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图四大专藏｜古籍的故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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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在国图稽古厅，张志清馆长向我们展示并介绍了国图的四大专藏。下面我根据听课笔记及所学背景知识，向大家讲一下四大专藏的故事。

“四大专藏”，是单独编号的四种古籍，避免了拆散编号可能造成插架变动、源流变乱、不利于整体保存的问题。四大专藏最初包括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后来《古今图书集成》被《永乐大典》替代。国图在四大专藏之外 ，还有甲骨专藏。张馆长表示国图镇馆之宝很多，并不限于四大专藏，比如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的价值就不次于四大专藏。

书籍的兴衰与民族的命运相连，盛世编书，和世藏书，衰世毁书，末世无书。中华文化的传承之所以未断，正在于书籍。四大专藏的流传与国家命运紧密相关，因而受到更多的关注。

一、文津阁本《四库全书》

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原藏热河行宫（今河北省承德市）的避暑山庄。乾隆三十九年（1774），开始修建文津阁，次年修建完毕。乾隆五十年（1785），《四库全书》入藏。1913年，文津阁本《四库全书》由国民政府内务部运归北京，藏于文华殿古物陈列所。1915年，由鲁迅先生斡旋拨交新成立的京师图书馆。

“北四阁”《四库全书》，今所存者大多“书”、“架”、“函”分离。藏于国家图书馆的文津阁《四库全书》是现今唯一完整拥有原架、原函、原书一体存放的一套，属国家珍贵文物。国图将文津阁《四库全书》集中贮藏在新馆正中央，藏在部分玻璃结构的通透空间中，使得读者在国图阅读时可以一睹其全貌。整套书共有36304册，分别存放于6144函中和128个木架上，每个木架高约2.8米，现有存放面积为256平米，迁至新馆后增至500多平米。

文津阁四库馆整体存放情况，图片来自韦力先生“芷兰斋”公众号。

经史子集卷帙，以四种颜色将其分别开来。经部为绿色，史部为红色，子部为蓝色，集部为灰色。

文津阁《四库全书》影印本，来自孔夫子旧书网。

《四库全书》及部封面，来自韦力先生“芷兰斋”公众号

每一匣上都以相应颜色镌刻有匣内书籍名目。每匣书均有夹板、相应颜色的绑带、带上有别扣。《四库全书》为包背装，每册卷首盖有'文津阁宝'，末页盖有'避暑山庄'、'太上皇帝之宝'小篆朱文方印各一枚。《四库全书》各阁本间文字存在差异。张馆长以自身早年间在整理《全宋诗》过程中遇到的经验为例，说明了文津阁本在异文上的价值。

为方便抽取，每函书都按经史子集绑有相应颜色的彩带，图片来自韦力先生“芷兰斋”公众号。

“避暑山庄”及“太上皇帝之宝”朱文方印，图片来自韦力先生“芷兰斋”公众号。

二、《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以分韵编排，一字不改收录原文，相较于乾隆编《四库全书》，更有助于辑佚。张馆长给我们展示了乾隆御制诗对永乐大典的赞叹。大典从乾隆时期的8000册到晚清的800册，多由馆臣所窃，可见中国知识分子的创造力极强，而破坏力亦极强。国图所藏《永乐大典》的一部分建国后由苏联和民主德国归还，还有一部分由张元济先等先生捐赠。

2013年，经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与国家图书馆倾力合作，通过实施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项目，使海外藏卷2272至2274卷“模”字韵的“湖”字一册《永乐大典》回归，并与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前、后各一册相缀，使“湖”字部分合璧，馆藏数量达222册，此为民族文化的盛事。

卷2272至2274卷“模”字韵的“湖”字一册，来自国图官网。

        至于大典本身，开本甚大，采用官方的包背装，封面较硬，原本可以插架，书前粘有编纂《四库全书》时，对该册进行辑佚工作的记录，书最后一页仅为半张纸，上面记有责任人员姓名。对比乾隆时题签和大典原文可见，明清馆阁体有别，少数民族喜用软字而汉族喜用硬字。

1959年中华书局、1983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本 ，来自孔夫子旧书网。

边线、行格均为手画，然后进行手抄。

        关于正本不见的问题，依据郭沫若意见发掘长陵、定陵而无所得，尚有学者怀疑存于永陵，而今其内皆水。2016年2月26日《光明日报》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永乐大典>的坎坷经历》，文章剪裁历史事实，有意回避该书归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历史依据，做法欠妥。而《光明日报》刊发此文，亦有不审之嫌。

三、赵城金藏

赵城金藏，发现于山西，今有500余卷藏于西藏博物馆。其它经书多为经折装，而金藏尚保留卷子装。抗战时期，由八路军战士及当地军民抢救而出，随游击队辗转，后藏于一处煤洞，有战士为保护经卷牺牲。 因受潮及煤污，书多霉变，北平解放后运抵国图进行修复，依据赵万里先生提出的整旧如旧原则进行。张馆长介绍说是通过蒸的办法一层层揭开的。这是建国后第一次大型古籍修复工作，修复师傅娴于技艺而文化水平不高，因此未留下修复文字。张馆长为我们展示了金藏中仅有的一个黄卷赤轴卷子，并向我们出示了作为例证留下的，唯一一个未打开的霉变卷子。这一卷子，据说当初任继愈先生于会上建议打开，众皆默然，遂已。

《赵城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六十四，玉生烟摄。

唯一一卷未被修复的《赵城藏》，玉生烟摄。

四、敦煌遗书

敦煌遗书，有精良者亦有破旧者，张馆长认为与道真搜集修复古废经活动有关，经其修复者精良，未修者破旧，道真的活动由其发愿文和还愿文可证。张馆长进而指出古代经书的修复工作从修复佛经开始。与赵城金藏未留下修复文字的遗憾相比， 敦煌文书采用了可逆性修复。修复时用不同色的纸张以区别年代，对于双面皆有文字者都可以保护，相较而言，英美采用酸性胶水修复，则造成了善意型破坏。张馆长亦痛惜称，今日故宫修复的字画虽然华美，但大量使用酸性物质，实际上造成了字画的短寿。他还指出，如今国图的古籍修复技术已大有长进，传统的金镶玉 装实际上造成了对书籍的破坏，已非所取。张馆长提醒我们注意所展示文书所用的硬黄纸，指出其纤维短，加以染黄而无虫害之患，而日本纸纤维长，且不懂染黄，从而使得日本、朝鲜等的书籍多受虫害影响，因而寺院古籍往往虫眼如筛。

西晋陆机《辩亡论》，黄纸墨书，工楷写就，字体舒朗俊秀，是敦煌唐人写本中的翘楚，玉生烟摄。

硫磺涂改的痕迹，玉生烟摄。

介绍完四大专藏之后，张馆长再次向我们说明了2007年开始的古籍保护计划以及十三五规划中对古籍的重视。古籍保护分为原生性保护和再生性保护两个方面，原生性方面影印留存，再生性方面辑佚、数字化，张馆长介绍了国图在这两方面的努力。

张馆长还提到了书籍取、拿、放的规矩和训练，并指出文献学课程都是工具课，了解古籍保护技术，对于古籍整理和保护都有用处。他指出黄永年先生的藏书特别干净，正因为黄先生自己会古籍修复。古书拿出一次损寿六十年，纸寿千年多已接近，古籍本身十分脆弱，张馆长最后殷切希望大家珍惜机会，投身于古籍保护事业。