饰内心里的生疏，而是宁可拒绝评论。他没有谈论他的作品，只是对此表示感谢，并且尊重他，忠诚于他。他一直是他的朋友，是这个孤单的人的最重要的朋友。有些人对此感到失望，在通信中对尼采的作品所发表的意见完全是独自式的，单方面的，只有尼采在说明，在预言，在释义，没有奥弗贝克的倾诉，他只是表示感谢，表示敬佩，只是小心谨慎地评价。因此，有些人也许认为，奥弗贝克是低能的，是缺乏理解力的，因为尼采的作品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而他一时却不能理解，更不能理解其重要的意义。我们认为尼采是个整体，他的作品也是完整的。今天我们也许无法回过头来理解，当时出版的许多书籍是多么离奇，多么单调，多么不连贯，多么难以理解，但是尼采在通信中立即向他的朋友指出，那些书是乱七八糟的。他在信中写道：“今天我第一次想到，想把人类历史分裂成两个部分。”他又写道：“除了我，没有人能预言‘查拉图斯特拉’所预言的东西。”他预言：“目前的欧洲还不知道，我的天性关系到何等可怕的决定，我系在什么问题的轮子上，一个灾难正在酝酿之中，我知道是什么灾难，但是我不说出来。”人们推测，有个朋友忧郁地想得到一本有关这种预言的书。奥弗贝克是忠诚的，他忠于尼采。尼采一再对他表示感谢：“在我人生最严寒的季节里，你给我永恒的忠诚。当我脱离理查德·瓦格纳时，没有人以千分之一的热情和同情帮助我与他沟通。” 即使这样，对于尼采来说，理查德·瓦格纳仍然是他所认识的做人的最高标准，仍然是他在人性方面所给予的最高赞扬。实际上，尼采写给奥弗贝克的信以及与理查德·瓦格纳的通信，与他妹妹的通信，都是尼采的真诚和亲密的顶点。在他们心中感情的深厚，悲剧发展的力量，今天我们是无法认识的。没有文学的分歧，没有哲学上的闲谈，这就抑制了他在信中发出的高昂的声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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