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月印万川”到“水月镜花”

　　朱熹是“月印万川”诠释模式的开创者和执行者。他认为，“五经”、“四书”等经典无别，若能参得透，都是“一理”。“一理”是万物与所有伦理纲常关系的根本依据，但又是具体的，以特殊的样式展现于不同事物之中。解读圣人典籍，就是要弄清“一理”如何落实到个别事物之上，凝聚成个别的、具体的、所以然之理的。解经虽应立足文本，不能空发议论，但在弄懂文字内含具体之理后，还要由“下学”而上达“一理”。朱熹强调“情”与“理”、“事”与“理”的区分，挖掘儒家文本的道德追求与工夫进路的“分理”客观性，以保证其实施的有效性，进而为“一理”的普遍性存在找到现实依据。

　　朱熹主张诠释经典时要“格物致知”。经由探究而掌握“物自身”，进而帮助主体意念“纯化”，达到“一理”的认知境界，同时将本心所具之理推广至事物上而体会事物之理的状态。此方法的实质将“下学上达”的为学顺序，变为“理一分殊”的逻辑推演。朱熹认为，经典之内既有“文理”又有“义理”。文理是文脉、内容与意义，而义理除了意义之外，更指道德性、价值性的真理。文本的基本内容与中心思想需要掌握，意义与真理更需要理解与领悟，其关键在于格物。“一理”的发现，在于日常“格物”的积累之中。

　　陆九渊则提出“发明本心”的命题，认为解经首要的要求是学者先学会体证自己的本心。圣人与普通人心理“同构”，古之“一理”与今之“一理”相同，故经典是“此心此理”的具体化。解经是一个“求心”的过程，由于“心同、理同”，所以不同经典间只有文字的差异，而无义理之不同。故文字训诂仅是经典诠释的初级阶段，解释者以心灵体察的方法领悟经典创作者的意图，把握“此心此理”的要义才是最终的目的。

　　表面上看，陆九渊似乎将“理本论”转变为“心本论”的解释形上学，实则不然。“理”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公理”，其是宇宙运行规则，亦是人类活动的最高法则，而“心”则是对根源性“理”的体认。“心”的道德感知来源于自身固有的“理”，它只是“理”的先在规定和表现。与“理”相比，“心”的地位仍处于第二位。即陆氏虽将“格物”之法转为“格心”之样式，但其实质仍在践行着“理一分殊”、“月印万川”的诠释路线。

　　在朱、陆及其各自后学的影响下，“月印万川”模式一统宋元两代儒家解经风向。在其统领下，每一本典籍中的段落、篇章结构都具有不同的意义，解经者相信每一特殊文字记载都可能会呈现出某种新的义理，所以字字考究、步步体认成为通行的方法。虽说在本质上，都是“一理”在现实世界的呈现，但由于存在的特殊性，所以每一“分理”又有特殊的内涵。

　　明代，儒家学风发生转变。在吴与弼、陈献章、湛若水等学者的推动下，孟子心性之说得以振兴。后经王守仁改造，一种彻底的“心学”——“阳明心学”诞生。在“阳明心学”影响下，“月印万川”式的解经悄然被“水月镜花”模式替代。

　　“水月镜花”的特点是“贵意象”，坚持“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经典中的语言既真实又虚幻，诠释的关键在于，明确主观心志会超越客观文字。它将解经视为一种纯粹的向内实践，剖析文本获悉的伦理目标、修养原则均成为心志运作的边界或框架，所有的活动都是为了修炼主体心志本身，所谓“经学即心学”。学者在诠释经典时往往以体悟内心“良知”为终极价值，经典随之成为从属性的“影本”。因为形上本体“心”古今如一，而经典所依附的语言由于创作者自身的“历史性”与“不完美性”，总会存在某些不完整之处，故“六经”也可视为一种“糟粕”，需要后来的诠释者不断加以修正、发挥。

　　在此思想的指引下，解经的“随意性”增强，经文成为虚无化的东西，诠释只要能立足于本源性的“良知”之上，便就不用在意“所说的”距离“本文”多远。诠释经典的根本在于体证一种作为本体的宇宙心，此心是道德与存在的双重依据，是一切德目之所出。

　　“水月镜花”式解经提升了诠释者的主体性，它强调经典诠释是体验之学，应以主体人格为中心而不是以文字解读为中心的活动。知识上的领略，只是内化经验，重要的是将领悟与心志相结合付诸实践。虽然它容易带来主体“成见”影响诠释效果的“理解之弊”，但它却将深受“存天理、灭人欲”观念压制的“人性”解放出来，主体的价值意义得到彰显。它既是一种学术方法的变换，更是一种思想的启蒙。

　　如果说宋代“月印万川”之发明是基于佛老对儒学社会权威根源性伤害的抗争，那么明代“水月镜花”之流行则是对经学诠释日益程序化、僵化，思维空间极度萎缩局面的变革。当然，明中后期商品经济迅速兴起，平民政治地位改善，人之情欲价值受到肯定等社会因素，亦在客观上推动了儒家经典诠释方法在其时的变迁。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